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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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还颇有些宿命的意思。2007年春天的一个中午，桂林大瀑布饭店前面的杉湖边，一位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中年妇女走到我跟前，问道：小伙子，你是来桂林找工作的吧？我不置可否地看了她一眼。接下来，她又问了我几句——多大了、从哪里来之类的。见我仍然没有要理她的意思，她最后决定转身离开，同时又说了一句让我当时无法理解，不过事后想起来又觉得像是充满了神启的话——你要争取留下来，这里对你很重要！

当时我还在读大四，刚从待了半年的广州来到桂林，想以实习的方式投石问路，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谋一份差事。不过我的麻烦在于，既不满足学历上的要求——硕士或者博士，也不满足专业上的要求——中文、新闻或者历史；雪上加霜的是，出版社的某位领导在前一晚刚与我谈过话，已经明确表达了对我野路子出身的质疑，言外之意是没戏了。

所以，那位中年妇女没头没尾的几句话不但不能给我带来任何安慰，反而还加重了我的一筹莫展。事实上，她那种江湖术士般的谈吐、神秘兮兮的样子以及那根及腰长的大辫子，一度还让我怀疑她是个骗子——望着她的背影，当时我确实说出了那两个字：骗子！

然而想不到的是，工作的事情很快又有了戏剧性的转机——当天下午与我聊了一个多小时后，出版社时任社长肖启明当即就表态欢迎我留下来。这么说，并非夸大那位中年妇女的作用，也不是把这层转折归结为神秘，而是她那句话确实为我和桂林的关系提前作了一番预言，至少是巧合——几个月后，一列绿皮火车就把我送进了桂林，送进了那家声名正如日中天的出版社，也送进了那段虽然只有两年半却对我构成了某种源头性影响的日子。

骖鸾路、榕荫路、北极阁、叠彩路、中山北路，这是我在那座南方小城租住过的几个地方。但无论租住在哪里，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指向那家出版社当时的所在地——中华路22号，就位于朱元璋的侄孙朱守谦建造的那座比故宫还要早的靖江王城的东北角。

在那两年半时间里，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刨掉午休的那段时间，我就属于案头上那一摞摞需要校对、编辑和宣传的书稿，从语文、外语、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政治的教辅资料，到中医类、教育类、辞书类、历史文化类等横跨各个行业的人文社科图书。而在伏案之外的其他时间，我则让自己尽量属于那座以山水而闻名天下的南方小城，属于它那些值得深入盘桓的各类景观和城市肌理，以及它不断向我延展开来的历史纵深。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一千多年前韩愈虽未亲临却犹如亲临的这句想象之作，精准捕捉到了桂林山水的传神之处。而一千多年后，那些碧玉簪般的山，那些青罗带般的水，以及那些在山水之间展开的一切，再一次呈现在了我面前，以一种实在而具体的方式填补着我此前对远方的无尽想象。事实上，它们日日夜夜就在我的旁边——至少是一望而见的范围之内，如果有兴致的话，走上几步我就能置身于它们之间，成为它们的一部分。

与那些奔赴而来的游客不一样，对我而言，旅行是我在那座南方小城里每天都在进行的一种日常。只要不上班，随时我都可以走进它那些充满了地方特色的大街小巷——叠彩路、凤北路、滨江路、正阳街、兰井巷、太平路、依仁路、芙蓉路、龙珠路、乐群路、翊武路，等等，走进漓江、桃花江、榕湖、桂湖、杉湖、木龙湖那片被称为“两江四湖”的水系景观带，走进独秀峰、叠彩山、伏波山、象鼻山、七星公园、訾洲公园、西山公园等大大小小的景区和地标……最重要的是，它们时时刻刻都在以在场的方式参与着我的生活。

当然，还有那些遍布城内各地的遗址、故居和历史人文地标，它们也让我得以从当时的桂林出发，不断走进那一座座时间意义上的桂林，走进那一段段以遗迹形式构筑起来的历史层累——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与昆明、重庆齐名的三大抗战文化城之一，桂林在1938年到1944年曾经云集过千余位知名文化人物，甚至一度开设过两百多家书店和出版机构。

以靖江王城为中心，那片方圆两三公里的核心城区，几乎每天我都会走上一遍——很多时候还不止。时至今日，我难以想象自己当时何以会对那座南方小城产生如此持久而深入的热情，因为它是我的栖身之地？是对我此前贫乏的地理经验的弥补？还是出于一种年轻人的本能生命热情？一个更合乎事实的解释是，它是我近在咫尺的远方，在我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它正好以世界的面貌摊开在我的面前——更进一步说，它就是我的世界。

是的，尽管已经离开十六年之久，但一闭上眼睛我就可以置身于它的街头。从刀锋书店，从解放桥，从古南门，从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无论从哪里开始，我都可以把那座南方小城再走上一遍，甚至可以把那些街巷的名字、沿途的地标建筑和一些店铺的招牌准确无误地报出来。一点也不夸张地说，在迄今所待过的诸多城市中，它也是唯一一座我以步行方式深度感受过的城市，它的一切已经内化在我的视网膜——不，心理地图——深处。

后来，即使是离开之后，它甚至也一直和我在一起——除了记忆中的那些内容，它还以签发给我的那本户口簿的形式被我带在身边十二年之久。在那十二年里，我并不是没有机会去做户籍变更，但却一直没有那么做，这固然是因为距离遥远和飘忽不定之故，不过也不乏某种潜意识里的私心所致——想以这样的方式继续和它保持着一种藕断丝连的关系。

2

“桂林山水甲天下”，八百多年前王正功在宴请十一位桂林中举学子时吟出来的这句诗，被一代代后世人传诵成了一个响亮的地方标签。然而，这句千古绝唱的反作用力也是巨大的，它让那座南方小城里值得被看见的更多内容被遮蔽了，甚至被视而不见了。在那些值得被看见的诸多内容中，至少还包括了当地的日常生活——起码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江南巷，还有它的那条岔巷——兰井巷，就位于靖江王城的东南角。长满青苔的青石板路面两侧，是一座座深宅大院，从那些敞开着或半虚掩着的院门望进去，可以看见里面的天井、花圃、盆栽、晾晒的衣物、廊檐下的藤椅，而那些雕花的门窗背后，偶尔也会飘出来几句轻言细语或是一阵阵煎炒烹炸之声，安静而又热烈，平淡而又繁华……第一次偶然闯入之后，我又去过那里无数次——事实上，我只需要下楼，沿着中华路一直走到底，就到了兰井巷的入口——而对我来说，那也等于通往那座南方小城日常生活现场的入口。

那种具体、真实、鲜活、生动的日常生活，并不只是存在于那两条明清时期留下来的历史街巷和住在那里的人家之中，事实上，走在那座南方小城里你几乎随处都可以见到。

两千多年前，从北方前来此地开凿灵渠的那些兵士们不会想到，他们以稻米为原料发明的那种用以替代面条的食物——米粉，不但安慰了自己的乡愁和味蕾，后来还会成为那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美食，每天早上都在制造着街头巷尾那最具生活气息的一幕幕。崇善、又益轩、花桥荣记、老东江、刘伯娘、田源、石头……毫无疑问，遍布在城内各个角落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米粉店，就是当地烟火生活和日常现场的最好证明，它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填补着山水之外的巨大空隙，也构筑起了那座南方小城更深层次的气质和调性。

吸引我一次次前往的，还有太平路上的那家“海天肠粉”，三里店广场边的那家“文桥醋血鸭”，依仁路上兼卖凉茶的那家中药店，中心广场地下的“小香港”，中山路上绵延一两公里长的夜市，乐群路上那家巨大的菜市场……甚至还有在这里那里自发形成的那一处处天然市集——一次又一次，我置身于小商小贩挑来的一捆捆带着露水的蔬菜、一笼笼鸣叫不止的鸡鸭、一筐筐刚采摘下来的水果之中，也无异于置身于一种乡土和自然的生活之中。

是的，那些在巷子深处埋首于一日三餐的居民，那些端着米粉边走边吃的上班族，那些挑担摆摊、卖鱼贩虾的白发苍苍的老太，那些早晚间来到漓江边垂钓的老头，那些在街头榕树下纳凉小憩、走马走车的退休工人，那些骑着电动车一闪而过甚至连面容也看不清的年轻人……是他们而不是与他们相反的那些人，建立起了属于那座南方小城的另一重“风景”。我迷恋他们，迷恋他们的日常生活，迷恋他们和日常生活之间那种结实致密的结合，那比从纸页间、屏幕上得来的更能让我有一种踏实感——当然，我并不是说后者不重要。

在“日子”前面经常加个“小”，也就反映了我们对待日常生活的真实态度——好像那样的生活并不值得一过，只有那种遥远的形而上的生活才更值得向往和奔赴，才更应该被赋予价值和意义。而我在桂林感受到的并非如此，他们对于日常生活没有自卑，也没有对“生活在别处”充满不切实际的渴望，而是安心扎根于眼前的日子里，忙于其中，也乐于其中。

当然，在别的地方未必就没有这样的生活，未必就没有这样的人们，但在生活还没有以一种切身的方式落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是桂林把这样的一幕幕印刻在了我的感受之中。

这或许是因为，在21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桂林还一如既往地迈着从农业时代延续下来的步调。此外，尽管手机和互联网已经普及，但微信、短视频等虚拟感知世界的方式还没有出现，德波的那句断言——“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也还不是普遍感受，每个人都在过着那种不受算法和倍速控制的日子。幸运的是，在“景观社会”即将到来的前夜，因为置身于那座南方小城，我经历了那些“活生生的东西”。

而与那些一毕业即奔赴一二线城市的同龄人相比，这或许也是我更加幸运之处。在速度和压力把他们裹挟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在内卷和焦虑降临在他们头顶上的时候，桂林为我抵挡了外面的一切，不必被什么追赶，也不必追赶什么，可以以一种完全松弛的身心仰躺在时间的河面上顺流而下，而我也因此拥有了——至少从感受上拥有了——那种轻松、自由和惬意的生活，过上了——起码是看见了——那种深入、结实、有力的日子。

那样的“看见”，也让我成了人群中的一个旁观者——后来我对于摄影的偏爱，或许也就是那种旁观延续下来的最好证明。我拍人、拍景、拍物、拍出现在眼前的一切，是的，它们与我无关，但在以旁观的方式参与过它们之后，它们就成了我感受中的一部分。对一个写作者——尤其小说写作者——而言，它构成的不仅仅是素材，甚至还是写作本身。

在一篇小说、一篇随笔或一首诗里，你把曾经见到过的某个人从记忆的仓库中释放出来，让他来到一片恰当的纸页间，在那里过上一种属于他的生活，再让一些人读到他，让他们看到他清晰的面貌和表情，切身感受到他的状态，进而在某个瞬间理解他——甚至成为他……如果那些读到他的人中间有谁这样告诉你，你会感激自己拥有的那些在当时看起来毫无用处的旁观，你会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写下他——更会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写。

3

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也许应该坦承的是，在置身于桂林的那两年半时间里，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它对我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那种文学意义上的影响，要等到后来，等到后来有了在上海、北京、武汉的那几段经历作为参照和对比，我才能确切地知道它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套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话来说，也即你不可能同时拥有它和对它的感受。

回过头来看——尽管并不能完全刨除时光滤镜的浪漫化效果，但我完全可以这么说，那座南方小城对我在文学意义上的影响至少有两点：其一，在出版社的那份工作奠定了我的文字起点，形成了我时至今日还在赖以谋生的手艺——无论作为编辑还是写作者，我都深深地受惠于此；其二，在那里度过的两年半时光，见证并亲身参与过的那种生活，则奠定了我的文学观念和写作上的经验，甚至超越了文学和写作的影响，形成了某种精神气候。

一个例子在于，当时我作为《南方人物周刊》的特约记者，曾专访过著名历史学家钟文典先生。整理长达三四个小时的对话录音，是其中最为繁重的环节。那些日子，在与人合租的位于叠彩山下的那套房子里，我把和钟文典先生的对话录音通过两台巨大的音箱播放出来，趴在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辨听，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前后用了差不多半个月才整理出那份文字稿——后来定名为《钟文典忆北大：六十年前的先生与学生》刊发。

我的意思是，在那段日子里，我并不觉得是在完成一项任务，而是完全沉浸在了那种平静、专注、自在的状态之中——说成享受也不为过。很多个晚上——我盼望着那样的晚上，一摁下播放键，钟文典先生低沉缓慢的声音就流进了我的耳朵，又通过我的双手流淌出来，形成屏幕上的一行行文字——没有什么在催促着我，那一切就像自然而然完成的。

更进一步说，在那段日子之外的其他时间也一样，那座南方小城的节奏、气质和日常生活现场养成了我的文学心态与认知，尽管当时我还没有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这种心态和认知要等到后来才一点点释放出来，直接或间接地散入我的各种写作之中。

在为1985年的哈佛大学诺顿讲座撰写的那五篇——原计划是八篇——讲稿中，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提出了文学创作的五种核心价值——轻逸、迅捷、确切、可视性、繁复。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当时我还没有读过他的作品，更没有读过他那本由这五篇讲稿构成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然而几年之后在读到他的这五种价值时，我在某个瞬间又清晰地唤醒了自己在桂林那段日子里与此相关的感受和记忆，我惊诧于自己原来和他有着那么相近的看法——只是当时它们只是以一种朦胧而又散碎的光影状态闪现于我所置身的日常现场之中。

而从那种朦胧而又散碎的光影状态出发，也进一步形成了我后来的那种文学认知：文学——无论哪一种文体——还可以有着另一种面向，可以不用书写沉重、苦难、疼痛，可以不用承载思想、价值、意义，可以不用贴近主义、流派和风格，而仅仅是它本身，仅仅是对那些被书写内容的直接呈现……那是一种更纯粹、更艺术也更回归语言本体的文学。

无论在我的两本诗集、三本小说集，还是在它们的前言、后记和各类采访中，我都直言不讳地表达过这一点——相比于那种目的性和功能性的文学，我更倾向于那种不为了写出来点儿什么、写出来也不为了点儿什么的文学，它是去策略的，是去修辞的，甚至也是去文学的，只需要简单、结实、准确、有力地写出来，让一个字接着一个字就像一天接着一天那样地流淌，行于当行，止于当止，抵达一种“流水之于圆石”般的境地——如果说我本来就拥有这种认识的话，那也是因为在桂林的那段日子让我再一次得到了强化和共振。

尽管没办法再经历一遍，也没办法量化验证，但我深信不疑的是桂林对我在文学认知上的影响，如果没有置身过那座南方小城里的那段时光，没有经历过与之对应的那些内容，我可以确定自己几乎不可能形成这样的文学认知，更不可能写下后面的那些文字。

在一篇名为《火》的随笔中，卡佛谈到了自己写作所受的影响，不是书本，也不是作家，不是那种来自文学的影响，而是在一间自助洗衣店里意识到的事实——“除了还有好多年这种肩负责任、内心困惑的生活，别的我什么都看不到”。更具体地说，他指的是孩子，“和我有两个孩子这样的事实相比，没有什么——乖乖，我是说没有——稍有可能相提并论，同样重要，具有同样的分量。”他所说的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影响，就像月亮和潮汐的关系。

就像坐在车夫座上拉着缰绳、拿着鞭子的两个孩子之于卡佛，就像那些已经消失却又无处不在的战场之于海明威，就像缠绵不起的病榻之于普鲁斯特，就像屁股下面随时可能被抽走的椅子之于亨利·米勒……桂林之于我，大概也是一种这样的影响，它是背景，是底色，是空气、土壤和雨水。不，我不是说我已经成为，或者将来有可能成为他们那个段位的作家，而是说那种影响的相似性和程度，隐秘而又强大，缓慢而又持久，以至于在我离开它之后的这些年里还在不断地作用于我——至少到目前为止仍然是这样的。

4

在离开桂林之后的这些年里，几乎每年我都会回去一趟——至少一趟。是的，我之所以会用“回去”而不是“前往”，也就表明了它在我心里所占据的位置。而即使在我不能回去的时候，我也可以派笔下的那些人物替我回去，让他们拖着我在那座南方小城里的影子，置身于我在那个时候的状态——每写出来一篇这样的文字，也就等于我又回了桂林一趟。

一种爱屋及乌的情结还表现在，因为桂林，这些年我也一直在不断地重返广西——事实上它也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省区，重返广西与桂林有着某种关联性和相似性的地方，那些碧玉簪般的山、青罗带般的水，那些明明一直在流淌着但又近乎停滞不前的时间，还有那些在其间平静而又奋力地生活着的人们……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我在它并不在的地方和并不是它的地方寻找着它，寻找着它曾经给我带来的那些感受、记忆和想象。

在上林——那也是徐霞客漫游的一生中在外面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我在三里洋渡的山水中寻找着桂林山水的倒影，在县城的里弄间寻找着桂林街头的烟火，在镇子上的人群里寻找着在桂林时的我自己。陆续待在上林的那几个月，我和朋友还拍摄了一部名为《乡关此处》的纪录片，写了一本名为《线城》的随笔集和一本名为《时间的风景》的摄影随笔集，然而与其说那是在呈现上林，不如说是在回忆桂林，它总是会从它的背后冒出来。

而在兴安——那也是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那座灵渠的所在地，我在县城那条穿城而过的水渠中找到的是漓江，在熙来攘往的那条水街上找到的是滨江路，在气势雄浑的那座秦城里找到的是靖江王城。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在那里一次又一次找到的那些对应之景，都指向我记忆中那座实在的南方小城，指向我脑海中那座虚幻的南方小城。

这或许也是因为，后来的桂林已经不再是我曾经熟悉的那个它。2016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傍晚，在从正阳路步行街走到解放东路的路口时，我发现对面曾经无数次置身的江南巷和兰井巷一带，换成了一座看上去古色古香但是又非常现代的文旅地标——东西巷。走进去，站在原来无数次站过的地方，被那些熙来攘往的游客裹卷着，望着那一间间人头攒动的店铺，我的感受是，此前一直在桂林城外面徘徊的时间，这一次终于破城而入了。

这一次，时间来到了它的内部，让它呈现出另一种样貌——在那些与时间并肩的一二线城市里，随处都是这样的样貌。甚至，周围的高楼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盆地——有着建筑限高要求的市中心就是谷底。不，市中心的说法并不准确，刚才，就在我在手机地图上输入“桂林”搜索时，它显示出来的是一片让我十分陌生的区域，市中心已经迁到了他处。

是的，它变大了，变快了，也变新了——如果跟我一样，也在当年的桂林停留过，相信你也会感受到它这些可能并不算大的变化。不，我并不是在反对它的变化——那对于任何一座城市都不公平，而是说，它那些更为让我熟悉和习惯的部分才构成了对我的影响。

当然，即使桂林已经不是当年的它，也一点儿都不影响我对它的情感。事实上，即使是在离开那么多年之后，我仍然还是会把它当作故乡——甚至是精神意义上的第一故乡。相比之下，无论我待过半年多的广州、待过半年多的上海、待过五六年之久的北京，还是已经待了十年之久的武汉，甚至待过二十年之久的河南老家，都没有像它一样让我产生过那种强烈的“故乡感”——是的，故乡感，这个词语比故乡或许更能说明问题的本质所在。

不，我不是说其他城市对我没有影响，那也与事实不符。对比来看，如果说其他城市让我向外打开了自己——无论经验上的、视野上的，还是认知上的，那么桂林则让我向内打开了自己——让我在刚一毕业之际就置身于它的针尖之“小”和流水之“慢”，并习惯于待在那样的“小”和“慢”里，以此对抗后来在其他城市所经历的那些不断裹挟着我的“大”和“快”。

正式和桂林告别那种“藕断丝连的关系”，是在2021年底，因为准备买房，我把在那里存放了十五年之久的户口迁到了武汉。没有怀念，没有感慨，没有唏嘘，甚至连一丝波澜也没有，在把旧户口簿换成新户口簿的那个下午，我的真实感受就是这样的。不过吊诡之处在于，作为我记忆仓库之中深层部分的它，却开始越来越清晰——这种镜头对焦般的清晰，既远胜离开它之后这些年的任何时候，甚至也远胜很多年前我置身其中的任何时候。

是的，它是一座离我越来越远的城市，然而它给我带来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却越来越近，明亮、鲜活、生动，永存于我的回忆之中——也会以回忆的方式永存于我的将来。

在桂林停留过后来又离开的那些人中间，会不会有人对它与我有着同样的感受？或又像我一样，在它不在的地方和不是它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地重返和抵达它？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仅仅是，在我和那座南方小城之间，并不是只有我在一次又一次地重返和抵达它，事实上它也在一次又一次地重返和抵达我——它在自己的居留之客里所选中的“骑手”之一，以一种无时不在和无处不在的方式——就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它从这里那里冒了出来，出现在我眼前偶然的幻象之中，出现在我敲打出来的文字里——甚至是那些没有文字的地方。

【作者简介】 林东林，诗人，小说家，《芳草》杂志常务副主编。著有《唯见长江》《火腿》《出门》《灯光球场》《迎面而来》《三餐四季》《人山人海》《跟着诗人回家》等诗歌、小说、随笔作品多部。现居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