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我叫马建华，我保证我下面说的这个故事全都是真实的。

我是十年前回到老家瓦庄的，之前几十年我都在深圳打工，开大货车，挣到过一些小钱，结过两次婚，但都离了。两次婚姻让我有了两个前妻，她们各生了一个孩子，一男一女，一个可以确定是我的种，另一个则不好说，但他们长得一点儿都不像我们瓦庄的人，全继承了他们南方妈妈的特征，高颧骨、黑皮肤、小个子，而且无一例外，都有着南方阔叶芋那样绿莹莹的欲望，这欲望包括身体的、物质的。现在，他们正在南方蓬勃的日头下蓬勃地生活，像阔叶芋那样，年轻的汁液一碰就流淌一地。我和他们过不到一起，加上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再也干不了活了，便带着一点积蓄，回到了瓦庄，将老家的房子稍稍翻整了一下，添置了一些家具和家电，过起了退休生活。

瓦庄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很适合养老，但和很多地方一样，村庄里的年轻人都走光了，剩下的大都是老年人，瓦庄这一溜儿的村庄，按照从山外往山里去的顺序，形成了一个山冲，依次是柳庄、沙庄、窑庄、瓦庄、雷庄、柴庄、曲庄，七个村民小组构成了一个大的行政村。我问了村主任，整个大村找不到一个四十岁以下的常住人口，年龄最小的五十五岁，便是村主任本人。因为瓦庄居于七个村庄的中间地带，加上村口有一座马家祠堂，祠堂前有一棵老乌桕树，适宜晒太阳（靠着祠堂壁根）、摸纸牌（祠堂里有桌子、板凳），或者纯聊天（在大乌桕树下），所以周边几个村那些躬腰驼背的老头老太，只要一有空闲，就每天上班一样，走几里路，准时来到瓦庄马氏祠堂前报到。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我一回来便自动成了马家祠堂前的常客，不过，我不参与摸纸牌，也不大喜欢晒太阳，而是去凑热闹，听老头老太太们聊天，这大概是因为我开大货车的时间太长了，常年一个人待在车上，找不到人说话，听到老母猪哼哼都觉得亲切。老家伙们坐在大乌桕树根上，抬头望望被树叶部分遮掩的天空，找树上的鸟到底停留在哪一根树枝上，嘴里“咕咕咕”地喝下一口茶水，就开始没话找话，有点像树上的鸟叫，东一句，西一句，说的什么我也不大听得懂，不是语言不通，而是离家多年，他们说的那些人家里的情况，张家瓢李家碗的，我已经不太能对得上号了。

大乌桕树前是一条乡村公路，有一辆农用小客车，早上八点从最里面的曲庄出发，到瓦庄时，大约在九点钟左右，下午两点从县城回到曲庄，经过瓦庄时，一般在三点半到四点半之间，这一去一回，是公路上少有的两次动静，而坐在乌桕树下聊天的人，也在这两个时间段最为活跃。

乔家老奶奶又到县城去了，她这个月跑县城都跑了三趟了。

她年轻时就喜欢跑，三天不跑脚痒。

那是的，她在家蹲不住，那时候去不了县城，她就去乡里，去不了乡里，她硬是要去曲庄代销点，就为买一盒火柴，其实，她家里不缺火柴。

农用客车开过去后，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又扯起另一个话头。

哎呀，昨晚上后山有一群野猪，就凭那个哼哼声，估计最大的一头得有三四百斤。

国家现在政策好是好，就是搞不懂，为什么野猪这种害人精还要保护起来，换作早些年，它那几百斤肉还不是替人长的？

这些话我只是听着，也不大说话，耐着性子听了三天，我就有点待不住了，他们说的全是车轱辘话，一点意思也没有，就是这些废话，也只有在白天短暂的那两个时间段放出，其余的时间，山林、村庄、小溪、田野都像死过去一般，看不到一个人影，待在村庄里，人心里就会莫名地慌突突的。我终于不得不承认，瓦庄也太偏僻太安静太孤独了，偏僻、安静、孤独得就像一座放大版的监狱，而我们这群老人就像是被囚禁在里面。虽然回瓦庄之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那时觉得我肯定能适应的，毕竟我一个人开大货车开了几十年，往往一开就是好几天，在大戈壁上，在大草原上，那得多孤独多偏僻多安静！可是，我还是高估了自己，我忘记了，那时候的偏僻、孤独和现在瓦庄的偏僻、孤独不是一回事，开车时的安静和坐在村头听老人们闲话的安静也不是一回事。而且，最最重要的是，我老是觉得这一条山冲里，这孤寂的山野村庄，好像总是暗暗被一种巨大的恐慌与惧怕的氛围所笼罩。具体是什么，我又说不上来，我只是从那些老人们的眼神里、表情里、动作里感受到一丁点儿，而他们也像是刻意要隐瞒这种恐慌和惧怕，演技又不好，很拙劣，越隐瞒越显露。这一切让我也莫名地恐慌和惧怕起来，我开始整晚整晚失眠，两天一过，眼袋就大得像鸡蛋。

如果不是张布更出现，我估计我很有可能会离开瓦庄而重返深圳的。

2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从县城返回曲庄的农用小客车经过瓦庄时，停顿了一下，从车上下来一个人，大乌桕树下原本喋喋不休的人突然集体住了嘴，齐刷刷地转向从村路上走过来的人。我发现了，他们的脸上竟然泛起了愉悦的甚至有些激动的神情，像一面池塘被一颗石子砸中，泛起了一圈圈细密的波纹。

那个人的装束有点城乡结合的感觉，远远看去，他上半身像个大学教授，戴一顶很有文艺腔的贝雷帽，披着一件长风衣，但下半身的裤子却皱不拉几，特别是脚蹬一双黄解放鞋，整个人看起来像是拼凑起来的。

随着他越走越近，闲聊的老头老太太们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张大着嘴迎接他，而在祠堂门口摸纸牌的、晒太阳的，听到了响动，也一个个丢下纸牌和太阳，起身往大乌桕树底下围拢，如同一窝蚂蚁接到了信号，集中往一块肥肉赶去。当然，这个比喻不太贴切，和一窝蚂蚁比起来，老头老太太们还是不多，也就二十来人吧。

我也站了起来，朝前望去，我扯了扯嘴角，这人我认识啊，这不是张布更吗？

我在心里算了算，张布更应该有七十多了，但看他那身板那气色，身体好像还不错，四十多年过去了，他当然变老了，可那神情还没怎么变，对，就是他，他就是这样。

张布更是倒插门到我们瓦庄的，“嫁”到了马德贵家，和马爱兰结了婚，养了一个女儿。但不知怎么的，张布更不受马家人喜欢，马德贵不喜欢他，嫌他嘴碎，马爱兰也不喜欢他，嫌他满嘴跑火车，更不幸的是，连他十来岁的女儿也嫌弃他，叉着小腰，公开骂他是个蠢货。马德贵家和我家之间也就隔了一块菜地，他家炒菜的声音，我家都听得见，因此，张布更挨的骂有相当一部分飘到了我们家。

张布更挨骂多了，就不想在家待，吃了晚饭就往外跑，到各家去串门。瓦庄的人也势利，眼瞅着他是外乡人，也就不怎么拿正眼看他，见他来了，也不让茶让烟，更不客气的，连板凳都不让一让，张布更过得很无趣，只好站在村口听大喇叭广播。那时，每个村都有一个大广播，通过有线广播转播从省到县到乡电台的消息，有新闻摘要，有农业科技知识普及，有“孙爷爷说故事”，但最受欢迎的节目是最后的天气预报，“下面播送县气象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我县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东南风三到四级……”

张布更大概是念了几年书的，他听广播，跟在广播后默念，突然他也会播报天气预报了。夏天的某一天，广播线被雷电击坏了，广播不响了，晚上，张布更站在大喇叭下，模仿播音员的声音，大声喊：“听众朋友们，下面播送县气象站5号值班员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我县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午后有短时雷阵雨，东南风三到四级……下面再播报一遍……”夏天，村里人都在晒场上乘凉，听到那天气预报，一开始以为广播修好了，但听着听着就不对劲了，这个播音员怎么老是“下面再播报一遍”呢？几个小孩子跑到村口去侦察，才发现播音员就是张布更，他站在村口大乌桕树下，面朝村庄，昂首挺胸，播报得字正腔圆，有板有眼。

从那以后，有好几年，张布更成了我们瓦庄的明星人物，他播报天气预报成了保留节目，不仅模仿天气预报，他后来还扩大了播音范围，如模仿体育比赛的解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中国女排与日本女排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是宋世雄，现场为您解说本场比赛，好，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你别说，他还真学得有模有样。

几年后，瓦庄有了电视机，人们都愿意窝在家里看电视，看上海滩上的许文强，看和外国人比武的霍元甲。夜晚的大乌桕树下没人了，张布更失去了听众，才告别了他的演出，恰好，那时候臭骂和打击他的第一号人物——他岳父马德贵——去世了，他的家庭地位便有所上升，不需要再每天吃过晚饭为了躲避责骂而往外跑了。

3

一二十个老头老太太像一只只立在枝头的小鸟，傻傻地又欢天喜地地，看着张布更。

张布更退出村口大广播舞台的时候，我也外出参军了，退伍后就在外漂泊，很少回来，不知道他后来的具体情况，见到他这情形，我心想，莫不是他又开始广播了？

张布更斜挎一个黄背包，他从包里摸出一个卷了封皮的笔记本，我看见，老头老太太们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直直地盯着那个本子。

张布更像是要卖关子，慢慢翻着笔记本，他清清嗓子说，哎呀，累了一天，终于搞清楚了，这一天，水都没喝两口。他这样说着时，站在一边的蜡梅奶奶立即捧了一个胖墩墩的小水壶上前说，这里有，野生黄精水，我煮了小半天呢，你喝你喝。她将壶里的水往张布更的水杯里灌。

张布更停止翻阅，念道：

张文宏，柳庄人，铁匠，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5月2日上午在县人民医院去世，享年75岁。张铁匠12岁学打铁，一直打到2012年，他打的铁器结实好用，特别是大板锄，供应到山外好几个乡。张铁匠育有三女两儿，现在上海打工，家里砌了楼房一栋，老伴三年前去世。

张布更念完了，他模仿的居然是电视台播音员播报大人物逝世时的腔调，奇怪的是，以前张布更模仿天气预报播音员时，大家伙儿笑得肚子疼，但这会子，没有一个人笑，大家一脸的肃穆，一脸的平和，听完全部播报，大家才开始小声议论。

哦，张铁匠也走了。

估计是铁匠炉里的烟灰吸多了，得了肺上的毛病。

我家还有柄锄头是张铁匠打的，比后来从农资公司买的锄头好用多了。

有人问张布更，铁匠走的时候，吃没吃苦？

张布更说，还好，还好，打了止痛针，他在床上从翻白眼到咽气也就十几分钟时间。他小儿子从上海坐高铁又转网约车，赶到医院时，他刚好落气，你说巧不巧。说这些时，张布更又换回了瓦庄的方言。

围绕着张铁匠之死，大家回忆、慨叹，相互印证关于张铁匠的一些事，倒把原先的主角张布更给丢在了一边。我发现，他们在说着张铁匠时，神情平和，难道他们不应该恐慌和伤感吗？柳庄和瓦庄都在一个山冲里，他们的年纪和张铁匠也相差不远，张铁匠走了，接下来，他们不也要一个接一个离开吗？我又回头去看在一旁喝水的张布更，他就像一个得胜回营的将领，稳坐中军帐，满脸的成就感。

他认出我来了，咧嘴冲我笑了笑，点点头。

议论了一会儿张铁匠之死，老头老太太们像是完成了一桩任务，卸下了一桩心事，很心满意足，陆陆续续地往家里走，沿着乡间的小路，回沙庄的回沙庄，回窑庄的回窑庄。他们的脚步明显比来的时候要轻快一些，好像有了一种重新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这可真奇怪，明明有人死了，却反而像给了他们安慰。

看着他们的背影渐渐消失在暮色里，我突然想起了瓦庄多年前的另外一桩事。

那年夏天天气奇热，田地干旱，用瓦庄人的话说，就是田里连蛤蟆喝的水都没有了，偏偏稻田里的虫子却像水一样漫天遍野。村里人心疼即将收割到手的稻谷，便纷纷背上农药喷雾器，赤脚在稻田里喷洒药水。毒辣的太阳下，虫子沾上药水，蠕动着身躯，从稻叶上跌落，刺鼻的农药味弥漫在村庄的上空，村庄昏昏沉沉，突然，撕心裂肺的一阵哭喊声穿透了田野。

人们往哭声处走去，发现是章桂芳倒在了田里，她打农药中毒了，满嘴吐着白泡沫，两眼瞳孔放大，一双脚陷在龟裂的泥缝里，跪在她身边的是她十岁的小女儿。章桂芳的老公上一年因偷牛吃了牢饭，家里的大事小活都由她来干，她又是个要强的人，什么都不想落在人后。大热天里，暑气蒸腾，药雾蒸腾，她吸进了太多药雾，中毒倒在了地上；也不知道她倒地多长时间了，还是她小女儿到田里去喊她回家吃午饭才发现的。大家抬着她往乡卫生院飞奔，半路上就知道，抬去也没用了，她停止了呕吐，双手双脚已经僵硬，两眼直直盯着灿烂的太阳，毫不躲闪，闻着味道而来的绿头苍蝇径直停靠在她的嘴边，“嗡嗡嘤嘤”，她的一双脚上还沾着黑乎乎的田泥。

打农药死人虽不常见，但也不算什么太大的新闻，这一条山冲里隔几年就会发生一起，可是，让瓦庄人感到不安的，是村里第二天又死了一个人。死者是徐华福，他死在瓦庄山边的水库里。徐华福是个水性很好的人，他曾经在长江里一口气游了个来回。他性格活泼，爱说爱笑，家就住在水库边，从春末到秋末，他几乎就赖在水库里，水库就是他的大澡盆。而且那个水库像个倾斜状的碟子，一边高一边低，水位也就一边深一边浅，奇怪的是，他就死在了水浅处，水位只到他的膝盖，人们发现他时，一堆水草缠住了他略显肥胖的身体。徐华福的死，让村里人再也不敢去水库洗澡。有一个胆大的是他的堂兄弟，叫徐华贵，硬撑着下水。刚入水没一会儿，他就没命地叫，往岸上跑。徐华贵惊魂未定地对村里人说，水下有个白东西撞我的腿，绝对不是鱼！

前边章桂芳还没入土下葬，后边徐华福又睡在棺材里，瓦庄人抬头看天，天空万里无云，毒太阳烧烤着大地，但他们觉得老天似乎正在朝他们投下冷眼，他们赶紧心虚地低下头，心想，瓦庄到底做了什么错事？是有人祭祀土地老爷时不虔诚，还是有人啤酒喝多了，着急时对着祖坟地撒了泡黄尿而被祖先怪罪了？

这还没完，仅仅过了一天，徐华福家的哭声还没有停歇，瓦庄又死人了，这回连死了两个。死者是“大眼睛”和他的儿子，“大眼睛”是村里的精明角色，他在瓦庄率先引进了电动水稻脱粒机，也就是用电动机带动人工脱粒机，效率很高，一台电动脱粒机抵得上五个劳力，他准备上手后，靠给人脱粒挣工钱，一个双抢季节就能把成本挣回来。他为了更进一步节约成本，趁电管员不注意，自己私自拉了根电线接到电机上。清晨，他在田里开启电机，指挥儿子抱着稻捆送到脱粒机的肚子里，鬼打昏了头，他一个趔趄踩倒了撑在电线上的木头杆子，裸露的高压线直接落到了他身上，他“哎哟”一声倒地，儿子糊里糊涂上前去拉他，结果也被电出了一身火花，两个人当场半边身子被电得焦煳。

“大眼睛”父子俩的死，让瓦庄人集体陷入了更巨大的恐慌中，百来个人的村庄，一下子死了四个，且都是暴毙于野外。一个说法开始悄悄流传，说是瓦庄还要接着死人，是老天要来收人，而且不止一个，一直要死到九个才罢休。那么，下一个死亡名额会降临到谁的头上？

瓦庄的人甚至不敢出门，出门怕被车子撞死，被水淹死，被太阳晒中暑而死，被山上落下来的石头砸死，被毒蛇咬死，被虎头蜂叮死，被发疯的牯牛抵死，感染上怪病痛死，被树倒下来压死。可是在家里他们也怕，怕粮食里有毒吃了毒死，怕鬼上了身让他们自己在屋梁上吊死，怕被墙角的蜈蚣咬死，怕屋子失了火被烧死，怕劈柴时斧头失手被砍死……瓦庄人坐立不安，他们想象着即将到来的死亡场景死亡方式，越想越恐怖；出门不行，居家也不行，已经有几个壮汉躺倒在床上，哎哟哎哟地叫着，起不了床了。

瓦庄的人开始商议，是不是要请个法师来做做法事，驱除瓦庄的秽气和厄运？做法事的钱好说，每家凑一点，但派谁去联络呢？没有人敢出去，万一去联络的人就是第五个死者呢？万一他在半路上走着走着，鬼引着他掉下悬崖摔死了呢？

一番推诿后，瓦庄人决定一家派一个人来抓阄，谁抓到了谁就出村去请法师来。最后，张布更抓到了那张外出的阉。据说，抓到阉的那一刻，全体瓦庄人都松了一口气，只有张布更蹲下身子大哭。他说，这次抓阄不算，一定是瓦庄人搞了鬼，让他这个外来户抓中了，他要求重新抓阄。他的提议自然被坚决否决了，瓦庄人空前团结起来，轮番上前劝说张布更接受命运的安排。最后，还是马德贵出面，说张布更，你就当一回英雄，你回来了，我这个家就交给你来当家了。

张布更一听这话，心动了，他抹抹眼泪，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迈开步走出瓦庄，孤单的身影随后从众人的视线里消失了。

张布更一去两天，瓦庄没有死人，可是时间越长，瓦庄人的神经绷得越紧。有几个平时老是说不怕死的人率先绷不住了，半夜里，这里那里，不时响起他们狼一样大声嚎叫的声音。

第三天清晨，张布更顶着朝阳回来了，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村口马家祠堂前站定，对着整个村庄喊：柴庄死人了！柴庄的柴发山死了，他被野狗咬了，得了疯狗病，发疯了，自己把自己勒死了！

张布更是去请了法师来，但返程时经过柴庄，听说柴庄死了人，他就去打听了一番，得知了确切消息，他当即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法师回去。他说，瓦庄的厄运消掉了，现在该轮到柴庄紧张了。

张布更不想凑那份请法师做法事的钱，他劝回了法师，惹得法师老大不高兴，他威胁张布更说，你看吧，你会后悔的。

张布更笑着说，我不后悔，瓦庄也不会后悔的。

奇怪的是，瓦庄连续死人的厄运竟然真的从此止住了。听着张布更在村口播报柴庄死人的确切消息，瓦庄人的焦虑与恐慌慢慢缓解下来，也慢慢恢复了正常。

4

说来也怪，我本来在瓦庄快要待不下去了，可自从见到张布更，听到他的死亡播报，我竟然一下子安定了下来，恐慌与惧怕消失了，也睡得好吃得香了。不过，这种安定和安心，过了十天半个月就又不行了，恐慌与惧怕又开始在我们之间暗中传播。我也和村里的老人们一样，每天聚集在祠堂前，名义上是在一起聊天、摸纸牌、晒太阳，实际上是等着张布更从外面回来，再次给我们带来死亡信息。这点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我发现，偏僻而冷清的村庄，像饥饿的人渴望食物一样渴望着张布更带来的死亡信息。我继续在瓦庄住下来，两三个月过去了，这期间，张布更播报过四次死亡信息，相当于给了我们四次治疗，他一播报，我们心就定了。

四位死者分布在曲庄、沙庄、窑庄，其中两位死在县医院，另两位死在家中，死在家里的消息容易得到一点，死在医院里很难第一时间得到消息。要知道我们这七个村庄，村庄与村庄之间山路曲折，最近的也隔了三五里路，远的有十多里呢，于是问题来了，张布更是怎样及时得到那些死亡信息的呢？

我是个很愿意想问题的人，我向马家祠堂前的那些人寻求答案。我以为这是个一定有答案的问题，只是我不知道罢了。可是，村庄里的人的表现让我愕然，他们听到我的问题后，无一例外，先是睁大了浑浊的双眼，从上到下把我打量了一遍，好像我是一头从山上下来的野猪，然后又轻蔑地撇撇嘴，仿佛我是一个头号傻瓜，问了一个特别弱智的问题，再然后目光与神情又凛然起来，不愿不屑不想不肯解答我的问题，他们从鼻孔里哼出了一声模糊不清意义不明的音节，就不再理会我了。

这让我很受打击，我虽然土生土长在瓦庄，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老了，再回来时，却被当成了外乡人，瓦庄人竟然在我面前摆架子给脸子。我不就是好奇问了一个小问题吗？我有点理解当年作为外乡人来到瓦庄的张布更了。哼，我在内心里还了一声，有什么了不起，我到时候当面去问张布更。

盼望着，盼望着，张布更终于来了，这回播报的是来自沙庄的死亡消息，他照例掏出那个破烂的笔记本，对着自己的记录念了起来：

郭金明，男，78岁，沙庄人，务农为生，死于脑梗，8月4日晚间，他吃下一碗稀饭后，说头有点晕，便回房间躺到床上休息，九点多，家人前往探视，喊他不答应，摸鼻子，已经没有出的气了。郭家后人准备请道士为他做三天三夜法事。

相比前面几次的亡者，这次郭金明的离世，显然平淡得多，他应该是安然离世，而且还准备大办丧事，大伙儿听后，相约去沙庄，既是为郭金明送行，也是去看做法事，那可是锣鼓喧天鞭炮炸响呢。他们这样议论着，我突然意识到，前几次听到死亡播报时，他们可从来没有约着去为亡者送行啊，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去看热闹？照理说，这些老人们不应该这样寡情呀？

等老人们三三两两地离开了，我特意跟上了张布更。

我给他递上了一根烟，并遮遮掩掩地说出了我的疑问。

张布更没有丝毫犹豫就给出了答案，他说，他天天坐农用客车往返曲庄和县城，反正满了七十岁，也不需要花钱买票，白坐。到了县城，他就去县医院，看看有没有我们这一条山冲里的病人，在客车上也能碰到各个村庄里的人，他们都主动向他提供死亡信息，可不就全都了解了吗？

张布更的回答滴水不漏，也符合逻辑，我一下子释然了，原来如此，我安心了。

我在瓦庄的生活越来越安定了，我每天早早起床，去门前的小溪边刷牙洗脸，看对面山坡上的灰喜鹊像负剑侠一样飞行，然后耐心地去蒸一锅山芋。

在这个空当里，我开始烧开水泡茶，一壶喝罢又来一壶，喝出一身微汗，全身轻盈，而山芋也熟了，散发出土山芋特有的甜香。喝了，吃了，我又到屋后的菜地里挖地，我种了几畦菜，品种丰富，有黄豆、绿豆、丝瓜、黄瓜……自从我不向他们打听张布更的消息来源后，瓦村的老人们不再给我脸色看了，他们热心地指导我怎么育秧、栽种、施肥、锄草、搭架、留种，我很勤劳，加上以前还有些基础，很快，我这个小菜园立即花团锦簇、瓜果累累，一个人根本吃不完，村里人谁愿意来采摘就让他们自己来采摘。因为大伙儿大都种了菜，吃的人又少，我的菜园就供大于求，我便不再打农药，让菜生长得缓慢一些，留一些给虫子吃，给鸟儿吃。所以，一到菜园，虫子们，长翅短翅的，鸟儿们，喜鹊、画眉、麻雀纷纷飞起来，在我身边跳舞唱歌。做完了菜园里的活儿，我就揣个茶壶，走到马家祠堂的大乌桕树下，和一帮老头老太太聊天。

当然，我这种安定和安心，是建立在张布更定期前来播报死亡信息的基础上，一般半个月或二十天左右，他就准时出现在大乌桕树下。看着他走下农用客车，迈着步子向我们走来，我心里就有一种感觉，觉得他就像一个外国电影里的牧师，到我们村庄布道来了，真的，距离那个形象，他就差留一把大胡子了。

秋去冬来，一天晚上我睡觉受了凉，腰椎间盘的毛病复发了，疼痛难忍，到村卫生室去买了膏药贴也不见好，我只好虾子一样佝着腰，爬上农用客车到县城医院去看病。

到了医院，打了一针后，又在理疗床上理疗了两个小时。症状缓解了，医生给我开了些药，让我隔两天来理疗一次，这样可保整个冬天不再复发。第二次到医院时，从理疗床上下来，我突然想到，咦，这每天一班从曲庄往返县城的农用客车上，怎么没有见到张布更呢？这次没见到，上次也没见到，不对啊。

想到他说他经常到医院来探听消息，我就在医院住院部串来串去，县医院住院部的管理很松散，并没有人阻止我在病房里出出进进。可是，我将整个住院部的病房都走了一遍，也没有看到张布更的影子。我问病房保洁老头，他说，以前是有个姓张的老头，大概个把月来一次，收破烂，像废纸壳、塑料瓶什么的，并不大到病房里去。不过，他收破烂也不上心，好像来了就只是找我聊天，特别喜欢聊病房里的人是怎么死的，我哪有工夫跟他聊这个啊，我懒得搭理他，他都有一年多没来了呢。

一年多没来？可是，明明几个月前张布更还在我们村口播报柳庄张铁匠死在医院的消息啊，时间、地点、病因都说得清清楚楚啊。

我在县医院做了五次理疗，坐了五趟从瓦庄往返县城的农用客车，一次都没碰到张布更，也没有在医院见到张布更，他为什么要对我撒谎？最后一趟从县城返回瓦庄时，我选择从柳庄下了车。到了柳庄，碰到一个老头，正是平日隔三岔五就去瓦庄村口马家祠堂前晒太阳的一位。见到我，他愣了一下，问我怎么下错车了。他好像猜到我要问他什么，急匆匆打了个招呼就溜了，溜得比闪电还快。我想了想，决定不再找人打听，而是一个人摸到了柳庄的坟山。

在那片墓地里，我终于找到刻了“张文宏”三个字的墓碑。看着那墓碑，再一次让我陷入了困惑。不对呀，几个月前，张布更才播报了张文宏去世的消息，可这墓碑上都长出了青苔，石碑上的字都陈旧了，绝对不会是半年前立的。我再趴下去，细细看那碑上的字，立碑的日子明明写的是三年前。

难道还有另外一个也叫张文宏的人？我将那块墓地上的墓碑读了个遍，只有一个是张文宏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累得双腿打战，在路边拾了根柴棍，支撑着走了半天，到了晚上九点多才摸到了家，一头倒在床上睡了。虽然很累，可是我始终睡不着，我想不通这前后的事情，一个个问号像一枚枚钓鱼钩，钓起我这条茫然的鱼。

我试着将我的遭遇透露给瓦庄马家祠堂门口的老头老太们，他们没有一个对此发出疑问，而是直接忽略这个问题，并再一次表现出对我的极大排斥和不满，吓得我再也不敢去问他们了。但我钻牛角尖的毛病改不了，这个疑惑总是纠缠着我。

这一天，我再次来到村口大乌桕树下，看到张布更又从农用客车走下来，带来了新的死亡消息。

看着张布更泰然自若的神情，还有老头老太太们听过播报后满脸的信任与满足，我怀疑自己此前的经历是一场梦，要么，是我记忆出现了偏差？要么，那个医院的保洁老头是骗我的，他纯粹是骗我开心？不行，我一定要问清楚。

这次，张布更播报完死亡信息后，不待众人走散，我直接跟上前去，我说，布更大哥，我一连去了几次县医院，车上也没碰到你，医院也没找到你。我说着，直视着他的眼睛。

我希望别的老头老太太能停下来，保留他们一贯凑热闹的习性，听听张布更是怎么解释的。不料，他们仿佛根本就没有听见我的问话，迈着比平时快得多的小碎步，迅速地走远了，将一棵巨大的乌桕树留给了我俩。

张布更听了我的质问，脸上并没有出现什么异样的表情，他只是看着我，带着点怜悯，轻轻摇摇头，仿佛我是一个没人要的孤儿似的。他没多说什么，背着他的黄挎包走了。

5

我的世界再次坍塌，马家祠堂前的老头老太太们集体漠视我，我在他们眼里就像不存在一样，连风都不如，一阵风刮过去，他们还会说“今天的风真大”呢。而我站在他们面前，他们一句话也没有。

我知道，我得罪了他们，也得罪了张布更。可是，我怎么就得罪了他们呢？我想不通。我不再去大乌桕树下凑热闹，也不再去听张布更的死亡播报，我在瓦庄短暂的幸福生活就要结束了，我在这里待不下去了。我准备离开瓦庄，但去什么地方我没有想好，而腰椎间盘的毛病也不容我冬天出行。我暗自下了决心，开春就走，不管待在哪里也比待在这古怪冷漠的瓦庄强一百倍。我心里存了怨恨，先前莫名的恐慌又上身了，我总是害怕不知名的什么东西，又开始整晚整晚失眠了。这么折腾了一阵，我心气全无，连出逃的心也丧失了，我竟然有了想死的念头：不如自我了断。这个念头冒出来时吓了我一跳，天呐，之前我可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啊，我这是怎么啦？我检讨着自己，猛地发现，原来，我有一阵子没有去村口大乌桕树下聆听张布更的死亡播报了。

下了一场大雪，就进入了腊月。小年夜那天，天气奇冷，晚饭后，雪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很快将瓦庄掩埋在一片蒙蒙微光里。我缩在小屋里，紧贴在火炉边，看着窗外大雪一寸寸抬高，懒得祭祖，懒得吃饭，懒得喝水，我想，如果就这样冻死了，也不是不可以。就在我陷入昏沉之际，有人敲门，我费了好大的劲才站起来，打开房门一看，却是张布更，他一身风雪挤了进来，扑到火炉边，说，我都快冻成实心铁砣子了。他说着，从背后脱下黄挎包。

你怎么来了？我问。

他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想知道的事。他从黄挎包里掏出了一张纸，递给我，我一看，是县医院的一份病理报告书，我扫了一眼，抬头去看他。

他说，轮到我要走了，肝癌晚期，捱不了三个月，以后，就指望你了。他收回那纸报告，又从黄挎包里掏出了那个破旧的卷了封皮的笔记本，塞到了我手上。

我不知道张布更那天晚上是什么时候走的，我只知道，临走前，他帮我在火炉里埋上了竹炭，又将两根山芋摆在了火炉两边。明天一早起来，就有喷香的烤山芋吃了。他说。

而我确实是被烤山芋的香气吵醒的，我第一眼看到的，是那个破旧的笔记本，想到了头天晚上张布更的话，我麻利地起床，刷牙，洗脸，喝茶，吃山芋。力气又回到了我身上，看看时间不早了，我找出一个挎包，塞进那个笔记本，也学着张布更的样子斜斜地挎在背后，然后打开门，踩着厚厚的雪，“吱吱呀呀”往村口马家祠堂走去。

到了祠堂门前，那些老头老太太竟然齐刷刷地排在祠堂屋檐下，像一只只小麻雀，睁着小眼睛，定定地看着我，他们的眼神中又透出我曾经见到过的样子，期待、欣喜、平和。恍惚中，我好像变成了张布更，我不由得拉过挎包，掏出那个破旧的笔记本，念了起来：

张文宏，柳庄人，铁匠，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月22日上午在县人民医院去世，享年75岁。张铁匠12岁学打铁，一直打到2012年，他打的铁器结实好用，特别是大板锄，供应到山外好几个乡。张铁匠育有三女两儿，现在上海打工，家里砌了楼房一栋，老伴三年前去世。

我念完了，居然模仿的是张布更的腔调，那应该是挺滑稽的，但没有一个人笑，大家一脸的肃穆，一脸的平静，听完全部播报，大家才开始小声地议论。

哦，张铁匠也走了。

估计是铁匠炉里的烟灰吸多了，得了肺上的毛病。

我家还有柄锄头是张铁匠打的，比后来从农资公司买的锄头好用多了。

有人问我，铁匠走的时候，吃没吃苦？

我愣了一下说，还好，还好，打了止痛针，他在床上从翻白眼到咽气也就十几分钟时间，他小儿子从上海坐高铁又转网约车，赶到医院时，他刚好落气，你说巧不巧。说这些时，我也像张布更一样切换回了瓦庄的方言。

他们很满足，冲着我微笑，然后心满意足地四散回家。

大概是三个月后，还是在大乌桕树下，我播报了张布更的死亡消息，这回是真消息，他真的死在了医院。他的尸体被拉回瓦庄安葬，大家都来为他送行，但没有一个人哭。

6

十年过去了，我这个死亡播报员也老了，今年春天，我预感到自己快不行了，于是，我找到了一个叫余同友的老头，他才六十岁，正是我当年来瓦庄时的年龄，他也是瓦庄人，之前在本地一所乡村小学当老师，那个小学一共就五个学生，他退休了，学校也就撤并了，因为长期待在山里，适应了山里的生活，退休后他便回到了瓦庄。我估计他大概率是要终老瓦庄了，便将那个翻得更破旧的笔记本交给了他，然后，我对他讲述了上面的这个故事。

【作者简介：余同友，安徽石台县人，现居合肥。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站在稻田里的旗》《去往古代的父亲》《斗猫记》等，曾获第三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中篇小说奖、首届澎湃新闻非虚构写作大赛特等奖、安徽省社会科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