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受头是一个词。这个词不是一个生僻的词，只是表达一个比较陌生的接受性行为的概念。什么叫受头？别人双膝跪地给你磕头，磕一个头，或连磕三个头，你接受了，这就叫受头。

受头是一种极少见的、郑重的、带有仪式感的行为。有的人活一辈子，可能连一次头都没受过。

小时候，在我们家的堂屋，我多次看见过磕头和受头的过程，好奇之余，那一幕幕就保留在我的记忆里。稍事回忆，那些情景就像电影镜头一样在眼前历历闪回。

都是在农历的大年初一，天还黑着，墙根儿的残雪尚未化尽，爆竹仍在炸响，一些人就到我们家磕头拜年去了。我们村没建刘氏祠堂，我们家的堂屋起着祠堂的作用。堂屋当门靠后墙的条几上，从东到西，并排放着三座主楼子，每座主楼子里供奉着一尊刘家先祖的牌位。主楼子的材质为檀香木，雕刻的飞檐斗拱，开合自如，十分精美。三代先祖的牌位像是缩小版的石碑，“石碑”上书写着先祖的名讳。我注意到，在主楼子前面跪地磕头的都是一些男人，连一个女的都没有。那些男人多是一些上岁数的老头儿，他们白了头发和胡子，步履已有些蹒跚。他们三作揖之后，慢慢地双膝跪在硬地上，一磕头，再磕头，三磕头。磕头时，他们都不说话，每个人的神情都很严肃，好像回到了远古。

那些先祖们都已逝去，当然也不会说话，只是默默地接受他们的后人给他们磕头。出于对后人的怜爱，也许他们并不愿让那些年已垂暮的后人给他们磕头，但他们没能力拒绝。也就是说，他们的受头是被动的，不接受也得接受。

对于活着的人受头，有两个说法，一曰可以增寿，二曰可以减寿。至于是增寿还是减寿，因人而异。倘若这个人对人有恩，于世有益，德高望重，具有受头的资格，受头是增寿的。相反来说，不该受头的受了头，那就会减寿，受一个头，有可能减去一岁，受的头越多，活的岁数就越小。因此，懂得这些道理的活人都对受头持慎重态度，几乎视受头为魔咒，对动辄磕头的人避之唯恐不及。

我们村有一位被称为五奶奶的老太太，对受头秉持的是欢迎态度。也许五奶奶并没有什么增寿和减寿的概念，她的岁数已经不小了，只是图个过年喜兴而已。起五更，拜大年，是我们那里由来已久的年俗。在五更天，家家大门敞开，户户烛光闪耀。年轻人成群结队，到各家各户去给长辈拜年。拜年啦！拜年啦！拜年的欢叫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大冬天的，天是寒的，地是冻的，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穿的都是过年的新衣服，长辈人哪里真的舍得让他们跪地磕头呢。再说了，长辈人把拜年理解为一种礼节性的说法，一般都会说：好嘞，好嘞，说说就到嘞，就心领嘞！可五奶奶是个例外，她不拒绝上门拜年的人给她磕头。她端坐在堂屋当门的一把老式木椅上，头上戴一顶黑色绒帽，帽右侧插一朵红色的绢花，两鬓露出银白的头发，一大早就等着受头。可笑的是，她双手扯着大布衫子的前襟，把前襟扯成一个布兜儿模样，像是随时准备把她受到的头收进布兜儿里。她这样做，像是下地拾麦穗，或是拾豆角，每受一个头，布兜儿里就多一份收获。一见来了拜年的人，她就说：来吧，来吧，谁的头我都收着。她把“受头”说成了“收头”，她要收人的头，这可不得了。每个人的头只有一个，让她收走怎么办。于是，人们就有些退缩，很少有人真的给她磕头。有那调皮的年轻人，伸出一只手，把五个指头对她勾了勾，说五奶奶瞧好喽，五兄弟给您磕头了。对于有人偷工减料，用手指头代替人头给她磕头，五奶奶照样很快乐，说好好好，指头也是头，这样的头我也收。

在我们那里，把祖母辈的叫奶奶，把曾祖母辈的叫老太太。这样按辈分排下来，我应该把五奶奶叫五老太太。在大年初一，我随着人群，也去五老太太家拜过年，可我站在人群后面的暗影里，只走个过场就完了，从不敢让五老太太看见我，更谈不上给她磕头。我爷爷那么疼爱我，在爷爷生前，我都没给爷爷磕过一个头，哪里犯得着给别人磕头呢！

出于自尊，我虽然极少给他人磕头，自己却曾经受过头。我受的不是一个人的头，同时受到的是两个人的头。而且，给我跪地磕头的不是成年人，而是两个小孩子。那次受头，着实把我吓着了，使我的精神受到了意外的刺激，让我终生难忘。活了大半辈子，我只受过那一次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受过任何人的头。我想，在剩下的日子里，我一定要避免再次受头，以免给自己增加新的心理负担。就是那一次受头，我也不得不记述下来。

时间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麦收季节，地点是中原地区一座国有大型煤矿。一天夜间，一场突发的井下瓦斯爆炸事故，让八十多位年轻的矿工瞬间死于非命。当时作为煤炭报的一个记者，我迅速赶往现场，作新闻采访报道。随后，我又采访了几位工亡矿工家属，详细了解矿难给他们造成的伤害和痛苦，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作品在《中国煤矿文艺》发表后，得到了煤炭工业部领导的重视。有一位主管安全生产的副部长，专门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感谢我写出了如此感人至深的好作品。他要求全国各地煤矿负责安全生产的同志，都要读读这篇作品，真正为广大矿工的生命安全负起责任。将近三十年过去了，那篇名为《生命悲悯》的作品，仍在有的煤矿作为安全教育教材使用。这使我对文学作品有了新的认识，我认识到，文艺为人民服务，并不是一个虚的说法，有时候好的作品的确可以为矿工服务。

在那次遇难的矿工中，有一位刚过而立之年的矿工叫阮河生。他是运输队的运输工，在井下开刮板运输机。阮河生当的是农民轮换工，矿上和他签订的劳动合同是五年。他干满五年，就有可能被别的更年轻的农民替换掉，继续回家当农民。阮河生很喜欢自己的这份工作，喜欢到珍惜的程度。当他开动运输机，看到被人们称为乌金墨玉的原煤从运输机上源源流过，难免会产生一些联想。他想到，这些煤要是运到电厂，就会发出电来；要是运到钢厂，就会炼出钢来；要是运到千家万户呢，烧火做饭就不成问题。他高兴起来，几乎想编一个顺口溜，叫这个工作真不错，发电有我，炼钢有我，烧火做饭也有我，不错不错真不错！有人开运输机时，会在机头的大肚子开关处铺一块荆笆，坐在荆笆上打瞌睡。而阮河生只要一上班，就两只眼睛大睁着，让矿灯的眼睛也大睁着，一直盯着运输机呼呼运行。在他值班期间，从没有发生过运输机掉链子或断链子的事。煤在运输机的铁槽子里往前走，有时会从槽子的上沿撒出一些，撒在巷道的地上。阮河生备有一把铁锨，一见有煤撒出来，他就像爱惜粮食的农民一样，及时把煤铲进槽子里，把巷道清理得干干净净。他虽然只是一个农民轮换工，但他并没有轮换意识，不知不觉间就有了长远的观点，要在煤矿长期干下去。人有长心，才有长性，才有长工。五年过去了，因阮河生为人实诚，工作勤恳，还掌握了一些运输机的修理技术，矿上没有跟他解除劳动协议，而是又跟他续签了五年新的合同。干到第十年，阮河生又得到好消息，矿上要把他转为正式工。他的转正手续已经开始办理，大概再过一个月，他就是国家的正式工人了。从轮换工转为正式工，这是每个农民轮换工都梦寐以求的事。可每年的转正指标很少，可以说是百里挑一。阮河生被挑中了，我的娘啊，我的天啊，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啊！

这么大的喜事，阮河生自己有些承担不了。趁着轮班倒休，他抽出一天时间，赶回老家去了，要把好消息跟妻子宋巧女一块儿分享。

当晚，两口子兴奋得半夜睡不着觉，他们想得很多，很远，也很美好。他们打算，等两个孩子长大了，也让他们到矿上当个好工人。那样的话，他们的后代就从土垃窝里跳出来了，就不会祖祖辈辈都当农民了。妻子还跟阮河生开了个半真半假的玩笑，说：河生，等你转成正式工人，可别把我们娘几个甩了呀！

阮河生说：哪能呢，不会的。

妻子有些撒娇，让阮河生对她赌个咒。

阮河生认真起来，他想了想，说：这样吧，谁要是变心，下井让他碰上冒顶……

妻子不等他说完，赶紧伸手捂他的嘴：我不过跟你说句玩笑话，谁让你赌这样吓人的咒。

宋巧女担心阮河生变心，是出于对丈夫深切的爱恋和依赖。这应了一句哲语，越是爱到十二分，越是防备到十二分。这里还有另一层原因，阮河生是宋家的一个倒插门女婿。宋巧女姐妹四个，只有一个哥哥。哥哥在一次开手扶拖拉机犁地时，从坡头高处摔下来，拖拉机砸在人身上，当场就把人砸坏了。而宋巧女的父亲长期瘫痪在床，几乎是个废人。宋家缺少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希望能找一个上门女婿。阮河生家弟兄四个，他是阮家的老三。家里弟兄多，家庭条件又不好，找老婆就比较困难。作为一个男人，一般来说不愿离开自己的家，到别人家当上门女婿，那样做有失脸面，有些屈就，也似乎有些屈辱。可阮河生为了能给家里分担一些困难，为别的弟兄找对象创造条件，自愿到宋家当了上门女婿，娶了宋家的三闺女宋巧女。因是上门女婿，就不是主体，他和宋巧女生的孩子就不能姓阮，而是姓宋。他们已经生了一女一儿两个孩子，女儿叫宋娟娟，八岁，刚上小学二年级。儿子叫宋亚军，六岁，刚上小学一年级。两个孩子都是高鼻梁，大眼睛，又聪明，又乖巧，惹人疼爱。阮河生什么都不计较，他把自己当成宋家的儿子，里里外外一把手，把一个家支撑起来，支撑得和和美美。在没去煤矿工作之前，他在家里犁地、收割、放羊、喂牛，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是一个合格的好庄稼人。阮河生性格内向，寡言少语，也是个温和的人，跟村里的大爷和叔叔们相处得很好。村里人都说，宋家不知烧了什么高香，找了这么个好女婿。阮河生的岳母说过这样的话：河生，你可是我们宋家的恩人哪！

阮河生说：妈，您这样说就显得外气了，我就是您的儿子呀！

就是因为阮河生人太好了，阮河生突然遇难，宋巧女不堪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她觉得天也昏了，地也暗了；天也塌了，地也陷了，仿佛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她哭昏过去，被抢救过来，再次哭昏过去。她软弱得走不成路，需要姐姐和妹妹架着她，才能一点一点往前挪。她几乎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要侧耳细听，才能听清一些字眼。

矿上的人征求她对善后问题的意见，她说，希望能顶替阮河生到矿上来，希望矿上能给她安排一个工作，因为她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学，那点儿抚恤金不经花。要是有点活儿干，每月有点儿收入就不愁了。啥活儿都中，扫地也中，做饭也中，别人不愿干的她都能干。她接着又说：不给我安排工作，我也不会去闹，跟领导闹，我不会……我不会说话，不会跟领导搅搅这，搅搅那……河生人那么好，河生人都走了，啥都不说了……

宋巧女顶替阮河生参加工作的要求没有得到批准，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果然没有再提。她最后提出的要求是，能不能在阮河生火化前看他一眼，送他一程。这个要求领导答应了。

遗体告别定在下午两点。我看见阮家和宋家的亲属忙着买纸，买炮，买孝布。娟娟和亚军头上、腰间，都扎上了用整幅的生白布做的重孝。看着两个孩子苍白的小脸，忧郁而惊恐的神情，我回想起自己九岁时为病逝的父亲戴孝的情景，将心比心，心中突然为两个可怜的孩子涌起巨大的悲痛，泪水模糊了双眼。他们这样的年龄，正该是在父母面前撒娇的无忧无虑的年龄，命运如此残酷无情，干嘛要把失去父亲的灾难降临在他们头上呢！在走访中得知，阮河生的老家跟我的老家在同一个县，都在豫东大平原。天下矿工是一家，再加上我和阮河生是老乡，我也想去和我的矿工兄弟阮河生告别一下。我们老家的规矩我懂，凡是为死者送葬，都要出一份纸份子钱。我掏出六十块钱，给了主办丧事的阮河生的大哥。阮大哥接过钱，问怎么称呼我。我没告诉他我的名字，也没说我的职业，只说我姓刘，是从北京过来的。

我和阮家、宋家的人一起，坐面包车来到市里的殡仪馆。我因为记者身份得到允许，可以先到整容室看一看。我看到，阮河生已经被整过容了，他的尸首是完整的。据说瓦斯爆炸发生在采煤工作面，阮河生的工作岗位并不在工作面，而是在运煤的巷道里。可爆炸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波，还是波及阮河生，他被冲击波抛起来，重重地撞在巷道的墙壁上。撞到墙上后，并没有反弹回来，后背被直接贴到了墙上，呈现的还是站立的姿势。两个年轻力壮的救护队员上去，才把他从墙上“请”了下来。化妆之后的阮河生，被安放在一个底座装有轱辘的灵台上，上面罩着一个透明的玻璃罩。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脖子上系着蓝色的领带。他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脚上穿着一双棉布登云鞋，看上去和西装不那么协调。据宋巧女说，阮河生生前从没穿过西装，更没系过领带。这么好的衣服，河生穿上也许会感到不大自然。可阮河生表情平静，宽厚，似乎已超然物外。我之所以能辨认出是阮河生，因为属于他的还有一张窄窄的白纸条，纸条在他身上放着，上面用黑墨水写着三个字——阮河生。

遗体告别非常简单，没有哀乐，也没有花圈，谈不上什么仪式。阮河生的亲人们只是从阮河生的身旁过一过，最后看他一眼。阮河生的儿子宋亚军过来了，怀里抱着一只空骨灰盒，准备盛他爸爸的骨灰。紧随其后的是阮河生的妻子宋巧女。为防止发生意外，两个善后的工作人员每人抱住她的一只胳膊，紧紧架着她。她伸着头，使劲对阮河生哭喊：河生，河生，亚军他爸，你等等我，我也不活了，我跟你走啊！她挣着身子，低着头欲往玻璃罩上撞。

两个工作人员把她架得脚不着地，硬是把她架走了。

一出灵堂，宋家母女就坐在地上，哀哀地哭成一团。

阮河生的大哥点了纸，放了炮，还打开一瓶白酒，把酒浇在火头上。火借酒力，熊熊燃烧，直冲天空。一瓶酒只倒了半瓶，阮大哥举起酒瓶子，连同半瓶酒，非常恼怒似的在地上摔碎了。

坐上返回宾馆的汽车，宋巧女仍哭声不绝。其实她已经哭不出声，只是闭着泪眼半躺在母亲的怀里，不停地呻吟，重重地叹息。

我和宋家母女坐一辆车，我想尽快离开这个场所，早早地到车上坐着去了。因为我看见殡仪馆的院子里又来了好几批工亡矿工家属，他们都是来和亲人的遗体告别的。整个院子里除了哭声，就是雪白的孝服，气氛异常哀伤，沉重。我不敢再看，不敢再听，呆望着车窗外那根冒着缕缕黑烟的烟筒，心口发堵，头也有些晕。我觉得自己有些受不了，很想痛哭一场。

这时，我听见有人拍车门，我开门下车一看，见是娟娟和亚军两个孩子并排跪在车门口的地上，在给我磕头。这一定是阮大哥安排的，我给两个孩子的父亲出了一点纸份子钱，两个孩子这是在向我磕头谢孝。我哪里见过这个，哪里受得了这个，我说：好孩子，使不得，赶快起来！我拉起娟娟，弯腰把亚军抱起来，紧紧地抱在怀里，我说：好孩子，叔叔不敢当啊！我喉头发哽，眼泪禁不住涌流出来。

这就是我那次所经历的受头的往事。人头为天，每个人的头都是高贵的。若不是毫无防备，万不得已，万不敢轻易受头。

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我想，宋娟娟和宋亚军也都成了成年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记得曾给一个陌生人磕过头。有时候，我真想去他们老家回访看望他们一下，看看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何。他们有名有姓，找到他们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可我想到，我的看望有可能会引起他们对少年失怙的痛苦回忆，那就不打扰他们了吧。

我衷心祝愿他们都有平安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