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郭冰茹（主持人）：叶兆言在一次访谈中谈及《璩家花园》的创作缘起，他说写这部小说的一个动力是：“我曾经写过一本《南京传》，非虚构的写法，我想通过南京这座城市，把中国历史说一遍”，“《南京传》只写到1949年，我觉得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也可以通过南京历史来讲述”。从这个意义上说，《璩家花园》是叶兆言在《南京传》之后续写南京历史的作品。不过，与《南京传》选择从帝王将相、朝代更迭的宏阔视野中写南京不同，《璩家花园》将叙述锚定在南京城的一个具体街区中，用普通人的命运周折和人生悲喜透视共和国七十年的历史。其实，任何一座城市的历史都可以理解为城市性格和城市形象的呈现方式，也是民族国家历史的一种表达。叶兆言的《璩家花园》以南京城里的市井传奇勾连起共和国七十年历史的风云变幻，展现出历史细部的丰富性。巴赫金在讨论小说形式时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创作想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便是确定一个完全具体的地方，不过这不是观察者情绪的一种抽象的景观，绝对不是。这是人类历史的一隅，是浓缩在空间中的历史时间。”借用巴赫金对“时空体”的描述，我们也可以将璩家花园视为浓缩共和国历史“一隅”的那个具体空间，看看叶兆言如何在这“历史一隅”中呈现南京经验，书写中国历史。

陈婉婷：城市记忆与地方感的建构

在新作《璩家花园》里，叶兆言虚构了一个叫做“璩家花园”的文学地理街区，为南京的城市记忆赋形。不同于纯粹虚构的故事背景空间，“璩家花园”是小说除人物以外的另一个主角，是作家为城市立传的具象载体。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认为，地方感是造就地方特性和氛围的重要因素，叶兆言正是采用纪实与虚构结合的方法为璩家花园注入文化经验，赋予其独特的地方感。

首先，璩家花园由真实的地理原型“脱实向虚”而来，自有其丰厚的历史底蕴，代表了一种平民阶层的价值取向。对南京稍有熟悉的读者很容易从璩家花园看到南京的两座私家园林——胡家花园和甘熙宅第的影子。其次，璩家花园糅合了南京作为“历史伤城”和“文化金陵”[1]的地方想象，其中蕴含了以兴衰观世象的世情笔法。小说里，璩家花园一经出场已是由大杂院、工厂和学校组成的平民街区，然而叙事者仍不断召唤璩家花园的“光荣历史”，一面回溯自晚清以来这一地带的世禄侈富和往日繁荣，一面发出昔盛今衰的无限慨叹，如詹姆逊所言，文艺作品中的“怀旧”模式以拼贴的方式重塑过去时代特有的艺术感觉和形态，从而唤醒对应的“昨日质感。”[2]

此外，璩家花园与现实中的“老城南”具有历史同构性，璩家花园的地理沿革正是古老南京在当代变迁中的缩影。尤其自1990年代末开始，针对城南地区开展的大规模成片拆除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也让老城片区的保护和改造工作成为新世纪以后南京城市文化建构最具象征意味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与当代经验被生动融入璩家花园的前世今生，零散地编织进1970年代之后的历史叙事中，看似对故事的情节走向无关紧要，但使璩家花园中的人事悲欢无不粘连着叶兆言的成长记忆、包裹着南京老城的现实经验，真正体现出一种痛痒相关、心神相连的文学“在地性”。

张远玥：空间变迁中的平民史诗

在《璩家花园》中，作家有意识地创作了一种贴近历史线索的“年代小说”、“历史小说”， 以家庭史为经纬折射社会历史变迁。在当代文学中，“共和国史”与“家庭史”的交织叙述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叙事范例，《璩家花园》亦深嵌于这一创作脉络，因此不必将其视为所谓的“小历史匡正大历史”“从边缘发现中心”。

因此，从“年代小说”、“历史小说”的角度审视，《璩家花园》似乎未有独树一帜的亮点，但就个人阅读体验而言，我认为小说对“平民”视角的推崇是值得探讨的，作者将主要叙述目光投射于天井这样一个较为普通的角色（而不是置于知识分子形象费教授身上），讲述家长里短、情爱婚恋、悲欢离合等平民世界中的“日常生活”。小说中的“璩家花园”事实上不是花园，而是一片区域，有一个又一个的大小杂院。璩家花园、后街以及建筑之间宽窄不一的防火通道，成为了少年游荡探险的场所；防火通道连接着璩家的祖宗阁，从悬空的祖宗阁向下看去则是服装厂的仓库和宿舍；璩家花园一带先后兴建了洋楼、宅院、账房、工厂、派出所等等，只不过荣华富贵如过眼云烟，楼起楼塌，而后棚户区、平民区又先后改造为步行区和文化街区，空间变动回应着历史的变迁，也是故事发生的生活场域。细究之下，小说标题“璩家花园”与主人公“天井”的名字恰好构成了某种呼应，提示我们可关注空间、景观在小说中的构造与变动。

丰瑞：流动历史中的恒定坐标

的确，《璩家花园》以彼此催生、相互关联的故事呈现着小人物和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宏大历史进程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杜赞奇提到，我们在经历线性时间的进程中会感到一种撕裂的困境，这源自两种对于时间经验的不同理解：一种是将其视为一系列互无关系的瞬间，另一种则将其理解为永恒向前、富有意义的时间。人的生命充满了偶然和必然的组合。时代不断尝试通过世俗的形式将宿命转化为连续，让偶然转化为意义；而个体却会在一个又一个瞬间中，不断将连续裂解为碎片、将意义还原为偶然。在这种相互分离又彼此互动的不同时间观念之中，如何理解个人的处境和全部历史，怎样标记小市民的存在意义？

也许这部小说给了我们答案。在我看来，作为主人公的天井，他的愚钝朴拙像是一个较为恒定的圆心，幼年将他锚定在原地的是他心智成熟晚于常人的迟钝；而成年之后让他在深刻变动的生活中获得稳定的，是一种对心爱之人的痴情。可以说是一种“痴”的品质，让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距离线性历史最远的人，其他角色不断地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进宏大历史，但最终都象征性地“回归”到天井这个“历史之外”的避风港，获得一种内心的安宁和满足。作者坦言，天井是他笔下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他所呈现的是一种相对来说抽象和纯粹的爱[3]。也许正是这样的理想建构，才在流动的历史、无意义的瞬间之中，提供了一个恒定的坐标。戴锦华老师在论述《阿甘正传》时提到，这是一部试图缝合美国国内巨大的意识形态裂隙的电影，在“缝合”这个意义上，曾一度名为“缝纫机，蝴蝶牌”的《璩家花园》，可能也是属于叶兆言的《阿甘正传》。

周唯：“悬置”艺术与忧郁的诗学

从历史叙事的偶然性与断裂性来看，《璩家花园》对“悬而未决”情节的处理尤其值得关注。叶兆言在小说中设置了一系列具有“奇情”性质的叙事节点——江慕莲的意外死亡、阿五的离奇失踪、天井与璩达扑朔迷离的身世，为平淡的日常叙事注入了哥特式的暗流。人物的情感轨迹也常常“无疾而终”：费教授在心理博弈后选择拒绝江慕莲，李择佳临终抱憾却没有接受璩民有，这些语焉不详甚或戛然而止的故事，摒弃了传统情节剧的戏剧化程式，形成了独特的文本张力。

一方面，被有意“悬置”的情节线索和情感状态，构成了人物命运的“未完成态”，暗示着现实历史本身的混沌、暧昧、若即若离，也制造了读者接受过程中“期待视野”的断裂。另一方面，“悬置”的美学也恰如其分地呼应了南京特有的城市气质——一种浸透着历史沧桑的迷惘与失落。叶兆言以一座老宅院贯连起四代人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勾勒出南京从民国到当代的世纪图景，然而“繁华总是转眼即逝，富贵很快就荡然无遗”，这种转瞬即逝的宿命感不仅是个体命运的写照，更是整座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记忆不断被擦除和重构的隐喻。小说中的天井在面对家族照片时，产生了“照片上的辉煌时期与自己毫无关系”的疏离，直到暮年在核酸队列中与历史宣传画相遇，才了解到璩家花园的过往变迁，由此可见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错位。通过这些被悬置的情节、被中断的情感、被遗忘的记忆，小说不仅再现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更将之升华为一种关于时间、记忆与城市变迁的忧郁诗学。

王莎：历史形式与叙事实验

在我看来，《璩家花园》是一部“大历史”与“小历史”兼容的文本。因为小说在“大历史”的基础上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所以最终呈现出书写世道人心的艺术本质。人的历史可以跨越时空的界限，具有超越个体、地方与时间的普遍意义。《璩家花园》以写“南京”为出发点，通过描写人的历史丰盈了文学南京的气质和风度，形塑了文学南京的精神与灵魂，打通了人类共通的生命体验，小说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也正在此处。

叶兆言还将其对历史的理解寄寓在小说有形的叙事方式上。其一，小说在叙述上时有重复往返的表现。这种看似“琐碎”的叙述实则还原了日常生活情境，而看似“无用”的生活情节把“无用之用”的哲思转化为一种艺术表达，使小说呈现出非功利性的艺术内核。其二，小说时常插入副文本，使副文本与小说情节形成互文，丰富了小说的历史意蕴与艺术层次。在叶兆言看来，当下与过去、个人与传统，共同编织成为未来的历史。换言之，历史总是遵循着既定的轨道发展。其三，小说常常设置叙事空白。譬如，阿五为何消失二十年，作者并未给出确切答案。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种空白对于作者来说是缺失性的档案资料，因此也就无法被“转义”。不被“转义”的空白最终成为神秘的、引人遐想的叙事空间，由此指向无数种可能。其四，小说打乱线性叙事，每一章节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这体现了叶兆言对当下阅读状态的理解，即阅读状态的非线性与碎片化。阅读状态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我们当代人的生活状态，反映了一种当下正在进行的历史。

罗涵诣：“诉说”的风格及其写作限度

《璩家花园》书写的历史是一位父亲想要讲给女儿听的故事，因而体现了一种“诉说”的风格，小说自始至终都有一个全知全能、能感受人物内心体验的叙述者，为读者/女儿讲述一个关于“我们”的故事。在小说中，璩天井与作者叶兆言是一代人，也只有天井的故事线是最完整的，他始终用一种不骄不躁、脚踏实地的处事态度面对一切，无论悲欢离合、起伏聚散，小说讲述的都是平凡生活里发生的小事，叶兆言借助微观的故事，串联起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尤其是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下海经商等关系时代变迁的历史事件，并将落脚点放置在“寻常百姓家”，让微观历史也能够获得普遍性的意义。也因此，这部作品其实是将璩家花园的历史变迁放置在故事的背景板上，而前置在读者面前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所拥有的历史体验感，传递着“世运如潮又一时，文章得失更能知”的普遍性哲思。

此外，作者处理的历史以70-80年代居多，90年代以后仅涉及1999年璩达高考与2019年后的疫情。叶兆言生于1957年，书写他们的青春成长以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一直是“50后”作家所擅长的，但如何呈现新世纪之后的历史，并与我们现在所处的当下建立联系便成为这一代作家需要突破的历史写作的限度。在这一段历史中，叶兆言并没有“硬写”，而是以留白的方式，截取能够有感而发的事件，让历史真正成为一种“叙事”。

[1] 沈杏培：《没落风雅与乱世传奇：叶兆言的南京书写——兼论长篇新作<很久以来>》，《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3期。

[2] [美]詹姆逊著，胡亚敏等译：《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3] 梁善茵、叶兆言：《可以自傲，我还在马不停蹄地写》，《羊城晚报》2024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