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编辑团队的创建及其流变
摘 要：优秀的编辑团队是形塑经典《鲁迅全集》的重要保障。在此过程中，编辑自身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变。从《鲁迅全集》编辑人员的职业或身份来看，1938年版编辑队伍是临时性召集，掺杂“业余”性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出版社编辑制度的建立，1958年版组建了长期、稳定的专职编辑团队，冯雪峰、林辰、王士菁等成长为学者型编辑的代表。1981年版编辑历史最为复杂，前期主要实行“三结合”，1977年重新回到依靠专家的道路上，且开创出“学者+编辑”的组织方式。2005年版基本延续了1981年版这种组织方式，但团队数量大大精简。《鲁迅全集》编辑的历史既是鲁迅研究队伍的历史，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
关键词：《鲁迅全集》；编辑团队；学者型编辑
近90年来，4次重修、编注精良的《鲁迅全集》为鲁迅研究的蓬勃兴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各版《鲁迅全集》端赖无私奉献、为作嫁衣的编辑团队。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对这一群幕后英雄所知甚少。他们是谁？如何被挑选参与到《鲁迅全集》的编纂工作中来？各版编纂队伍是如何变迁的？这种变迁反映了鲁迅研究队伍的何种变化？一系列问题使我们对《鲁迅全集》编辑团队的历史不能不察。
一、学者型编辑团队的建立
1938年版《鲁迅全集》诞生于烽火硝烟之中，按许广平的说法：“出版先生全集，保卫祖国文化，实为急不容缓之事。”在此形势下，编校由鲁迅弟子、亲友协作完成，其中编目由许广平、王任叔、郑振铎负责，校对由林钰、金性尧、王厂青、周玉兰、唐弢、柯灵、吴观周、许广平、王任叔、蒯斯曛十人负责。据蒯斯曛回忆：“担任校对工作的十个人，五个是业余的，五个是专职的，各个校次和看清样也恰巧都是业余和专职各半。”这恰好道出1938年版《鲁迅全集》编辑团队的两个特点：
一是召集的临时性。团队是为编纂《鲁迅全集》召集起来的，一旦完成即自行解散。实际召集人是王任叔，一切也都是以其为中心建立的联系，挑选成员的方式则是传统的推荐制。如蒯斯曛系王任叔推荐加入。林钰、周玉兰夫妇是姜椿芳持介绍信介绍到周家。王厂青系唐弢推荐给王任叔。内部推荐制在战时既便于快速集结队伍，也是基于安全性的考虑，更利于寻找志同道合者，避免异己分子的混入。但这种推荐方式基于个人喜好，具有某种随机性和封闭性，也可能造成圈子化效应，挂万漏一。这一制度在此后各版《鲁迅全集》编辑队伍的形成中一直延续下来并持续发挥作用。
二是掺杂有一定的非专业性，尽管蒯斯曛在文中特意解释他所说的“业余”并非指不专业，而是兼职的意思。参加编辑校对的这十一人中，许广平、王任叔、郑振铎、柯灵、蒯斯曛有丰富的编校经验。许广平学生时代即主编《醒世周刊》，与鲁迅结合后，成为鲁迅的得力助手，是当时最了解鲁迅稿件情况的人。王任叔1924年任《四明日报》编辑，负责地方版和副刊《文学》，不久又主编剡社月刊《新奉化》；1928年在春晖中学任教时，创编《山雨》周刊；1937年，主编《人间十月》《中国》，其后参加《救亡日报》《译报》工作。郑振铎更是享誉文坛的资深编辑，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著名的出版人，先后创建、主编或参编《新社会》《时事新报·文学旬刊》《戏剧》《诗》《儿童世界》《小说月报》《文学》《文学季刊》《太白》《水星》等刊物；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十年，曾与好友发起成立复社，集资出版书籍；先后主持过大型丛书“文学研究会丛书”、丛刊“世界文库”。柯灵1930年主编《时事周报》，其后又主编《儿童时报》《明星半月刊》《铁报·动与静》，抗战全面爆发后，参加《救亡日报》工作，主编《民族呼声》，1938年2月起主编《文汇报·世纪风》。蒯斯曛曾编辑过《白露》半月刊和《白露月刊》，1930年代在柳亚子为馆长的上海通志馆任职，编纂上海地方志史料多种。而林钰、周玉兰仅编过一期《吾辣》《报告》。金性尧、唐弢后来虽然成为知名的编辑、学者，但当时还没有编辑经历，而王厂青此时还是邮局职员。列举出他们的早年经历，并非要苛责当时年纪尚轻的前辈学人，但这种非专业性多少还是影响到1938年版的编校质量，尤其是校勘，相比于后来各版略显粗疏。如张小鼎所言：“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误植与错讹不少。”因此才有孙用的两本著作《鲁迅全集校读记》《鲁迅全集正误表》。
编辑队伍的“临时性”与“非专业性”，一方面受制于沦陷区上海特殊的出版环境，时间紧迫，按许广平的说法，“六百余万言之全集，竟得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要在三个月内出版20卷作家全集，放在今天也是极高难度的任务，需要非常强的组织运作和协调能力，遑论20世纪30年代，还是战时。人员的匆忙集结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民国时期的出版生产机制远未成熟，国家对出版机构的管理也相对松散。小型出版社人员并不需要严格的审查，当时编辑人员的“专业”与“业余”没有十分清晰的分界。
区别于1938年版的“同人出版”，1958年版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层面组织编注的第一部《鲁迅全集》，带有鲜明的国家意志，受到国家权力的全面制约，属于“国家工程”。这一性质也体现在编辑部的正式创建方面。相较于1938年版的随意，1958年版则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专业编辑部，这得益于共和国初期出版机制的改革。胡乔木在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明确要求各出版社必须建立编辑部：“公营出版社与私营一样，没有编辑部的，如果要存在，就要建立编辑部，不然，亦在封闭之列。”对于编辑部的建设也有规定：“编辑部就是要有一定的人员负责资料工作，建立资料室，资料要可靠、正确，要有一定的人看文字，文字要通顺、合格，要有一定的人员负责对稿件作认真处理。”民国时期那种不设或者较为随意的编辑部门不复存在，所有编辑人员都必须纳入建制，受到出版机构的管辖。为出版《鲁迅全集》，1950年鲁迅著作编刊社成立不久后，冯雪峰即调齐林辰、孙用、杨霁云、王士菁四人，组成编辑部。从此他们为鲁迅著作的编辑、注释奉献一生，其中三人后来终老人文社。
这四人可以分为三组：孙用是“胡乔木自己提出的”，杨霁云系许广平推荐给冯雪峰，林辰、王士菁则是冯雪峰慧眼识人、主动调来的。为调动林辰，冯雪峰甚至动用组织的力量，致信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长楚图南，请其给予照顾，因林辰当时已是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方面，这种调动当然与人际交往有关。孙用在翻译上直接受到鲁迅提携，耳提面命教导，鲁迅致孙用信有14封，日记提及27次，胡乔木应是知道孙用的。杨霁云则因编《集外集》与鲁迅信件往还更为频繁，鲁迅致杨霁云信34封，日记提及52次。鲁迅逝世后，杨霁云为1938年版《鲁迅全集》集稿出过力，并与许广平有直接书信往来。王士菁1946年即拜访过冯雪峰，但未谋面，1950年初夏与冯雪峰第一次见面就谈到《鲁迅全集》注释的话题。
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四人的共同点：在成为鲁迅编刊社编辑之前，都已对鲁迅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且都有编校经验。杨霁云与鲁迅一起编辑《集外集》，积累了丰富的编辑、校对、出版经验，从其致许广平信件即可看出，对于鲁迅集外文颇有心得，深得鲁迅赞许。孙用1932年6月和朋友编辑出版一个小刊物《白虹》，后来又在杭州的日报上编过三种副刊：《浮游》《北风》《大寒》。1938年版《鲁迅全集》出版之后，孙用对其做了大量校勘与研究，出版《鲁迅全集校读记》《鲁迅全集正误表》两本书。林辰1936年7月受聘于贵阳《铮报》社任副刊编辑，1946年8月与友人合编《重庆新民报》副刊《虹》，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受孙伏园所托，编辑《伏园文集》，也曾搜集鲁迅佚文，编辑许寿裳回忆鲁迅系列文章，但都未出版。林辰是最早从事于鲁迅生平事迹考证的学者，其著作《鲁迅事迹考》1948年7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影响很大。王士菁1947年1月到华中六分区《淮海报》社任编辑，1948年8月任华东新华书店编辑部编辑，1949年4月任苏南新华书店编辑，1950年5月任华东新华书店编辑、文艺组组长。1945年王士菁完成的《鲁迅传》，1948年1月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鲁迅传记，由许广平写作前言，周建人撰写后记，得到鲁迅家属及学界高度关注与肯定。四人在成为编刊社编辑之前，各自已经在鲁迅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此后又穷其一生奉献于鲁迅著作事业，他们都成为鲁迅研究领域受人敬仰的学者型编辑。
可以说是鲁编室“四大元老”在冯雪峰的领导下缔造了1958年版。四人深厚的学术功底、勤勉不懈的工作以及得天独厚的条件（受鲁迅、许广平等亲炙）保证了1958年版注释的基本质量，解决了注释中存在的许多疑难问题，为后来1981年版、2005年版的注释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份开拓之功有目共睹。但也不可否认，四个人的力量毕竟单薄，而《鲁迅全集》具有百科全书性质，要支撑起后者的注释有难度，所以1958年版注释中留下大量“待查”。
二、“三结合”的编辑队伍
“文革”期间，1958年版《鲁迅全集》因政治问题被禁，1938年版早已停止印刷，人民无全集可读。1973年，临时将1938年版改为简体重排应急供应读者，但没有注释。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在1974年上半年，人文社即开始组织队伍准备编注新版《鲁迅全集》。据王仰晨回忆，“大概从六、七月份开始，我们试着和一些高等院校的中文系联系，请他们分担一些注释任务”。到1975年的上半年，各单行本的注释任务由人文社基本分配完毕。为贯彻落实毛主席对于《鲁迅全集》的最高指示，1976年4月23日至5月10日，国家出版局召集十三省市的宣传部负责人、各注释组代表及相关专家、学者，在济南和北京分两段召开“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从参会名单能看出其时编辑队伍的时代特色（限于篇幅，仅看北京、上海、天津三地代表）：
北京：曹子西（北京市委宣传组负责人）、王瑶（北京大学教授）、董兆初（北京大学学员）、郭志刚（北京师范大学教师）、郭士杰（北京广播器材厂工人）、李纪周（51101部队政治处书记）、王长收（51101部队政治处干事）、李清（北京电子管厂工人）、唐淑环（北京电子管厂工人）、鲁荣华（北京汽车制作厂技术员）、俞圣祺（北京人民出版社）
上海：陈冀德（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组长）、陈孝全［上海鲁迅传组（石一歌）］、刘崇义［上海鲁迅传组（石一歌）］、汤逸中（上海师范大学教师）、周凤宝（上海师范大学学员）、刘达临（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工人）、赵景深（复旦大学教授）、陆树崙（复旦大学教师）
天津：江海（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小组成员）、张学植（南开大学教师）、张菊香（南开大学教师）、姚跃（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总支书记）、王锦泉（天津师范学院教师）
在此前后，各注释单位几经修改，完成征求意见稿，由人文社授权，在各地印出28本“征求意见本”（因封面为枣红色，收藏界称其为“红皮本”）。“红皮本”的署名时代特色鲜明，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两例：铅印本《彷徨》注释单位为“天津碱厂工人理论组、南开大学中文系”，《坟》注释单位为“首都钢铁公司特钢公司带钢厂工人理论组、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理论组、北京大学中文系”。
结合这两份材料可以看出，1981年版《鲁迅全集》在“红皮本”阶段，编辑队伍采用的是“文革”期间盛行的“三结合”方式。根据研究，“三结合”的提法似乎最早起源于周扬在河北省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其中提到：“在党的领导下，专家和群众结合，这是一切工作的路线。”之后《文艺报》推出文章《集体创作好处多》，认为“集体创作不但充分发挥了群众的智慧，而且创作过程同时是对群众的教育和提高的过程”。这一组织生产方式发展到1964年，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讲话中演变为“抓创作的关键是把领导、专业人员、群众三者结合起来”。“文革”中，“三结合”风行一时，具体到出版领域，“三结合”甚至写入中央文件，成为指导性原则。经毛泽东批示同意的中央1971年43号文件《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中指出：“无产阶级的出版事业是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要靠全党来办，靠大家来办，靠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来办，不能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要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选题、写书、审书都要走群众路线。”文件还指出，应该沿着三结合这个方向“继续实践，不断总结和提高”。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各省对于《鲁迅全集》注释工作非常重视，来参加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的代表都是由各省市宣传部门的领导带队参加，甚至旅大市（1981年改称大连）宣传部部长后来亲自到北京争取任务。宣传部门负责人的参与保证了从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经济上则免去了经费的后顾之忧。据李文兵回忆，国家给各省宣传部一律拨款3万元，注释组到各地调查访问的差旅食宿费用都由所在单位报销。同时，党委宣传部门也负有对注释稿审查的责任，《三闲集》注释组1977年6月4日就曾专门写信呈请“学校党委并报区党委宣传部、区文教办公室”，请予审阅注释第三稿。
“群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语境中等同于工农兵，这从1981年版《鲁迅全集》征求意见本的注释单位与注释组成员也能看出。一方面，承担注释任务的各大学中文系为满足“三结合”的要求，“各自物色对象（工厂、部队、公社……等）组成注释组”。具体到注释单位上，工厂有29家、部队有4家，公社则只有2家。为何工厂会占大多数？这首先是因为在政治意义上，工人代表无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工农兵中“工”排第一。其次，也和经济有关。从地域分布来看，上述两份名单中承担重任的大都是工业发达省份，也是当时经济发达省份。北京、上海之外，东北的辽宁、吉林两省，天津市都各承担了3本，再往下是江苏、湖北、山东，各两本。选择工业发达省份或城市，经费更有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南腔北调集》注释组、《三闲集》注释组只署大学中文系，没有带其他单位，被荣太之称为“大胆”，实际上是因为注释组成员中还有工农兵学员，这也是与群众结合的一种方式。上述参会名单中我们能看到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董兆初、上海师范大学工农兵学员周凤宝、河北大学工农兵学员袁瑞良、广西大学工农兵学员陈大广。这几位都是代表性人员，大部分注释组在早期阶段都有多位工农兵学员参加。例如广西大学除了陈大广，还有黄世雄、范善齐、李滨。辽宁大学注释组1976年到上海查资料就是杜一白带着三位工农兵学员同去的。上海师范大学注释组汤逸中也曾带两位工农兵学员去北京定稿。注释组吸纳工农兵学员除去借助他们“根正苗红”的阶级出身之外，年龄也是考虑因素，他们代表“青年”，与老一辈学者、中青年教师共同组成“老中青三结合”。
即使是在“文革”极“左”政治思潮下，人文社、各省市领导也知道专业学者才是注释组的核心，掺入“工农兵”不过是政治需要。因此人文社对于专业学者的挑选主要还是看其鲁迅资料研究的功底，在联系有关院校之前也已摸清学校从事鲁迅资料研究的学者情况，可以说是因人选校。如地处边陲的广西大学能够参与注释就是因为有王士菁在。又如李文兵列举的，北京大学则有王瑶、孙玉石，北京师范大学有杨占升，北京师范学院有王景山，有这些人牵头就比较放心。学校接受任务之后，内部挑选成员也是如此。青年教师陈子善被纳入注释组，与其“文革”期间发表多篇鲁迅研究文章有关。专业学者一旦选定，尤其是主要负责人，后面一般就不再变更了。
“三结合”注释组是典型的历史产物，带有特殊时期的历史烙印。大多数的工人、军人、农民、工农兵学员都自知文化基础薄弱，因而尊敬专业学者并诚恳地向他们学习，但少数人也会掣肘。孙玉石就曾回忆当年有青年农民与王瑶争执，坚持认为《人之历史》中“德国黑格尔氏”是女人。王瑶说，这简直是乱弹琴！“三结合”对于注释的影响表现为两点：一是“红皮本”（征求意见本）注释更加关注“通俗性”，普及的力度更大，照顾的读者层次更低。因此“红皮本”注释数量往往远超以后定稿的数量，而且对生僻字词都给出注音注义，有点难度的文言文则给出翻译，由此注释稍显繁琐。二是带有浓厚阶级话语的“题解”。“题解”顾名思义，是对篇目的微言大义、主题思想进行解释说明。大部分“题解”囿于历史情境，意识形态色彩浓郁，往往上纲上线，进行阶级批判。随举一例，《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题解”介绍文章出处后，如是写道：“在本文中，鲁迅热情地歌颂了列宁领导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指出这次革命对自己世界观变化所起的巨大影响；同时有力地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对我国革命人民实行法西斯血腥统治的罪行。文中还强调了战斗的文学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1981年版将题解全部删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不是“红皮本”，而是“油印本”奠定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定稿版本的坚实基础。“红皮本”实际上被后者所扬弃并取代。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红皮本’中大量的生僻字词、句意、‘题解’等都达到了‘普及鲁迅’的效果，最大限度地实践了毛泽东‘读点鲁迅’的号召。‘红皮本’之后，再无如此通俗易懂、全面详细的注释版本。”“三结合”注释组也有其历史贡献，不能一概抹杀。
三、 学者+编辑：1981年版编者队伍的定型及延续
至少以1977年9月为原点，编者队伍开始发生变化。在林辰1977年10月25日给儿子王山鹰、儿媳贺丽华的信中提到：“九月中，王子野同志（出版局第二把手）来虎坊路座谈……他说单行本已经分给许多学校、工厂注释，不动算了；至于全集，则要收回自己搞，像现在这样一个单行本号称有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参加注释，如果全集也这样，那怎么能保证在一九八一年出版呢？”所谓“收回自己搞”，就是取消“文革”“三结合”的组织方式，绝大多数工人、军人、农民退出注释组，转而主要依靠社内编辑与专家学者的力量，实际也是回到依靠知识分子的道路上来。之所以改弦更张，首先当然是因为时间紧迫。继续延续“三结合”注释组、“大兵团作战”的形式沟通成本太高，效率太低，恐怕无法保证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集的出版任务。其次也与胡乔木的复出有关。1977年5月，出版局局长即登门拜访胡乔木，请其出山。11月，胡乔木获批正式主持领导《鲁迅全集》注释工作，并于12月20日同林默涵等谈话，确立了新的工作准则。1978年2月，人文社“明确提出《全集》的注释工作统一由我们承担，在定稿讨论时，将邀请各有关注释单位派主要成员来京参加等”。这标志着注释的权力由“三结合”注释组收归人文社，专家、学者成为依靠力量，工农兵退出历史舞台。联系当时历史情境，人文社这一动作与全国层面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基本同步，也是时势所趋。
参加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纂工作的社内编辑有林辰、孙用、王仰晨、李文兵、陈早春、张伯海、王永昌、殷维汉、胡玉萍、降云、何启治等。除去林辰、孙用两位曾参加过1958年版工作的资深编辑外，其余人员经过1981年版编纂的历练，大部分也成长为学有所长的学者型编辑。但与1958年版不同之处在于：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人文社从1978年起，“曾先后借调了陈涌、周振甫等同志参加定稿讨论工作”。1979年，为加快定稿速度，赶在鲁迅百年诞辰前出齐全集，出版局与人文社决定将原来的一个定稿组扩充至四个，借调大量人员进京住社。
这批人员分为两类：一是借调作为各书的责任编辑。如朱正责编《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译文序跋集》；包子衍责编两卷鲁迅日记部分；徐斯年责编《集外集拾遗补编》；郭豫适责编《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陈琼芝责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马蹄疾责编鲁迅书信部分。
二是原注释组代表。各注释组一般派出一到两人作为代表进京定稿。经过搜集与整理，注释组成员与进京定稿人员名单如下：
《坟》：北京大学，王瑶、川岛（章廷谦）、孙庆升、唐沅、袁良骏、孙玉石（定稿）
《热风》：武汉大学，陆耀东、唐达晖、孙党伯（定稿）
《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王永昌（定稿）
《彷徨》：南开大学，李何林、韩之友、苏振鹭、张铁荣、李岫、张学植（定稿）、张菊香（定稿）
《野草》：扬州师范学院，李关元、吉明学、曾华鹏（定稿）
《朝花夕拾》：杭州大学，钱文斌、王源初、沈绍镛（定稿）
《故事新编》：山东大学，孙昌熙、王延唏、李庶长、张伯海（定稿）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天津师范学院，王桂华、王国绶、王锦泉（定稿）
《而已集》：中山大学，吴宏聪、饶鸿竞、陈则光、金钦俊、李伟江（定稿）
《三闲集》：广西大学，王士菁、金涛（定稿）
《二心集》：延边大学，章新民、陈琼芝（定稿）
《南腔北调集》：河北大学，雷石榆、伊智、刘玉凯、周绍曾（定稿）、黄建国（定稿）
《伪自由书》：吉林大学，李凤吾、刘中树、刘柏青（定稿）
《准风月谈》：辽宁大学，杜一白、高擎洲（定稿）
《花边文学》：华中师范学院，李逸涛、曾祖荫、陈安湖（定稿）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上海师范大学，石汝祥、汤逸中（定稿）
《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
《集外集》：北京师范大学，郭志刚、杨占升（定稿）
《集外集拾遗》：南京大学，许志英、叶子铭、邹恬（定稿）
《集外集拾遗补编（上）》：辽宁师范学院，毛庆其、宫永康、徐斯年（定稿）
《集外集拾遗补编（下）》：山东师范学院，田仲济、冯光廉、韩之友（定稿）
《中国小说史略》：复旦大学，赵景深、陆树崙、丁锡根（定稿）、郭豫适（定稿）
《汉文学史纲要》：厦门大学，何建华、苏景昭、应锦襄（定稿）
《古籍序跋集》、《译文序跋集》：福建师范大学，温祖荫（定稿）、陈翔耀（定稿）
《两地书》：厦门大学，任伟光、庄明萱、庄钟庆（定稿）
《鲁迅书信（1904—1933）》：北京师范学院，刘国盈、李允经、王景山（定稿）
《鲁迅书信（1934—1936）及致外国人部分》：上海师范大学，王自立（定稿）、陈子善（定稿）
《鲁迅日记（1912—1927）》：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吉林师范大学，蒋锡金（定稿）
《鲁迅日记（1928—1936）》：复旦大学，黄乐勤、李兵、林爱莲、胡奇光（定稿）、虞积华（定稿）、王锡荣（定稿）
与1958年版的挑选机制相同，专家学者被借调也是普遍现象。除去有鲁迅研究的基础，人文社鲁编室编辑及上层领导的推荐也是重要原因，甚至有时是决定性因素。王仰晨、李文兵、陈早春等是挑选专家人选的关键人物。如朱正就是得到冯雪峰、孙用的看重，后来介绍给王仰晨，于是与人文社建立了联系，后来王仰晨将其借调进京。 孙党伯被挑选成为注释组成员，得益于陈早春的推荐，因两人是研究生同学，都受业于刘绶松。徐斯年能被借调，与陈早春、李文兵的倾向性有关。马蹄疾能参加注释工作，则直接来自胡乔木的推荐。
正是在专家学者与编辑的通力协作下，1981年版《鲁迅全集》方能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这种编辑组织方式也成为一种范式，深刻影响到后来作家全集的编纂。例如有学者甚至将第一版《老舍全集》的不足归之于其未采取专家学者+编辑的组织方式：“特别是在这个编辑班子中，缺少了另外一个方面的生力军，那就是其他专家、学者的参与。这一点，也是《全集》与其他大师级全集编选方式的不同之处。”当然，1981年版编辑组织方式有其特殊性，难以完全复制，因为它究其根本仍是一种国家政治行为，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批准，国家拨款，所以能不计成本在全国范围铺开，能在前期开展充分的内查外调，后期用一两年的时间进行定稿，这种“全国总动员”“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可谓空前，甚至很可能是“绝后”的。
20年一修，2005年版延续1981年版这种组织方式，但已无力再如前者那样施行全国总动员，规模收缩，变为专家分卷主编+编辑的组织方式。
第一卷 孙玉石（北京大学）王海波（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二卷 张梦阳（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玉梅（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三卷 王国绶（天津师范大学）王海波
第四卷 刘增人（青岛大学）岳洪治（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五卷 陈福康（上海外国语大学）郭娟（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六卷 朱正（湖南人民出版社）王玉梅
第七卷 王世家（鲁迅博物馆）岳洪治
第八卷 韩之友（山东师范大学）侯群雄（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九卷 应锦襄（厦门大学）降云（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十卷 徐斯年（苏州大学）王玉梅
第十一至十四卷 陈漱渝（鲁迅博物馆）郭娟
第十五至十七卷 王锡荣（上海鲁迅纪念馆）裘士雄（绍兴鲁迅纪念馆）王海波
第十八卷 王玉梅 侯群雄
2005年版的各卷专家主编大多数都参加过1981年版的责编定稿工作，张梦阳、刘增人、陈福康、王世家是新加入者。与以往各版主要基于推荐不同，据李文兵介绍，这四位学者都是人文社根据其各自的研究专长主动邀请他们参加工作的。经过几代学者与编辑的不懈努力，承继前面各版基础，汲取前人经验与教训，2005年版成为至今编校质量最高、注释最为客观的《鲁迅全集》，是鲁迅研究者目前所仰赖的最佳版本。
结语
编辑从“业余”到专业，并非停留于简单字面意义，其背后伴随着国家出版制度与知识分子地位的转变，全集编辑的历史也是出版史和知识分子历史的缩影。1938年版由于上海沦陷的特殊时的因素，编辑队伍呈现“临时性”与“业余性”。1958年版开始建立专业的编辑队伍，得益于共和国初期编辑制度的建立；“文革”期间“三结合”的形式是1971年出版座谈会报告的规定，也是因时因势而生；“文革”结束后又回到依靠知识分子的道路，则与拨乱反正、知识分子地位改变直接相关。1981年版开创的专家学者与社内编辑协同合作机制，既为2005年版确立了典范，也深刻影响了其他作家全集的出版。
梳理《鲁迅全集》编辑历史的意义何在？诚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在现当代文学的图景中，“编辑具有着‘大编辑’的身份，通过对作者稿件的策划、组稿、修改而参与到作品的创作中来。”他们扮演着多重角色，首先是出版机构的“把关人”，直接决定作品能否被刊发，由此进入公众视野；他们又是作品的“催生婆”，许多作品是在他们的策划、催促下才得以降生；他们也是作家的“一字师”，深度介入作家作品的创作过程，直接干预现当代文学的生产，形塑现当代文学的肌理与面貌。甚至可以说，没有编辑，就没有现当代文学。美国文化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曾将书籍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整个过程绘制成图，并将其命名为“传播线路图”，在他看来，“印刷出版的书一般都经历类似的循环规律。这个循环就像一个传播线路系统，从作者到出版人（如果卖书的人没介入这个环节的话），再到印刷的人，再到运输的人，再到卖书的人，最后到读者”。作者和出版人仍处于“交流圈”的关键位置，而编辑正是出版人中最为重要的一位。
较之于编辑对现当代文学的贡献，编辑研究严重滞后，这使得编辑生前身后都是默默无闻。作家载入史册、享誉中外，成就作家的编辑却不为人知。例如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编辑都是谁？编辑与莫言如何互动？在莫言作品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事实上，编辑与文本、编辑与作者的互动研究仍有待开掘，正如黄发有指出的，这种深入研究“不仅有补遗作用，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更为全面和完善，而且有益于拓展、深化乃至提升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经典幕后晦暗不明的历史理应被照亮、被铭记，因为是编辑与作者一起制造了经典，荣耀也应属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