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个暑假，我又回到故乡住了两天，每天我都要爬一次船避山，倾听草木的低语，回想那些缠绕在记忆深处的蛇影，它们就像故乡那棵老榕树上的气根，一头扎进童年的泥土，一头连着岁月的天空。从明末清初的道士传说，到如今船避山农民公园里的晨练身影，蛇的故事在我的故乡——福鼎市店下镇岚亭村的山水间流转了数百年，它们既是乡愁里令人惊悚的符号，也是人与自然对话的永恒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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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老人们总爱在夏夜乘凉的堂前屋后讲故事，水烟筒里的火星明明灭灭，照亮着他们眼角的鱼尾纹，也照亮那个关于蛇屋的古老传说。明末清初的风从东海吹来，带着咸湿的气息，给故乡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传说那时船避山脚下居住着一位道士，诵读着泛黄的经卷，就能与蛇通灵。他的咒语一念，四面八方的蛇便如受召唤的信使，从方圆数十公里的山林、溪涧、石缝中涌来，它们以鳞为瓦，以躯为梁，在青烟缭绕中筑起奇异的蛇屋。

外婆曾说，那蛇屋是有灵性的，晴日里能挡风雨，阴雨天会泛出淡淡的荧光。蛇群在道士的咒语中各安其位，小蛇铺成细密的“地板”，中蛇搭起交错的“房梁”，大蛇则盘成稳固的“屋柱”，整个屋子在草木间若隐若现，像大地吐出的一枚琥珀。那时的人对蛇是敬畏的，他们相信这些生灵是山神的使者，掌管着风雨时节，所以见了蛇从屋梁游过，只会双手合十，默念“平安”，从不敢惊扰。

有一次，道士要去云游。离家那日，他再三叮嘱孩子不可翻动那本咒语书，可孩童的好奇心怎敌得过神秘的诱惑？在一个蝉鸣聒噪的午后，孩子偷偷翻开了那本布满虫蛀的旧书，稚嫩的声音念出断断续续的咒语。刹那间，风起云涌，草木震颤，无数蛇影从四面八方赶来，在院子里盘旋堆叠，一座新的蛇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拔地而起。孩子站在蛇屋前又惊又喜，却不知如何让这场生灵的狂欢落幕。

蛇越聚越多，蛇屋越建越高。俗话说，只要是生命，都有不能承受的重负，终于，蛇屋在一声沉闷的巨响中坍塌。愤怒的蛇群如狂潮一般涌散，将那个懵懂的孩子吞噬在混乱之中。

老人们说，那天的夕阳都变成了血色，山林里传来连绵不绝的蛇嘶。从此，老家的蛇便多了起来，像是那场失控咒语留下的永恒印记。这个传说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反复浮现，让我对那些游走在草木间的生灵，始终怀着一种敬畏的距离感。

后来读《山海经》，看到“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的记载，突然读懂了故乡传说里的深意。蛇在古人眼中从来不是普通的生灵，它们是天地灵气的化身，是自然法则的象征。那场蛇屋的悲剧，何尝不是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古老警示——人类可以与自然对话，却不可妄图掌控自然，否则终将受到法则的反噬。

2

如果说，建造蛇屋纯属传说，那么，船避山游走的巨蛇一定是真实的存在。因为这条巨蛇除了我父亲亲眼所见，还有不少人都遇见过，他们可以相互佐证。

我的父亲，九岁成为孤儿，帮人放牛谋生；1949年后，由于家庭成分“优越”，成为村团干，不久被推荐到福鼎吉坑水库工作。后来，因为哥哥、姐姐和我相继出生，工资捉襟见肘，养不活一家子，他又申请回到生产队，一边挣集体工分，一边种自家菜园，也就是那一年，父亲与船避山的巨蛇相遇了。

那是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初夏雨后清晨，薄雾还未散去，草叶上的水珠在晨光中闪着晶莹的光。父亲惦记着船避山上的番薯园，便踩着泥泞山路往上走，露水打湿了裤脚，凉丝丝的寒意顺着脚踝往上爬。快到番薯园时，他突然看见自家园地上横卧着一个巨大的黑影，起初以为是别人丢下的一截大树干，走近了才惊出一身冷汗。

“横亘七垄番薯畦啊，孩子，你知道七垄番薯畦有多宽吗？”父亲每次讲起都要比画，“那蛇全身乌黑，鳞片在露水里泛着青光，身子有小水桶那么粗，头轻微仰着，朝着日出的方向，一动不动，像尊活山神。”他说自己当时魂都吓飞了，手里的锄头“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转身就往山下跑，连草帽掉了都没敢回头。

跑到山下修桥的工地时，父亲的腿还在打战，他立即拉着正在搬石头的民工往山上指：“蛇！大蟒蛇！快去看！”好奇的十几个民工马上扛着扁担、锄头、铁锹跟着父亲冲上山去，可园里除了被碾过的番薯藤留下的巨大痕迹，哪有什么巨蛇的影子？民工们只好沿着巨蛇游动过的痕迹搜寻，最终在一片长满灌木杂草的破墓前失去了线索——那座不知年代的古墓被枯木荒草覆盖，隐约露出许多错落的、长满苔藓的裂缝和洞口。

“肯定是躲进古墓了。”领头的民工一边用铁锹敲打着乱石，一边笃定地说。从此，那座破墓便成了村民们的禁地，没人敢在附近砍柴摘菜。后来又有多位上山干农活的男女说，在茶园和林子里见过那条全身乌黑的巨蛇，还听见它发出老牛般“哞哞”的叫声，震得树叶草丛都在颤抖。这些说法让船避山的巨蛇传说越发神秘，也让乡亲们对山林多了几分敬畏。

最神奇的是我读小学二年级时的那个夏天，雷雨特别多，一下就是数个小时，山洪漫过田埂，淹没了村里的千亩良田，不少村民借着电闪雷鸣，看见浑浊的洪水中，有个黝黑的巨大影子像潜艇般快速游动，朝着东海的方向破浪而去。“化龙了！”村里的老人望着那个消失在雨幕中的影子说，“巨蛇修行够了，借雷雨天渡劫成龙，入海去了。”

那时我总缠着父亲问巨蛇的模样，他会用粗糙的手掌比画着，眼神里有恐惧也有敬畏。后来读《白蛇传》，看到白素贞遇雷劫的描写，突然理解了乡亲们“化龙”的说法。在故乡的认知里，蛇与龙本是同源，巨蛇得天地灵气，遇机缘便能化身为龙，这既是对自然异象的想象，也是对生命蜕变的美好期许。

3

除了有巨蛇，我的故乡还有各种各样的蛇，而且数量很多。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童年是在与蛇的频繁相遇中度过的，让我一次次认定当年建造蛇屋的真实。

童年时的岚亭村，蛇像是田野里的常客，游走在山林、溪涧、菜园和屋檐下，与村民们共享着这片土地的晨昏。这些蛇有不同的模样和习性，乡亲们给它们起了各种生动的名字，“七姐妹”便是其中最神秘的一种。

“七姐妹”不是指七条蛇，而是乡亲们对一种青色小蛇的称呼。它们总在山野田园间结伴而行，只要遇见一条，往前走不远，定会在草丛、石缝或树根处再见到几条，像是某种无声的约定。有次我跟母亲上山干农活，在一棵老茶树下看见一条青色小蛇，母亲立刻拉住我：“别动，是七姐妹。”果然往前走没几步，又在蕨类植物下、溪涧边见到几条同样的青蛇，它们互不干扰又彼此呼应，像山林里的精灵在守护着什么。

乡亲们说“七姐妹”有灵性，不轻易伤人，见了人便缓缓游开，留下草木摇动的轻响。但孩子们还是怕它们，每次遇见都屏住呼吸，等蛇走远了才敢说话。现在想来，“七姐妹”其实是对蛇类群居习性的观察，那些看似偶然的相遇，实则是蛇群在自己的领地内活动，它们用这种方式划分着与人类的边界。

上小学三年级的中秋节下午，一场蛇吃蛇的奇景成了全村人的集体记忆。那天午后阳光正好，我和小伙伴们正在学校操场上玩弹珠，突然听见有人喊：“快去看！蛇吃蛇了！”我们跟着人群往山上跑，只见砍柴人用扁担抬着两条纠缠在一起的蛇，正往水渠边走去。

那是一条菜花蛇在吞食蝮蛇。我们那里叫蝮蛇为五步蛇，意思是说，人被它咬了，走不到五步就要死了。菜花蛇通体金黄，带着黑色斑纹，而被吞食的蝮蛇则是灰褐色，身上有菱形花纹。两条蛇头咬着头，菜花蛇的嘴张得极大，正一点点将蝮蛇往肚里吞。砍柴人说在山坳发现它们时，已经咬在一起了，怕在山上被野兽打扰，就抬到水渠边让大家见识见识。消息很快传遍全村，男女老少都赶来看热闹，水渠边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有人踮着脚，有人搬来板凳，连平时最怕蛇的几位老奶奶也拄着拐杖来了。

从下午二时多到天擦黑，菜花蛇就这样一点点吞食着蝮蛇。阳光从刺眼变得柔和，又渐渐沉入西山，围观的人群从喧闹到安静，最后只剩下稀疏的议论声。大家都被这自然界的生存法则震撼着，没人敢打扰这场漫长的吞食。直到暮色四合，菜花蛇才终于将蝮蛇完全吞入腹中，它的身体鼓鼓囊囊，在水渠边停留片刻，便缓缓地游进菜园，消失在暮色中的蔬菜藤蔓里。

这场蛇吃蛇的场景在我的记忆里刻了很多年，让我第一次直观感受到自然界的残酷与真实。后来读生物学书籍时才知道，菜花蛇学名王锦蛇，本就有捕食其他蛇类的习性，而蝮蛇是有剧毒的蛇，这场捕食其实是两种蛇类在长期演化中形成的生态关系。但在当时的乡亲们看来，这既是自然奇观，也是“蛇王”在彰显力量，他们用朴素的认知解释着自然界的生存法则。

家乡田野里还有个足球场见方的土墩，乱石交错，杂草丛生，是蛇类的乐园。平时劳动时，乡亲们几乎都能在那里遇见蛇，大的据说有小水桶一般粗，还能发出“哞哞”的声音，很是瘆人。有次我跟着父亲去附近割稻子，就听见土墩方向传来“哞哞”声，像老牛在叫，父亲立刻拉着我远离：“别靠近，大蛇在叫。”

20世纪70年代，村里掀起平整土地的热潮，那个蛇影出没的土墩被列入平整范围。动工那天，全村人都很关注，纷纷猜测会挖出多少蛇来。可奇怪的是，整整几天的平整过程中，翻遍了所有乱石和泥土，都没有发现一条蛇，连小蛇都没有。那个平时蛇影绰绰的土墩，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无蛇之地。

乡亲们都说蛇是最有灵性的，知道人类要动土，提前迁徙走了。他们说这些生灵能听懂大地的语言，在人类惊扰之前，便带着家族去往更安全的地方。这个神秘的现象让我至今难忘又难解，它像是自然给人类的一个暗示：生灵自有其生存智慧，它们与大地的连接，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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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股捕蛇热席卷了故乡和周边的山村。那时市场经济刚刚兴起，城里的餐馆开始流行吃蛇肉，说蛇肉滋补养生，蛇胆能明目治病。利益的驱动让许多人放下了农具，拿起了铁叉、麻袋和捕蛇药，走进山林田野搜寻蛇的踪迹。

那段时间，村里时常能看到捕蛇人的身影，他们穿着长筒胶鞋，背着鼓鼓囊囊的麻袋，脸上带着收获的得意。麻袋里的蛇发出沉闷的蠕动声，让人听了头皮发麻。蛇肉宴成了待客的“硬菜”，蛇皮被制成皮带、钱包，在集市上售卖。乡亲们起初还有些犹豫，觉得捕蛇伤天害理，但看着别人赚钱，渐渐也加入了捕蛇的行列。

然而，大自然的反噬很快就来了。随着蛇的数量急剧减少，田地里的老鼠开始泛滥，啃食庄稼，传播疾病。更让人不安的是，被蛇咬伤的事件频繁发生。捕蛇人被毒蛇咬伤，送医抢救的消息时有传来；上山劳作的村民不小心踩到蛇，也常被攻击。有次邻村的一个捕蛇人被眼镜蛇咬伤，虽然及时注射了血清，却也躺了半个多月才能下床。印象最深的是，我亲眼见到邻村一个小孩子，蛇钻进他的嘴巴，因为逆鳞，拔不出来，大人们只好一边用担架抬着、一边抓住晃动的蛇尾，去县城的医院动手术。

母亲那时常说：“蛇是山神的看家狗，你把狗打了，山神能不生气吗？”她的话朴素却蕴含着道理。蛇本是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它们捕食老鼠、青蛙，控制着田间的虫害，维持着生态平衡。当人类打破这种平衡，必然会遭到自然的惩罚。那些被蛇咬伤的事件，更像是生灵在绝望中的反抗，提醒着人类不可过度索取。

转机发生在植被重新覆盖山野之后。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以及燃气的使用，加上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增多，家乡的山林渐渐恢复了生机。曾经被砍伐的山坡重新长满了树木，溪流变得清澈，消失多年的鸟类、蛙类又回到了田野。而蛇，也在不知不觉中多了起来。

这几年回老家，总能听见乡亲们说：“蛇又多了，有的还很大。”但奇怪的是，被蛇咬伤的事情却几乎没有听说了。上一周我又回去看望老母亲，邻村一位正在与母亲闲聊的老人家告诉我，她家堂屋前两天来了一条碗口粗的眼镜蛇，盘在神龛下，她惊吓了一下，立即请了不怕蛇的年轻人来将它捉住，送到十多里外的深山里放生。“都是讨生活的生灵，放远些，各不相扰就好。”老人平静地对我说。

这样的场景在如今的家乡并不少见。乡亲们不再把蛇视为威胁，而是当作生态的晴雨表。他们知道蛇多起来，说明山林里的食物充足，生态环境变好了。遇见蛇时，他们会远远避开，给对方留出足够的空间；蛇闯入家中，也会请人放生，而不是赶尽杀绝。这种微妙的平衡，是几代人在与自然的磨合中总结出的生存智慧。

船避山如今已建成美丽的农民公园和中药材基地，百度词条里这样介绍它：“船避山位于福鼎市店下镇岚亭村，因形似船只避风而得名，现建成集休闲、观光、种植于一体的生态园区，山间植被茂密，常有野生动物出没。”每次看到这段介绍，我都会想起父亲遇见的巨蛇，想起那些游走在田野间的“七姐妹”，它们其实从未离开，只是与人类达成了新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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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船避山农民公园里，望着远处的东海，我总能想起故乡的蛇。从道士传说里的蛇屋悲剧，到父亲遇见的巨蛇传奇，从童年记忆里的“七姐妹”，再到如今人蛇相安的生态图景，蛇的身影始终缠绕在岚亭村的山水间，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见证者。

这些蛇的故事里，藏着先民对自然的敬畏。那个蛇屋的传说，其实是在警示人类不可滥用与自然沟通的能力；而巨蛇化龙的想象，则体现了对生命蜕变的尊重。乡亲们对蛇的称呼和认知，看似朴素，实则是世代积累的生态智慧——他们知道哪些蛇有毒，哪些蛇无害；知道在什么季节要提防蛇，在什么地方要避开蛇；知道蛇是老鼠的天敌，是生态的守护者。

20世纪90年代的捕蛇热，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段弯路。那时的人们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却忽视了生态的平衡。而如今蛇的回归，伴随着被咬伤事件的减少，则说明人类学会了与生灵共处。当植被恢复，蛇有了足够的栖息地和食物，便不再轻易闯入人类的生活；当人类放下了贪婪和恐惧，对蛇多了几分理解和宽容，生灵的攻击也就少了许多。这种双向的尊重，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秘诀。

船避山的中药材基地里，乡亲们正在采摘着黄精、茯苓等药材。这些药材在生长过程中，不需要太多农药，因为蛇和其他野生动物控制着虫害。而中药材的种植又为蛇提供了更好的栖息环境，形成了良性的生态循环。这让我想起《淮南子》里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自然本就是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暮色中的船避山很美，夕阳为中药材基地镀上金边，晚风中传来虫鸣与草木的清香。有孩子在公园里奔跑，指着草丛兴奋地喊：“蛇！有蛇！”大人赶紧拉住他，轻声说：“别打扰它，让它慢慢爬。”这一幕让我心头温暖，那些关于蛇的恐惧记忆，正在被新一代的友善认知取代。

雾再次漫过船避山时，我仿佛又看见那些蛇影在草木间穿梭，它们与故乡的山水、乡亲的身影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生态画卷。这画卷里，有恐惧也有敬畏，有索取也有回馈，有破坏也有修复，最终沉淀为岚亭村最珍贵的生灵絮语，在岁月里轻轻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