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局之中的出版家张元济
1872年，李鸿章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议论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这一年发生了许多载入史册的新鲜事，如李鸿章创设招商局，陈兰彬、容闳率领第一批幼童詹天佑等赴美留学，英国人美查等在上海创立《申报》等等，历史正在一个个细节中缓慢而不为人察觉地选择其未来走向。张元济时年6岁。
26年后的1898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刑部主事张元济因深度参与维新变法，被革职并“永不叙用”。在“满朝钩党任株连，有罪难逃心自安”之际，李鸿章专门派人带话给张元济，请其去上海等候盛宣怀安排工作。1899年三四月间，盛宣怀请张元济在南洋公学办理译书事宜。李鸿章在信中安慰张元济说：“菊生……得奉高堂之饮，兼修名山之业，读书养志，藏器俟时，自有千秋。”严复来信说：“南洋公学将有译书之局，俾公得安研其间，不觉为之狂喜。大者则谓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喜提倡之有人；小者则为吾兄庆一枝之借，取过目前，且不至消耗精神于无用之地也。”此前一年，商务印书馆刚刚成立。
张元济并未将南洋公学译书院作为暂借之一枝、俟时之居所，而是将出版事业作为余生之志向，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变局之中，以强烈的爱国热忱、维新的思想底色、务实的行事风格、科学的治理准则、深沉的忧患意识（问题意识），带领商务印书馆一步步成为亚洲第一的出版机构、中外知名的文化机关，他本人也以一个出版家的形象立于历史长河之中。回望出版家张元济在时代变局之中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其在出版工作中体现出的精神、理念和思考，对时下身处另一种大变局之中的出版业、出版人来讲，或许不无启发。
一、引进西学以激荡时代潮流
1899年11月27日，32岁的张元济与33岁的内藤湖南——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在上海会晤并做了一场笔谈。内藤慨然叹曰：“如此江山，乃使他人扬言为我势力范围，乃贵国士大夫之耻。”张元济认为变法之失败源于“民智遏塞”，认为中国“自四十年前起，已有变法之说。仿效西人者其事亦不少，而成效茫然。且今所谓洋务人才，亦只知皮毛，而不能得其神髓，则因舍本逐末，不能以培养人才为先也”。内藤以日本的改革为例，也认为“洋务人才……专敏于语言，而不会读书绎义”，并询问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国内的评价如何。张元济评价《天演论》“自是本邦数十年译书中最善之本，喜读者亦不乏人。然号为求新者流，亦有以为荒诞者，则由知识未开也”。以出版事业开启民智，成为张元济毕生的志向。
就在与内藤湖南笔谈之前，张元济刚刚以两千金的昂贵价格购买了严复的《原富》译稿。在开启民智上，严复与张元济引为同道。严复认为“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决意“以西学为根据作狮子吼，唤醒国人”。除了精神上的互为知己，张元济还以《原富》实洋20%的版税形式与严复建立起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张元济与严复的合作日益密切，先后出版了严复的八部译稿，同时还出版了其他译者的一系列西学著作，通过林纾的翻译出版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
其实，西方著作的重要性在商务印书馆领导层内是有分歧的。1917年8月18日，张元济与高凤池谈西书部相关事宜时，高凤池认为“西书不甚要紧”，张元济则说“欧战止后，中国人无不学英文，西书必大发达，不能不算要紧”。同年10月2日，章士钊来访，张元济与之“谈及日本翻译欧美新书，进步甚猛。黑目书店出有新著梗概一种，于欧美新书均有提要，已出至第十二集”。1918年9月9日，因高凤池不重视引进西学，张元济再次告诉他：“欧战既了，西书必大发展。”张元济还广泛邀请新生代作者，编译《世界丛书》，并提出要出版共产主义方面的图书。1920年7月29日，张元济回访驻日使馆书记朱绍廉，“谈及国内对于俄国共产主义竟无一书。和文书均经警厅检阅，其紧要处全已删去，必须从俄文译出。余问日人解俄文者多，如有译成之书彼国不能出版者，可否寄来一看。如果有办法，本馆亦可用”。1922年10月，李季翻译、陶孟和校阅《价值、价格及利润》中译本纳入《世界丛书》出版，这是早期在中国出版的马克思原著中的重要一部。在引进西学方面，张元济没有特定的框框，秉持开放的态度。张元济的努力，不仅使西学成为商务印书馆的重要板块，更使商务印书馆成为当时国人睁眼看世界、吸收世界先进文明的重要窗口。可以说，目前仍行销于世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正是这一传统的当代体现。
二、整理文献以存续中华文脉
对于晚清流行的“中体西用”，严复认为应本末兼治、体用合一，“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亲身经历变法的张元济抱有相似看法，他1902年在《教育世界》发表文章，提出了“勿标讲求西学之名”“勿以洋文为常课”“勿以外人主持学事”“勿沿用洋人课本”等一系列主张，强调要“取泰西种种学术……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但同时要“保持国民自立之性”，正可与其积极引进西学的努力互为表里。正由于这种清醒的认知，张元济在引进西学的同时，一直把中华古籍文献的搜集整理作为重要工作，特别是通过善本古籍的影印出版以赓续中华文脉，极大地降低了这些文献的传播成本，对当时的学术研究也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到商务印书馆不久，张元济就筹建涵芬楼，保存了大量古籍善本、地方志书等文献资料。他四处搜集各地藏书楼散出的古籍，如会稽徐氏、长洲蒋氏、太仓顾氏、清宗室盛氏等的藏书等等，他的日记、书信之中，触目皆是此类记载。
张元济主持《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出版，奠定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出版重镇、与北京大学并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双子星座”的重要地位。其中，《四部丛刊》收录经史典籍、诸子百家、学人别集等，按四部分类排列，1922年完成出版，1926年重印。为做好这类工作，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不惜付出巨大成本，不以盈利为首要目标。茅盾回忆说，张元济派孙毓修到江南图书馆拍摄该馆所藏古籍，“书不能借到上海，摄影等等工作只能在南京做。于是商务派了影印技术人员和装裱工匠等到南京去，就借江南图书馆近旁空房安顿这些人，又装了专用的小发电机，指定专人每天把摄影后印在特别纸上的底片带到上海……当时每天从南京专人送来的底片（三十二开的）大约有二三百张，必须当天修完校过，因此，我每天忙得很。”
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出版更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基础工程。百衲本出版之前，不少好的史书版本在藏书家手中秘不示人，于学术研究及普及工作均极其不便。张元济不惜耗费巨资，四处搜访宋元善本，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摄影制版技术，历经十余年才完成这项工作。百衲本二十四史于1936年出版时，张元济慨叹：“能于文化销沉之际，得网罗仅存之本，为古人续命，这是多么幸运啊！”蔡元培称其为“博观精勤之成绩，所以嘉惠学子益无限量”，誉其为“古籍整理的里程碑”。胡适认为张元济的这些工作，使史学者能便捷获取最古本史籍，其功劳“在中国史学界可谓古人无与伦比”。
《涵芬楼秘笈》也是张元济存续文脉的一项重要工程。据《张元济年谱长编》，涵芬楼购集古书山积海容，其中有很多人间稀见之书。为了使这些珍罕古籍流通，不致因万一灾变而失传，张元济遂发起仿照毛晋刻《津逮秘书》，鲍廷博刊《知不足斋丛书》之例，选印涵芬楼所藏珍秘古籍，编为丛书，题名《涵芬楼秘笈》。这个出版计划是在1916年推行的，分集陆续出版，每一集为线装本八册，包含古籍若干种。印刷方法大多数是用原书或原稿影印，也有小部分是用铅字排印的。张元济此前曾计划印制伯希和所得敦煌文献，后因故没有施行。1916年7月21日，伯希和出任法国驻华公使馆武官，途经上海，以唐人卷子陆德明著《尚书释文》照片出示给张元济等，张元济遂借以编入《涵芬楼秘笈》第四集。此类事例在张元济的书信笔记之中还有很多记录。
三、普及文化以提升国民素养
张元济认为教育和出版都是提升国民素养的重要工作，而出版尤为紧要。他在1901年写给盛宣怀的信中，忧心忡忡地说：“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茫无所知也。……嗟乎，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病者垂毙，方药杂投。彼言练兵，此言理财。试问前途岂能有济，行之数年亦不过如梦幻泡影耳。”由此，张元济“故向书林努力来”，藉由一系列教科书的编纂，藉由一所所职业学校、夜校、讲习所的开办等等，为20世纪初期的民智开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除奠定新式教科书的出版体例之外，张元济还积极推广白话和新文学，使得民众获取知识的门槛进一步降低，极大地普及了文化知识。1918年，《新青年》改用白话和新式标点符号。而早在1907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白话翻译小说——伍光建翻译的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茅盾回忆说：“伍光建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而且不是全译，有删节，可是他的译本有特点：第一，他的删节很有分寸，务求不损伤原书的精采……第二，伍光建的白话文，既不同于中国旧小说（远之则如‘三言’、‘二拍’，近之则如《官场现形记》等）的文字，也不同于‘五四’时期新文学的白话文，它别创一格，朴素而又风趣。”伍蠡甫回忆说：“张元济对于父亲用白话从原文翻译，极感兴趣。……鼓励先父继续为之。……这是中国第一部白话翻译小说，书一出版就迎来广大读者。……张元济对翻译小说采取文言、白话兼收并蓄的方针，让读者自己分析、比较，就当时而言，这种观点是相当开明的。”
1916年8月1日，张元济提议《初等国文》用白话文编写，然而“（杜）亚泉以为难，谓内地读官话与文言无异，且官话亦不准，将来文理必不好，而官话又不适用。（高）梦旦谓教授甚难”。但张元济并未灰心，1917年3月12日，他又托陈筱庄寻访能够以白话文编写教材的作者。1920年2月17日，张元济又与高梦旦商量编写白话词典，“取材以不能列入文言之文章者为界，如《儒林外史》《水浒》《红楼梦》等皆可注入”。3月10日，张元济又与高梦旦、庄俞、方毅等商谈编写《白话词典》一事，同时决定“将《学生字典》改用白话解释，并将白话要字补入”。这本词典到1924年终于编好排印。这不但在当时的出版界是眼光超前，与胡适等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也遥相呼应。
张元济对于新文学的态度也很开放，与茅盾口中的商务印书馆“顽固派”形成鲜明对比。1919年11月初，《小说月报》主编王莼农找到茅盾，说第二年起将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来介绍新文学，拟名为“小说新潮”栏目，请茅盾来主持。茅盾和孙毓修、朱元善谈起这事时，他们暗示这是张元济的决定。茅盾说：“后来我才知道，张菊生和高梦旦十一月初旬到过北京，就和郑振铎他们见过面，郑等要求商务出版一个文学杂志，而由他们主编（如《学艺杂志》之例），张、高不愿出版新杂志，但表示可以改组《小说月报》……张、高回上海后即选定我改组《小说月报》。杂志改组后，首期即发行五千册，并很快突破一万册。但陈叔通等人对于《小说月报》的革新这件事本身是十二分的不满意……这位权力很大的商务当权派也只能以退回照例送给他的《小说月报》以表示‘抗议’，因为大势所趋，当时商务当局中的进步派居于优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张元济推行新文学之难。
四、科学治理以做强文化企业
在1917年写给蔡元培的一封信中，张元济认为“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撕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由此必须打造一有力的出版机构来从事此类文化建设工作。于今学者都认同是张元济的加盟，使得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刷作坊成长为了出版重镇，而其做强这一文化企业的主线，则是科学的企业治理体系。
做强文化企业首在得人。张元济在给高凤池的信中明确指出：“不能不采用科学的管理法。……科学的管理方法，必须具有新学识者方能规画。”商务早期具有较为浓厚的家族企业（虽形式为股份企业）特色，张元济倡导使用新人以推动科学治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压力，甚至数次以辞职相逼。如对胡适的引进，就是张元济与茅盾口中的“顽固派”矛盾激化的导火索。1920年3月8日，张元济约高梦旦谈话，“拟设第二编译所，专办新事。以重薪聘胡适之，请其在京主持，每年约费三万元，试办一年”。3月13日与梁启超谈话时，又提及聘任胡适之事。此后不久，胡适在3月19日、21日和24日的日记中，均记录高梦旦来访，梁启超也于31日和高梦旦一同拜访胡适，正是为落实张元济的想法。是月，张元济与高凤池工作矛盾激化，坚请辞职。他多次对人说，“（高风池）不能进用新人才、无久远之计划，恐以后公司将隳落”，“多招新学问之人，尤为余所主张”，“吾辈脑力陈旧，不能与世界潮流相应，若不引避贤路，恐非独于公司无益，而且于公司有损……拟添招年富力强而有新知识者数人，以为公司之用”。“余等以为本馆营业，非用新人、知识较优者断难与学界、政界接洽。”
做强文化企业要在规范。1910年上海发生“橡皮股票”风潮期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利用公司财务制度不够健全的漏洞，擅自借款给正元钱庄老板陈逸卿去炒“橡皮股票”。随着橡皮公司骗局的败露，夏瑞芳私下投入的钱血本无归，连同商务印书馆欠正元的贷款就达十几万两之多。张元济从此事出发，开始改革商务印书馆的各种规章制度，尤其是财务制度。他说：“从前本公司办事，不能尽按法律，致粹翁屡为外界牵累，公司亦大受影响。以后宜按照法律，及严定办事权限……”“必须更改章程，划分董事及经理权限，订立管理银钱出入规则，方可图公司之发达，而免一切之障害，否则必有不堪设想之恶果。”后来，商务印书馆引入杨端六，开始了会计制度改革，“打开了国内第一个最大商业机构革新会计制度的难关”。据曹冰严回忆，张元济的制度建设的方式，往往是抓住个别事件，追查原委，最终建立制度机制。“他为公司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当时所有各项办事细则，甚至应用单据的格式，几乎完全是他参与拟定的……张菊生先生在日常行政事务方面操劳的情况，当时馆内颇有些人私下非议，认为是事务主义。现在想起来，这种批评是不公平的。张先生那种认真负责孜孜不倦干事业的精神，目的正是为了要求从业人员具有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这在当时确曾起过示范作用，转变了风气”。
做强文化企业难在执行。张元济身体力行，带头执行各项企业制度，从其日记书信中，可见许多“公私分明”以及节俭办公的细节描述。张元济还坚决禁止员工子弟入馆，“为爱惜公司计，父兄在公司任职者，鄙意勿轻用其子弟。宁使其在外办事，多受磨炼，俟其阅历既深，能知甘苦，办事确有经验，确有能力，确能立定脚跟，再由公司延聘。彼时宁可特出重薪”。1922年，鲍咸昌坚决要求其子庆林任印刷所副所长职务，迫使总务处承认。张元济说：“任用副所长，照章重要职员须经总务处会议”，鲍的所为“置董事会所定章程于不顾，且开引用私人之渐”。面对管理层其他人的沉默，张元济愤懑地说：“天下事但求敷衍，目前将来终无善果。”又说：“满清之亡，亡于亲贵，公司之衰，亦必由于亲贵。”
做强文化企业重在激励。早在1910年赴欧洲考察时，张元济就发现“外国各种营业，无不悬赏，其方法种种不一，鄙意似可多办”。1917年12月27日，张元济致信高凤池提议：“公司如每岁能拨出二三万元，用以延揽人才，奖励同事，及为改良进步之计，如行之十年，其所收之效，比盘受中华，必有十倍百倍者。”当《时事新报》载文说商务“待工人甚苛”时，张元济立即将报纸送鲍咸昌阅看，“请其查明外间工价，做一比较”。1926年，在致信董事会要求辞去监理职务时，张元济又苦口婆心劝导：“必须用科学的管理、友谊的待遇，勿以喜怒为赏罚，勿以恩怨为进退。庶几劳资可以调协，宾主不至乖离。”他还专门写信给蔡元培，请教中国劳工问题。高凤池因有人请求添购打字机而不满，“慨然于公司撙节之不易”，并写信给张元济“历言生平主张俭啬之旨”。张元济旋即回信说：“公司非锻炼身心之地，吾辈亦非为淡泊明志而来……一切设备亦更舒泰完美，使吾辈精神益见愉快，其所收之效弟敢断言必有倍蓰于今日者。”
茅盾曾对张元济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戊戌以后，菊生先生致力于文化事业，创办商务印书馆，在中国于是始有近代化的出版事业。商务印书馆在介绍西洋的科学、文学，在保存和传播中国古典文学和其他学术著作方面，都有过重大的贡献。将来的历史将记录菊生先生这些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个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衲本二十四史》，每史都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修养。”
于激荡的时代变局之中，张元济实现了从维新派官员到现代出版企业掌舵人的完美转身。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有他爱国报国的拳拳之心，有他投身书林的远大志向，有他严谨求实的工作风格，有他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更为重要的，恐怕是其深沉浓厚的忧患意识。1926年虚岁三十的商务印书馆正如日中天，是社会各界人士眼中一个极重要的文化机关，正如胡适所言：“中国现在的学术机关没有一个能有商务的财力的，没有一个能有商务的魅力的。”而这年的8月8日，张元济在《祝商务印书馆三十年纪念》一文中说：“吾公司创立三十年，而所以为社会助者仅仅若此。吾辈方引咎之不暇，何庆祝之足云。……《语》云：‘满招损’，又云：‘安不忘危’。区区此意，窃愿与同人共勉之。”在张元济这位以“维新”为其人生底色和职业品格的人物眼中，此时风光无俩的出版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问题等待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