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朱俊岐一直记得那株黄桷树。

从溯流而上的小汽轮上下来，他顺着窄窄的踏板走到岸边，那里，有一片长约百把米，宽约十几米的平坝。平坝上，一排干打垒的简易房子一字排开，开了些商店、饭馆和茶铺。店铺后面，一座山峰高高耸起，山上，树木深绿幽暗，不时传出一阵悠闲的鸟啼。平坝和山峰之间，一条小路斗折蛇行。路旁，就是那株足足生长了几百年的黄桷树。高大的黄桷树枝繁叶茂，垂下无数条胡须一样的气根。

八十一年过去了，坐在我对面的朱俊岐已是一个须发皆白的百岁老人，而初见黄桷树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他只有十九岁。那年夏秋之际，他徒步五天，从老家荣县走到了重庆。穿过黄桷树阴郁的浓荫，爬到半山腰，转过山嘴，他看到了藏在山坳里的一座座竹筋作墙，青瓦为顶的房子。

那就是他心仪已久的大学。如今，这所大学已经不复存在。不过，由它拆分出的十几所高校，如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等，依旧在薪火相传，滋兰树蕙。

二

风光旖旎的玄武湖，堪称南京地标。如果说南京是一首诗的话，玄武湖就是诗眼。以玄武湖为中心，周边点缀着不少岁月悠久的老建筑。玄武湖西南约一公里处，一个叫四牌楼的地方，是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

穿过牌坊式的校门，中轴线两侧粗大的梧桐树以及民国风格的楼房，都呈现出一种时光流逝的无尽沧桑，却又像一个迟暮而优雅的美人，依然让人感受得到她绰约的风姿。

人说虎踞龙盘的南京有帝王之气，其实，作为江南地区历史最悠久、文化最发达的古城，南京也有文明之脉。这文明之脉，我以为，四牌楼即其一——早在明朝初年，当南京还是大明帝都时，全国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就设在这里。

晚清时期，船坚炮利的洋人踏浪而来，一方面，古老中国被迫签订了若干平等或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西风东渐，中国开始主动或被动融入近代化的浪潮。一大征兆，就是教育方式由旧式书院的“四书五经”和“子曰诗云”，转向新式学堂的“格物致知”与经世致用。

封疆大吏中，曾在多地任总督的张之洞素以开明、开放著称。作为洋务运动后期的领军人物，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影响深远。1901年，时任湖广总督的他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朝廷提出，“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四年后，他又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联名上奏，对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提出强烈批评，希望废科举、办学堂，声称“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

张之洞之前，另外两位两江总督——魏光焘和刘坤一，都有过在南京创办新式学堂的计划，可惜均未成功。1902年，短暂署理两江总督期间，在张之洞一手操持下，一所开设有理化、农学、博物、历史、舆地、手工和图画诸科，与旧时书院完全不同的新式学校——三江师范学堂，终于在南京挂牌成立。所谓三江，指长江中下游的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其主要招生对象，也为三省青年。三年后，三江师范学堂更名为两江师范学堂，盖与两江总督之谓相统一。1915年，两江师范学堂改组为南京师范高等学校。六年后，江南知名人士张謇、蔡元培、蒋梦麟和黄炎培等人上书北洋政府教育部，要求在南京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及后，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基础，组建成东南大学——其时，中国的大学仍以专门学校，如师范、农业、法政为主。至于综合性大学，放眼全国，仅有两所：一所是北京大学，一所就是东南大学。

中国的大学教育，究其实质，乃是一种自欧美移植而来的舶来品。第一所大学，是为1895年成立的北洋大学；第二所大学，是为1898年成立的北京大学；第三所大学，是为1902年成立的山西大学。清朝末年，全中国仅这三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并且，除北大外，另两所都不能算综合性大学。入民国，国民政府计划于北京大学之外，再在南京、汉口、成都、广州四地，各办一所综合性大学。拙于经费，计划落空。于是，1921年，当东南大学横空出世，它便“与北京大学遥相对立，成为中国国立大学的基础”。

东南大学的组建，有一个现在已鲜为人知的背景，即北洋当局一度打算关闭北京大学。五四运动期间，作为策源地的北京大学处于风口浪尖之中，北洋政府颇为忌恨，部分高官“主张将北京大学解散”，北大校长蔡元培不得不辞职离京。消息传到南方，黄炎培、蒋梦麟等人即与胡适联络，建议将北大迁往南京或上海，或是在南方另建一所北大量级的综合性国立大学。后来，由于教育总长傅增湘等人坚决反对，北大并未解散，但在南方再建一所大学的计划却紧锣密鼓地实施起来。

东南大学甫一问世，立即以在当时而言的庞大规模及超豪华师资阵容，跃升为全国最重要的高校。以规模而言，1923年，东南大学即设有文理、教育、农学、商业和工科等五科，而此时的北大仅有文、理、法三科。以师资来说，一百多名教师中，有超过六成以上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柏林大学、里昂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等世界名校。如今，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成为他们所在专业的星斗般的大师，如：吴宓、竺可桢、陶行知、熊庆来、胡刚复、梅光迪、柳诒徵、汤用彤、钱崇澍、茅以升、胡先骕……

不过，哪怕初衷是办综合性的全国性大学，但从东南大学最初的招生情况看，其生源主要还是来自东南地区。

真正让东南大学化蛹为蝶，由综合性地方大学升级为民国时期全国第一高校的，乃是北伐胜利后定都南京。

为了建设一个与首都匹配的学术中心，国民政府决定以东南大学为班底，将苏沪地区的河海工程大学、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学校、江苏医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法政大学、上海商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等八校一起合并进东南大学，组建一所新学校：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孙中山去世后，全国先后建了五所大学，分别以国立第一至第五中山大学为名。第一中山大学在广州，第二中山大学在武汉，第三中山大学在杭州，第四中山大学在南京，第五中山大学在开封。但这种命名方式既不便普通民众区别，也不利于国际交流。是以第四中山大学组建几个月后就两度改名，先改为江苏大学，再改为中央大学。

关于中央大学的定位，首任校长张乃燕称：“国立中央大学位于首都，首都机关林立，大抵皆行政机关，惟中央大学为最高学府，是知的机关，根据总理知难行易之说，则本校对于中国精神上与物质上之建设，与夫世界文化之贡献，皆负有极大之责任焉。”

时隔几十年再读这样的文字，仍然能感受到中大那种舍我其谁而顾盼自雄的飞扬神采。作为彼时首屈一指的全国最高学府，中央大学的确有如此骄傲、如此自期的条件——一项数据表明，立校仅一年多后的1929年，中央大学已下辖八大学院，三十八个系科，开设了五百五十九个学程，教职员工六百七十人，在校生一千八百三十八人。中央大学以令人惊讶的速度，迅速发展为中国学科设置最齐全、规模最宏大的国立大学。

三

地处城乡接合部的浙江绍兴钱江街道江墅村，有一座整修过的老房子，浅黄色的墙上浮雕了清华园图案。旁边是一段文字：我们要共同努力，为国家民族树立一个学术独立的基础，在这优美的水木清华环境里面，我们要造成一个新学风以建设新清华。

这段话，是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清华大学时，首任校长罗家伦在就职典礼上说的。江墅村那几间老房子，就是罗家伦的祖居。

罗家伦，字志希，1897年生于南昌。一生中，他大概仅在十六岁时回过一次江墅。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他先后留学于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在北大期间，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即出自他的手笔。“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响亮口号，成为风靡一时的金句。

曾任武大校长和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对罗家伦有一个十分公允的评价，他认为罗家伦有两件事最值得肯定。一是当清华校长时，把中美庚款的清华基金从外交部争取过来，清华也由外交部改隶教育部，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立大学；二是当中大校长时，“对日抗战发生，他在极艰苦中把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到重庆沙坪坝”。

罗家伦刚接手时的中央大学，是一枚不折不扣的烫手山芋。

那时的大学，思想激进而又热情单纯的青年学子，不仅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甚至，包括新就职的校长，如果他们觉得不合适，就会闹出驱赶乃至殴打校长的学潮。中央大学自张乃燕之后，1928年到1932年间，朱家骅、桂崇基、任鸿隽先后被任命为校长（任坚辞，未到任） 。校长走马灯似的换，并且，还发生了一起蒋介石称他听说后“不胜骇异”的事件——1932年6月29日，新任校长段锡朋到校时，遭学生围殴，段的衣服被扯成碎片，人被打得鼻青脸肿，汽车被砸毁。

罗家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任中央大学校长的。

如果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爬上桅杆眺望远方的水手，那么，罗家伦显然比他所处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更具前瞻性眼光。罗家伦认为，中国的各种危机，“不仅是政治社会之窳败”，更重要的是缺乏一种“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换言之，就是缺少足以振作整个国家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需要由国立大学，尤其是中央大学这样的国家最高学府去担当，“国立大学，必须担负造成民族文化之使命，为民族求生存，使国家学术得以永久发展，使民族精神得充分振发。此种使命，中央大学当然须负担起来”。

走马上任后，罗家伦开始整顿中大。整顿的原则，是他提出的四字校训：“诚朴雄伟”。

“诚”即尚真，即实事求是，“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做学问要有诚意，不要把它视作升官发财的途径。“朴”即质朴、朴实，力避纤巧浮华，反对拿学问装点门面。雄即大雄无畏，改变固有的柔弱萎靡之风。伟即伟大崇高，避免门户之见。

那时候，由罗家伦作词的中央大学校歌时时回荡在校园里，而“诚朴雄伟”的四字校训，也渐渐成为中大风气：

国学堂堂，

多士跄跄。

励学敦行，

斯副举世所属望。

诚朴雄伟见学风，

雍容肃穆在修养。

器识为先，

真理是尚。

完成民族复兴大业，

增加人类知识总量，

进取，发扬，担负这责任在双肩上。

雄心勃勃的罗家伦，不仅要将中央大学办成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高校，并且，还要进入世界名校之列，要与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一较高下。

自从北伐时亲历了济南事变后，罗家伦即预感到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九一八’事变以后，我愈加强了这感觉，并且心中常悬一幅太平洋大战的图影。”在罗家伦看来，中国要抵抗日本入侵，机关枪、飞机、坦克固不可少，学术亦同样是救国利器。这其实也是那一代遭逢巨变的知识分子的共识，就像郑天挺说的那样，“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

1934年，罗家伦和黄侃有过一次闲谈。闲谈中，黄侃问，要抵抗日本，我们中大学生能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在学术上竞争吗？中大的教授能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相比吗？整个中大能与东京帝国大学相抗吗？

罗家伦说，听了黄侃的话，“使我惊恐心悸，使我汗流浃背，更令我兴奋，努力”。

从1932年到1941年，罗家伦执掌中大的十年，被称为中大的黄金十年。这黄金十年，中大的发展，尤以前期，也就是全面抗战前六年为最。1932年，中大整顿时，商学和医学二院独立，中大还有六个学院。1935年，中大重建医学院，增设全国唯一的牙医专科，从此形成了七院五十六科的格局。

其时，中国航空工业极为落后，而迫在眉睫的对日战事，需要大量航空人才。于是，中大于1934年开办了中国第一个航空工业专业——这个航空工业专业，被命名为机械特别研究班。之所以如此命名，用罗家伦在该班的讲话来说，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引起日本人的警觉乃至扰乱。它是一种“悲痛的隐蔽”，罗家伦说，“隐蔽的名称不能隐蔽我们火一般的爱国和救国的情绪。”

1937年，中大图书馆的图书已达四十余万册，是罗家伦接手时的十倍；阅览室面积增至初期的四倍；先后建成或扩建了图书馆、生物馆、体育馆、牙医院、音乐室、游泳池和学生宿舍。执教于中大的教授，大多为其所在专业的执牛耳人物——校园里，学生们不时和这些大师擦身而过，他们是：经济学家马寅初，美学家宗白华，艺术家徐悲鸿，农学家梁希，天文学家张钰哲，医学家蔡翘，地理学家胡焕庸，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国学生施士元，地质学家朱庭祜，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生理学和药理学家孙宗彭，数学家孙光远……

今天的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一带，曾因旷野上多石子而得名石子岗。这里既有汉代墓葬群，也有古浡泥国王墓。罗家伦看中了这块地，他计划以石子岗为中心，另建一座能容纳五千到一万学生的新校园。然而，新校园开工才两个月，工地上才打下几根基桩，千里之外的北平城外，卢沟桥的枪声敲碎了宁静的夜晚——以后长达八年时间里，每一个夜晚都不再宁静……

四

抗战时期的内迁高校，大多数都曾一迁再迁，比如浙大、同济、中山等，莫不如此。多次迁徙的坏处，除了对人力、物力的浪费外，遭逢其间的师生也不得不在烽火中中止学业，颠沛流离于异地他乡。众多高校中，内迁一步到位的非常少，中央大学算是最成功、也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中央大学能一步到位地从南京迁到重庆，很大程度上源自校长罗家伦的远见卓识。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召集各界人士到庐山座谈，史称庐山谈话。罗家伦是与会者之一。7月14日，他因中大、武大和浙大三校联考出题，临时飞回南京。次日，从何应钦那里得知，前一天夜里，平汉路上有一千三百列火车开始大量运兵。他意识到，大规模的战事一触即发，“当天，我就开始作迁校的布置”。

早在一年多前，日本人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的冀东事变发生后，罗家伦便下令制作了九百只大木箱。当时，除了他，没人知道这些大木箱有什么用。结束庐山谈话回到南京后，罗家伦立即吩咐取出大木箱，将学校的重要仪器、文件装箱。罗家伦回忆说：“我即看定中日之间，是迟早不免一战的……若是没有这批箱子，当时军事倥偬，是无法可以临时做就的。”

罗家伦一面令人打包装箱，一面派出三批人马溯江而上，一批去重庆，一批去成都，一批去两湖——他们的任务，是为即将搬迁的中央大学寻找一个合适的安身之处。负责探路的教授们“吃了许多辛苦”。负责两湖一线的王书林，在湖南醴陵时，被县长当作汉奸抓了起来。那位县长，竟然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中央大学的存在。

汇总各路调查报告后，罗家伦决定：中央大学迁往重庆。这一决定，立即在中大激起强烈反响。相当一部分人表示反对，“以为何必迁得这么远”，“学校里许多教职员受了‘蜀道难’的影响，都不主张远迁，有的主张至多迁至武汉，暂借武汉大学上课，说得顶远的，也只是到宜昌为止。”

不仅校内人士这样认为，校外不少朋友也向罗家伦提意见，有的建议迁至上海，有的建议迁至安徽九华山或是江西庐山，甚至还有主张就在南京城外挖出防空壕继续上课。

这些反对的声音，都没能说服罗家伦。罗家伦的坚持，基于他的一个事后证明十分正确的认识：抗战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迁再迁。新校址应当具备两大条件：其一，水运可以抵达；其二，不必再迁。

两年前，罗家伦从汉口飞往重庆时，“观察过了宜昌以后山地的形势，便感觉若是中日战事发生，重庆是一个可守的地点。”及后，他在重庆停留了两天半，“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在重庆观察地点……我便存了一个心，为中央大学留意一块可以建设校址的地方，我亦了解在中日战争的过程中，空袭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重庆山势起伏，层岩叠嶂，易于防空，觉得这是一个战时设校的理想地点，像沙坪坝、老鹰岩也是我游踪所到地方，可以说我在这两天半在重庆的游览，赋给我对于重庆的形势一种亲切的认识。”就是从重庆返回南京后，他下令学校工厂制作九百个大木箱。

罗家伦与国民政府军政高层关系密切，所以能够对时局发展作出准确判断。他知道中日大战必然爆发，一旦爆发，南京必然陷落。然而，普通教职员工不知内情，根本不相信南京也将陷入烽火。不少不明真相的人纷纷指责罗家伦，说他胆小怕死，动摇人心。

顶着舆论压力，罗家伦一声令下，中央大学开始了溯流而上的内迁之路。淞沪会战次日，即1937年8月14日，与上海近在咫尺的南京就遭到日军轰炸，中央大学的大礼堂、图书馆和实验室都在炸弹下化为废墟。罗家伦一边鼓舞士气，指着弹坑对师生说：“敌人能炸毁的是物质，敌人不能炸毁的是我们的意志”，一边加紧了内迁工作。

虽然提前做了充分准备，但大量图书、仪器、设备，以及四千余师生及家属，在交通条件极为落后且又不得不冒着日机轰炸的困境下，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大转移，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

看起来难以完成的任务，最终顺利完成了。除了罗家伦的远见卓识和中大师生的强大执行力外，轮船大王卢作孚的慷慨相助关系甚大。

卢作孚领导的民生公司，几十条客船往来于重庆与南京之间。罗家伦登门拜访卢作孚，希望他协助迁渝。卢作孚答应了，表示免费提供一批客船，为中大运送图书仪器。中央大学的诸多设备中，有不少大型部件，比如航空工程上用来测验飞机模型的风洞，价格高达二十多万美金，即便在今天也是一笔巨款，而在当年的购买能力下，更堪称天文数字。风洞重达七吨半，且无法分拆。为了运送这个值钱的大家伙，民生公司只好把轮船舱位锯开，不惜破坏船只，以便顺利装载。

至于四千多人员，则由学校发给经费，自行从南京赶往汉口，并约定于10月10日集中，再由汉口乘坐民生公司的轮船溯江而上——在重庆沙坪坝松林坡，中央大学向地方借得了重庆大学后面一片约一百二十亩的土地，加上后来自购的八十亩，这相当于城里一个中等小区的两百亩地，便是中央大学的全部地盘。一千七百名工人昼夜奋战，用了四十二天时间，修建了可以容纳一千余学生的校舍。这些赶出来的校舍非常简陋，一排排竹筋泥墙的平房，上覆青瓦乃至茅草，错落地分布在松林坡上，“因非永久之计，故房舍甚为简陋，既无天花板，又无地板，且墙壁大都仅用篾片结成篱笆，然后涂以石灰而已”，“与京校相比，不啻天壤。”

1938年11月，落叶飘飞的深秋时节，罗家伦从学校到城里办事。天已黄昏，车速突然慢了下来，司机转过头对罗家伦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

司机认出这些牛像中央大学的，是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罗家伦一听，急忙叫司机停车，他探头一看，果然——那些牛都是中央大学的。

赶牛的人有四个，每一个都须发蓬乱，面容憔悴，形同乞丐，“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罗家伦见状，激动万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四个赶牛的人，为首那个叫王酉亭，时任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技士。

农学院为中央大学七院之一，下属的畜牧兽医系养有众多用于实验的动物，包括牛、猪、羊、鸡。这些动物大多都是名贵品种，价值不菲。中大迁渝时，罗家伦和民生公司商量后，对轮船的一层进行了改装，作为运送动物的专舱。船舱不大，只能每个品种选一对——这让罗家伦联想到了《圣经》上关于诺亚方舟的故事。

罗家伦回忆说，他在离开南京前，“告诉一位留下管理牧场的同仁说，万一敌人逼近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则放弃了，我们也不能怪你。”这个同仁，便是王酉亭。

南京沦陷前四天，即1937年12月9日，王酉亭带着几名员工，用木船将动物运到长江北岸，打算以游牧的方式向西迁至安徽六安一带山区。抵达合肥后，校方让他们赶往长江边的武穴，以便从武穴坐船到重庆。然而，这支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天就要停歇三五天的动物大军，当他们还在向武穴进发时，九江已经失守，动物大军只能辗转河南进入湖北，尔后抵达汉口。到汉口后，终于结束了游牧，坐上民生公司的轮船前往重庆。

1941年，罗家伦回顾中央大学历史时，对动物西迁写道：“这一段游牧的生活，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候。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和用笼子骑在它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可怜也受日寇压迫，和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踏上了他们几千里长征的路线……居然于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庆。领导这个牲畜长征的，是一位管牧场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时的月薪不过八十元。”

当王酉亭一行赶着一百多只动物走进松林坡时，整个中央大学都轰动了，师生们站在道路两旁鼓掌欢呼，几至热泪盈眶——在这些辗转千里的动物身上，他们看到的是人的力量，信仰和意志的力量。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评论说：“抗战开始后，中央大学和南开大学都是鸡犬不留。”——南开大学被日军炸得鸡犬不留，中央大学是全部搬迁，连鸡犬都没给敌人留下。

五

时间足以改变一切，足以抹掉一代人生存过的痕迹。

松林坡上，已经没有多少松树，更多的是南方常见的黄桷树。高温高湿的南方，黄桷树生长迅速。就是说，我看到的一棵棵黄桷树，它们大多数都不会太古老，都没有见证过那个逝去的旧时代。

唯一可能和几十年前相似的，是站在松林坡的垭口或山巅，还能像从前一样，望见山脚下的嘉陵江。早春三月，河床狭窄，河水枯瘦，缓得像不曾流动的死水。我从重庆大学东门的一条小路向松林坡山顶走去。拾级而上，山坡一侧，辟有一方小小的园子，园子的青石墙上挂着一块显眼的红字警示牌：“蛇虫出没，注意安全。”警示牌下面，青石墙上刻着几行字——大约是长年日晒雨淋，青石边缘已经风化，有些字需仔细辨识才能认出：

抗日战争期间，中央大学曾借重大松林坡一带坚持办学。昔日的棚房瓦屋，见证了中大师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走进大概只有二三十平方米的园子，正中是一座圆形的亭子，悬有黑底黄字的匾：中央大学迁渝纪念亭。亭中立着一块同样黑底黄字的碑，是中央大学校友会于1995年所立。正面碑文题曰《中央大学迁渝记略》，背面记录的是为建亭和碑捐款的校友——凡捐五十元以上者，就把名字刻进石头。

看完亭和碑，我继续沿着可能出没蛇虫的石径往山上走。石径右侧的林子里，掩映着几排两层的小别墅，看上去十分洋气，只是都因年代久远而显得破败。

它们都不是中央大学的孑留，而是几十年前重大所建，曾经充当过招待所和留学生公寓。依据亲历者回忆，中大的图书馆就在松林坡山顶。石径左侧的树林深处，有两栋看上去比小别墅年代更为久远的老建筑，不知道它们是否就是曾经座无虚席的图书馆——由于有铁丝网阻拦，我无从走近它们，只能在几十米外的地方，向它们行一个注目礼。

真正属于中央大学时代的建筑，似乎有且仅有一座，即一路之隔的重大校园里那栋米黄色的房子。那是中大时期修建的大礼堂，取名叫“七七抗战大礼堂”。那时候，曾有无数知名人士在礼堂里为学生们演讲，学校的各种活动也常在这里举行。而今，它被修缮后，挤在众多楼宇间，像一个历经沧桑的长者，孤独而又落寞地站在新世纪的阳光下。

所有大学中，作为国立第一号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原本从政府获得的经费是最多的，但是抗战军兴，财政捉襟见肘，加之物价暴涨，中央大学也颇感吃力。中央大学下属各学院，师范学院和医学院学生全部公费，其余各学院学生主要靠政府发放的贷学金和奖学金。依靠这些费用，即便学生家里不再给他们一分钱，学生也无吃穿之虞。当然，只能勉强糊口，维持最低生存需求。

松林坡上，曾有一间面积颇大的饭堂，可容纳一千人就餐。每餐八人一桌，每桌四菜，绝大多数时候全为素菜。偶尔有一点肉，也只是点缀，即四川人所说的“俏荤”。当年的亲历者说：“平常中饭与晚饭的菜差不多，如果桌上已经有一碗冬瓜，一碗芋头，一碗白菜，那么第四碗就准是豆腐，每碗偏偏都只有一半，八人只须来回几次，碗就立即空空，只好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嚼白饭。”即便如此，包括中大在内的内迁至重庆的多所大学的学生，每人每月都有一天不吃饭，以便省出饭钱，捐给前线将士。

至于穿，中大学生用两个词来形容：“顶天立地、空前绝后。”“顶天”，指学生们下雨天没有伞，冬天没有帽子；“立地”，指学生们的鞋袜大多穿烂了也无钱置新，双脚与大地肌肤相亲；“空前绝后”，则指学生们的裤子前膝和屁股部位都磨破了。

物力维艰，生活清苦，但和其他内迁高校一样，中大上下，始终弥漫着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1939年，一个叫景儒的中大人在文章里说：“沙坪坝，这带有乡村风味的市集，现在成了新文化的重镇了。战时的中央大学，不但是全国最高的学府，也是全国最平民化的学府，没有高楼，没有大厦，没有上漆的课桌，没有现代的设备，校舍好比营房，饭厅就是礼堂，全校居住在一座大山上，因此没有平地，整天要爬坡。但物质的设备虽差，师生的精神却很振奋，过着一种活泼紧张和严肃的生活。”

1941年，警报声中，罗家伦写下一篇长文：《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文中写道：“我们在重庆四年了，这四年的日子，不是好过的。我们的学校穷，同仁也穷，但是国家在抗战的时候，谁说穷是不应该的？我们只能以大义相劝勉，以感情相维系。”

重庆的许多山上，岩壁间至今还能看到一个个人工开凿的洞穴，这便是当年跑警报的防空洞。中央大学所在的松林坡，也有密如蚁穴的防空洞。

作为陪都，重庆遭到日军的轰炸，是诸多城市里次数最多也最频繁的。以中大来说，曾经一个月就遭受了二十八次空袭，创下了一天五钻防空洞的记录。朱希祖在日记里记载：“洞上虽有大石二丈余，泥土一丈余，且有树木，洞内又有木架支持，然余仍有戒心……旋闻炸弹声，则重庆市中又投烧夷弹矣。真武山前烟焰充天，又不知烧去多少房屋，死伤多少人命，心甚不怡。”常任侠在日记中则说：“昨今两日，所见战机，专炸文化区，肆其凶毒，令人发指。”据一位亲历者回忆，“校区到处中弹，一次正中防空洞顶，地理系教室被毁，我们在洞内被震得弹了起来。一次炸弹正从防空洞口落下江边，一股空气巨流冲入洞中，洞内灯火全熄，每人胸前有如巨锤锤了一下。”空袭后，罗家伦的校长室被炸得只余一堵墙。在新房子还没修起来前，罗校长就站在废墟里办公，他笑称这是“室徒一壁”。

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其他民族罕见的韧性。这韧性，既表现为罗家伦这样的知识分子面对苦难的乐观——他曾指着弹坑对属下说：寇能毁之，我能兴之；也表现为更多无名的普罗大众顽强如野草的生命力。曾在重庆亲历抗战的犹太人沃尔夫岗·卡夫岗回忆说：“重庆虽然被炸成了一堆堆瓦砾，但是只要日本飞机一离开，大火一经扑灭，老百姓就开始在断壁残垣废墟灰烬上建小商店，搭简易棚子。只要有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就不能阻止他们重建家园，开始新生活。”卡夫岗把日本人的狂轰滥炸却不能令中国屈服总结为：“他们完全低估了中国人民的骄傲与自尊。”

罗家伦说：“四年以内，我们不知道历尽了几多困难。我们只有一点可以勉强告慰于国人的，就是在这四年之中，中央大学没有停顿，而且照常进行，还有一点小小的发展。”

其实，岂止一点小小的发展。单是从1939年中央大学的教授阵容来看，就足以证明，连绵的烽火没有成为中大停滞的绊脚石，反而是前进的发动机。

这份教授名单包括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文学院：汪东、胡小石、沈兼士、汪辟疆、卢前、乔大壮、朱东润、朱希祖、吴组缃、唐圭璋、吕叔湘、商承祖、金毓黻、沈刚伯、柳诒徵、郭廷以、宗白华、牟宗三、唐君毅、常任侠；理学院：孙光远、曾远荣、张钰哲、施士元、吴有训、张江树、高济宇、胡先骕、罗宗洛、胡焕庸、任美谔、黄汲清、翁文波、萧孝嵘、艾伟；法学院：马洗繁、王铁崖、芮沐、童冠贤、吴干、程绍德、孙本文；农学院：邹树文、金善宝、刘伊农、梁希；师范学院：张士一、常导直、朱经农、徐悲鸿、傅抱石、黄君碧；工学院：卢恩绪、陈章、刘敦桢、沙玉清、顾毓瑔、时钧、罗荣安、严恺、杨廷宝；医学院：戚寿南、郑集、卢锡荣……

1941年和1943年，教育部在全国大学选拔部聘教授。最初两批，全国共入选四十五人，中央大学就有十二位之多。另据统计，中央大学师生中，后来有七十二人成为两院院士。

抗战期间，能源紧张，发电量远低于用电量，重庆不得不经常停电，包括一大批国家机关，也经常一下子变得漆黑。不过，有一种说法是，有两个地方的电是不会停的，一个是蒋介石官邸，另一个就是沙坪坝的大学——最主要的就是中央大学。无数个墨意沉沉的夜晚，当陪都重庆在一团团潮湿的云雾庇护下沉沉睡去，唯有沙坪坝上的那些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还散发出明亮而温暖的灯光。人们把这称为沙坪学灯。这灯光，似乎在暗示那些远远近近看到它的人：只要精神不死，意志不倒，再黑暗的长夜，也将被一点一滴的光芒照亮……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曾任华中师大校长的章开沅说他曾两次亲历中国大学遭遇的大劫难。其中一次是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大片国土沦陷，绝大部分校舍被霸占甚至焚毁、炸毁，许多学校师生被迫流亡千里，辗转内迁。”但是，章开沅说他感受更深的，还不是大学遭遇的这种灾难，而是在面临灾难时，“大学生命力的旺盛与顽强”，“只要是稍具规模并略有特色的大学，一般都有相当坚韧的灾难承受能力，大多能够像凤凰涅槃一样浴火重生，并且孕育着新的发展。”

以中央大学来说，诚哉斯言。

六

从松林坡东南顺着山路走下去，几百米外是嘉陵江。春来江水绿如蓝，夏日里波涛滚滚的大江，此时格外温柔。江上，石门嘉陵江大桥飞空横架。桥的左侧，如果回溯到八十年前，那里是人来人往的中渡口码头。码头边，十几家茶馆和小食店生意兴隆。中大的学子们偶尔也会到这里改善生活，尤其是恋爱中的男女，常常从松林坡的林子里肩并肩地走下来，坐在小食店深处打牙祭——不过是一碗排骨面或牛肉面。

很多年后，朱俊岐对中渡口码头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录里说：“新生报到在沙坪坝中大本校，报到手续完成后，由学生自治会新同学接待组分批送到中渡口。”如今我行走的这条依然狭窄的山路，几十年前，包括朱俊岐在内的一批前辈曾经无数次走过。走着走着，便走进了历史，走进了回忆。

1944年，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夜，朱俊岐年十九岁。为了进入心仪的大学攻读心仪的专业，已在东北大学中文系读了一年的朱俊岐选择了退学并重新报考中大。

其时，东北大学内迁至四川三台。朱俊岐和同学邹国模一起，花了三天时间，经中江、金堂等地，走到成都，参加了中大招生考试。考试完毕，又花了几天时间，步行回到老家荣县——荣县与我老家富顺一样，都属自贡。所以，我能听得出，尽管几十年走南闯北，但朱俊岐的言谈间，有一些词，仍然是独特的荣县口音。

得知被中央大学录取后，开学前几天，川南暑热难当的日子，朱俊岐带着干粮和被子，告别了父母。在尘土飞扬的毛坯公路上步行六天后，他终于远远地望见了耸立在嘉陵江畔的松林坡。

朱俊岐心仪的大学是中大，心仪的专业则是中大首先开办的边政学系。今天的大学已经没有这个专业了，但在八十多年前，边政学却是一门显学。所谓边政学，要言之，是一门研究边疆地区治理、发展以及边疆与内地关系等相关问题的学科，涉及到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方面。清末以来，中国面临豆剖瓜分的严峻现实，边疆地区屡遭侵占，为此，边政学兴起。全面抗战开始后，政府迁都重庆，以往很少受人瞩目的西南和西北边疆，被视作抗战建国的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边疆开发与建设便成为国家的迫切需要。于是，不少学者投身边疆研究，还组建了中国边政学会和新亚细亚学会这样的学术团体，而中央大学和西北联大，先后开办了边政学系。

朱俊岐和众多报到的新生一起，在学长们引导下，沿着山路走下松林坡，来到中渡口。在那里，他们搭乘了一条小汽轮。小汽轮溯江而上，行驶一个多小时后，到达了嘉陵江畔的另一座码头——几十年后，实地调查时，我已完全看不出丝毫码头的迹象，甚至也没有找到朱俊岐记忆中那株巨大的黄桷树。我看到的是嘉陵江边的一座小山，半山腰有一片斜斜的草坪，不少年轻人在草坪上玩耍：放风筝，遛狗，聊天，打扑克。山的另一边，隔着一条清澈的溪流，一座雄伟的大桥正在紧张施工，打桩机和搅拌机发出“轰隆隆”的巨响。

朱俊岐向我提到了那条小溪。那条宽不过十米的小溪，从山的那一边流过来，拐个弯，注入嘉陵江。就在小溪拐弯处，立着一座十分典型的穿斗结构的四川民居。我想走近一些，但民居四面都是一人多高的杂草和灌木——我想起了松林坡上“蛇虫出没”的红色警示牌。犹豫再三，我只得在二三十米开外的地方停下来，掏出手机，拍下几张照片和一段视频。

这座近年修建的民居，据说是根据老人们的回忆复建的中央大学校舍。那时，这座校舍是学校的传达室，传达室隔壁是邮局。

由于学生众多而松林坡房舍有限，中央大学在这个叫柏溪的地方建了分校，所有一年级学生都集中在柏溪。关于柏溪的校园环境，在朱俊岐到校前三年，一个中大柏溪分校的学生有过这样的描述：

“没有巍峨的高楼大厦，没有宽广的柏油马路。假如是在深夜里来参观柏溪的话，简陋而质朴的几列瓦房，后面还有着几排草屋，在星光下留着模糊的轮廓，暗淡的几点灯火，从少数窗孔中透露出来，看起来与一个小小的村落又有什么两样呢？”

柏溪分校距松林坡本部有数十里之遥，不通公路，嘉陵江航运最为便捷。中大除了自备几条木船来往外，还请民生公司开通了两地间的班轮。柏溪周边，原本只有几个小小的自然村。因为中央大学入驻，很快就以码头为原点，依山就势，在山谷里形成了一条百十米长的小街。街上开了十几家店子，分别是百货店、服装店、面店、小饭馆和茶馆。这些店铺都用楠竹绑成屋架，用竹条编成墙再抹上泥巴和石灰，门、窗及屋顶也都是竹制的。为了防雨，屋顶铺上了油毡。这种简易房屋冬冷夏热，避雨不遮风，人称抗战房。

小街背后的山谷里，溯柏溪而上，正面的小山上是礼堂、图书馆、实验室和办公楼，谷地里是体育场；左边的小山上是教室和女生宿舍；右边的小山上是男生宿舍和餐厅。除了办公楼为一楼一底外，其余均为平房。在朱峻岐印象中，整个柏溪校区，“善于利用地形地势，布局合理，错落有致。墙面微黄，屋面一色青瓦，石砌台阶、挡墙，户外路旁花木扶疏，庄严宁静，不失为一个读书的好地方。”几十年后，柏溪分校址上，除了那座复建的四川民居外，还有一个污水处理厂。其余地方，全都建成了湿地公园。即便朱俊岐先生前来，恐怕也难以寻出昔时的屐痕了。毕竟，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朱俊岐记得，他所在的边政学系，首届招了二十六个人，只有一名女生，叫王慧君，内江人。“班上同学唯恐她孤独寂寞，事事关心照顾，而她却不以为然；除上课可以见面外，经常独来独往。”

与朱俊岐一同在柏溪读一年级的，几十年后，他还记得其中几位特殊人物：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聂华苓，是公认的校花；张治中的女儿张淑央——毕业后，通过张淑央，朱俊岐和几个同学拜访了张治中，在他的安排下到新疆任职；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的女儿吴驯叔；棉纱大王潘仰三的女儿潘其德。这些名副其实的官二代和富二代都非常低调，和普通学生一样，住八人间的宿舍，吃八人桌的校餐。

松林坡所在的沙坪坝已是偏僻小乡场，与之相比，柏溪更是闭塞的小山村。中大学生的到来，打破了嘉陵江畔山峦间的宁静。尽管生活清苦甚至枯燥，但朱俊岐们“回想到跨进中大之门以前的艰难，就会预想到走出中大之门以后的重大的责任”，“所以，在这短短的几年中，需要把握着每一分钟，以不间断的努力，来磨亮自己的铠甲，准备将来走上社会，才能做一个有力的斗士，为着祖国的生存，贡献出整个的力量”。为此，朱俊岐和同学们闻鸡起舞，“朝阳还没有露出她整个的面庞，正是四点半钟，号声震动了静止的空气，于是整个的柏溪从睡梦中清醒过来。生命的力，从狭笼似的小屋中散布开来，这里不再是一个寂寞的古老的村落了。”除了上好每一堂课外，“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图书馆开放，阅览室总是满满的，很少发现空余的座位”。专业课之外，学生们关心时局，以天下安危为已任。柏溪学生不到一千，却组建了一百多个社会团体，办了几十份壁报和油印报刊。

曾在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都读过书的杨苡认为，两校最明显的差别，“在不同的氛围”。具体来说，“联大宽松自由，教师各说各的，没什么禁忌，学生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想怎样就怎样”；而中大一则因为它地处首都，更重要的在于它是当局认定的最高学府，甚至一度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当局管理相对较严。尽管如此，中大仍然弥漫着自由的气息。比如，当朱俊岐还在柏溪上一年级时，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倡议竞选学生自治会。海报一出，全校响应，很快成立了六个竞选团。虽然朱俊岐竞选团最终未能胜出，却打破了长期以来学生自治会由学校安排、系科推荐甚至党团包办的惯例。

山河破碎，战火纷飞，如同杜诗所云，“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而在西南，在重庆，在嘉陵江畔的山坳上，中央大学自成一方小小天地，“春到嘉陵岸，江边树树花。微风香十里，曲水绿千家。”在这方小小天地里，探索求是、读书育人被视作与上前线同样重要的时代使命。清贫而又生机勃勃的日子里，山坳下的嘉陵江是朱俊岐和同学们经常去的地方——不论是在柏溪还是在松林坡。他们有时沿着江边散步，有时下河游泳。直到一百岁的今天，朱俊岐还能一次游上四五百米，他保持终身对游泳的热爱，就来自早年的中大生活。当他在嘉陵江上中流击水，常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那时候，他不知道他未来的人生会如此曲折——以后，无论是在劳改队的工地还是在矿区的工场，他都乐观而坦然地面对命运的一次次重击，追根溯源，和他中大时养成的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不无关系。

七

采访朱俊岐先生，是在距他家不远的一家茶楼。我们坐在茶楼门前的小院里，春风和暖，空气中混杂着淡淡的草木香。百岁高龄的老人，如今被四所大学尊为老学长，这四所大学是：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说起八十年前的往事，他如数家珍。当我告诉他我刚寻访了松林坡和柏溪时，他说，他时常梦见松林坡，梦见柏溪，梦见嘉陵江，梦见他们班已经全部辞世的二十多位同学……

公正的时间必将收割一切。所有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将成为历史。对于只存在了二十多年的中央大学来说，它早已被大多数人遗忘。当朱俊岐这样的亲历者也越来越少，那些烽火中的往事也终将成为绝响。面对沉浸在回忆中的朱俊岐先生，我不由想起在资料中读过的一段话。那段话，是朱俊岐没见过的中大校长罗家伦说的——朱俊岐进入中大前三年，罗家伦因派系之争和身体原因被迫辞职。在告别中大师生的演讲中，他说：

沙坪坝，这个三千国士的培育之地，这个度过我们黄金年华之地。是在这里，我们接受了完整的现代教育，培养了我们完整的人格，奠定了我们为国家社会服务的基础。是在这里，我们缘结终身，共同消磨了多少个可爱的日子，共看了多少晨曦晚霞。是在这里，我们结识了多少才俊之士，一同读书，一同欢笑，分享彼此的忧伤。是在这里，我们得到了多少教师们的教诲与爱心，得以平安地度过那段艰苦的岁月，羽翼丰满地迈向人生大道。

1941年春天，离开中央大学前，罗家伦在松林坡种下了一株松树并作诗一首。如今，他种的松树已然无从寻觅。或许，它被风雨摧折了，或许，它被人砍伐了，或许，它仍在生长，与众多树木一起，构成了我看到的那一片茂密的林子。他的诗留了下来，像要为那个业已不存在的时代作证：

龙孙手植感凄然，

待尔参云我白颠。

终不羡人种桃李，

花开花落是明年。

作者简介：聂作平，男，1969年生于四川富顺，现居成都。已出版著作40余部。主要有长篇小说《自由落体》《长大不成人》《青山夕阳》《化蛹为蝶》、随笔集《1644：帝国的疼痛》《历史的B面》《历史的耻部》等、诗集《灵魂的钥匙》等。主编有《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