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耗尽生命”改写《大波》
李劼人（1891年～1962年），四川成都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创作有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这三部作品中最为读者了解、艺术成就最高的是《死水微澜》，而创作历时最长、着力最多的是《大波》。
西方所称的“大河小说”，也就是李劼人所称的“联络小说”，是指故事情节前后勾连，人物先后复现的系列长篇小说。李劼人从1930年开始就在心中构想一部长达十部的联络小说，将几十年来四川社会的变迁与民间的生活状态表现出来；他还初步拟想，将这部规模宏大的联络小说总题命名为《年轮》。
1931年11月，他刚满四岁的儿子遭到绑架。为了营救儿子，李劼人请人帮忙，结识了一位袍哥——邝瞎子。邝瞎子周旋于黑白两道之间，帮他赎回了儿子。于是他与邝瞎子成为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吃饭、摆龙门阵。邝瞎子讲述他的传奇人生，给李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邝瞎子和他的故事为李颉人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新视角，也触发他的新的创作冲动。1935年7月，他花了二十多天时间将“联络小说”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死水微澜》写完，邝瞎子就是小说中罗歪嘴的原型。写完第一部，他继续写第二部《暴风雨前》，经过一个多月的写作，第二部终于完成。《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分别于1936年7月和12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1935年11月27日，李劼人在给在中华书局工作的好朋友舒新城的信中宣布：“《大波》即将着手。”1936年初，李劼人写作《大波》上卷，但只写了四万字就不得不搁笔。当时企业家卢作孚担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主张要发展四川的工商企业。而李劼人担任理事长的嘉乐制纸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嘉乐纸”为市场青睐。为了公司发展，李劼人经常要和各个方面的人、各个部门打交道，影响到了《大波》的创作进度。尽管如此，李劼人还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创作，平均每天写五千字。断断续续地，直到1936年5月，十一万八千字的中卷才写完。
当时成都通货膨胀严重，生存非常不易。李劼人家里人口多，经济压力大。1936年5月，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执教的刘大杰教授邀请他到四川大学任教，以减轻生活压力，但是由于他正在准备写作《大波》下卷，就没有接受。与写作《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不同，他写作《大波》前两卷还比较顺畅，但是下卷却足足写了两个月，一直到1937年1月才杀青。三卷小说在1937年被中华书局列入“现代文学丛书”先后出版，1940年11月，由中华书局再版。
1950年7月，李劼人被任命为成都市分管文教和城市建设工作的副市长，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少。1954年9月，他赴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会议期间，作家出版社请李劼人依次修改《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他回到成都便着手修改。对《死水微澜》的修改大概持续了五六个月，于1955年3月修改完毕，这一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对《暴风雨前》的修改幅度要大很多，除了进行文字上的修改之外，还删除了一部分，重写了一部分，加写了一篇《前记》。1956年，修改后的《暴风雨前》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若干年后，李劼人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他认为《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这三部小说一部比一部差。四十年代初他就萌发了要改写《大波》的念头，他认为《大波》在辛亥革命的资料积累上不到位。四川人杨沧白是辛亥革命老人，也是李劼人中学时期的英语老师。他曾经协助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先后担任四川省省长、大元帅府秘书、广东省省长等重要职务，抗战时期定居重庆。1942年，李劼人在重庆曾多次访问杨沧白老人，了解和核实一些辛亥革命的史实。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让这部小说与新时代更加合拍，李劼人“考虑之后，仍然主张《大波》必须重写，而且是重起炉灶地重写”，1956年他全年改写《大波》，其中第一卷写了四稿，第一稿和第二稿写了十多万到二十万字，因为不满意，最终不得不另起炉灶。1957年5月，《大波》上卷改写完毕，他为此撰写了《关于重写〈大波〉》一文。1958年3月，《大波》上卷（1960年重版时，“上卷”改为“第一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958年2月，李劼人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期间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李劼人还惦记着《大波》。《大波》的改写是一项大工程，要完成这项任务，不仅要依靠毅力和精神，对于这样一位老人，更需要的是时间。他跟医生说，他正在改写小说《大波》，还有几部小说准备写……
《大波》第二部的改写始于1958年3月，到1959年11月下旬才完成；由于生病、杂务，加上当时处于困难时期，改写没有什么进展。第三部的改写实际上开始于1960年8月，断断续续，直到1961年12月28日才完成。这两部作品分别于1960年和1962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写完二三部后，他感觉到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完，很多故事没有讲完，因此决定写第四部。
1962年4月，从北京参加会议回到成都后，李劼人马上投入到《大波》的改写中。1962年11月12日，作家出版社的韦君宜到成都向他约稿。李劼人告诉韦君宜，他计划在1963年写完《大波》第四部，然后写作其他的几部小说，一部描写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的小说《急湍之下》，一部历史小说《张献忠》等。
12月13日，年迈的李劼人受风寒，但还是继续写作，以至哮喘发作。第二天早上，家人将他送到医院治疗。1962年12月24日，李劼人在成都溘然长逝。他的《大波》第四部只完成了前四章，这不仅是李劼人的损失，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损失。
新旧两部《大波》虽然表现的内容基本相同，都是表现辛亥年的四川保路运动，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旧版《大波》将辛亥革命和保路运动作为背景，侧重对当年的社会世相和市井风情的描写；而新版《大波》则侧重表现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和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民俗风情退居次要地位。旧版《大波》以黄太太和楚子材为中心构建人物关系网络，以虚构人物为主，真实的历史人物没有占据中心位置；新版《大波》中的主要人物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如蒲殿俊、张表方、端方、赵尔丰等，虚构的人物属于陪衬人物，如凤梧、郝达三、葛襄中、黄澜生、黄太太等，人物众多，人与人之间关系松散。旧版《大波》叙事曲折生动，感情充沛，文学性表现得异常充分；新版《大波》更充满理性色彩，叙述的过程显得冷静和客观，以至于不少研究四川保路史的学者将新版《大波》作为研究的参考资料。李劼人是四川保路运动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他想通过自己的作品将这段历史保留下来，这也是他后来要改写《大波》的主要动因之一。
两个版本究竟孰优孰劣？ 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旧版《大波》“文笔更优美，巴蜀风情更浓郁，文学性更浓，十足的大师手笔，宛如一部成都版的《乱世佳人》”（李劼人研究专家张义奇的评价，见2013年8月11日《成都日报》的报道《李劼人改写〈大波〉》），而认为新版《大波》是“文史资料杂糅的古怪文体”（吴天舟《如何“赎前愆”？ ——重写版〈大波〉的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见《史料与阐释》第十辑）；但是也有人对新版《大波》有比较高的评价，他们认为，旧版《大波》“未能达到应有的思想、艺术高度”，而新版《大波》“厚实、深邃、广博”，“成为他五十年创作生涯的纪念碑式的作品”（见艾庐《论〈大波〉》，载1985年第10期《当代文坛》）。2011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劼人全集》，旧版和新版《大波》分别收入该书的第3卷和第4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