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久弥珍油印书
2019年的一天，我带了一本油印书前往中华书局退休编审刘宗汉先生家中，请刘宗汉先生为这本书写几句题跋。因为这本书实际上与刘先生也是有关联的，书名《漆书九卷》，该书是民国时期代总理、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先生在民国初年纂辑的，后来在1957年经王世襄先生点校后得以油印面世。而刘宗汉先生恰好就是朱启钤先生晚年的最后秘书，曾在朱启钤先生身边工作八年。
刘宗汉先生看到此书，认为极其难得。当即欣然为我书写了跋语：
“油印技术约在民国初年传入我国（一说清末传入），所印类皆讲义、试卷、简报之属。一九四九年后，士大夫始印所著书。余所见有诗文集、年谱、专著之类，均极具文献价值。然此技术充量只可（印）五百册上下，故存本罕。今日所见类乎星凤，而此《漆书》即其一也。夫善本者，稀见而有学术价值之谓也。油印本者，今之善本也，李君若集腋成裘，足以名世。”
诧异的是，刘先生并没有花费笔墨述及本书纂辑者朱启钤先生以及此书的文化价值，通篇几乎都是在讲油印技术。当时我并没有问及原因。三年前刘宗汉先生仙逝，更无法得知内情。
2025年端午前一日，我又带着这本书去拜访赵珩先生，赵珩先生看了此书极为赞赏油印技术之高超。
赵珩先生说，上世纪五十年代，街面上有很多誊印社，承担了油印誊印工作，誊印社的街头门脸儿只是负责揽活儿，实际刻写蜡版的另有其人居家工作，通常是到誊印社取活儿回家去干，把蜡纸刻写完成以后交给誊印社，由誊印社负责印刷。刻蜡版是非常难的工作，难在刻写很慢，要求刻写者字体漂亮，经验丰富，而且具备一定的旧学根底，还要年富力强，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为最佳。因为油印只能印刷500份左右，再印的话，蜡版就损坏了，所以油印本历来传世数量很少。
有幸的是，我每次去刘宗汉先生家，都留下了录音资料，其中一次聊天主题就是油印。现在就把刘宗汉先生谈油印的内容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漆书九卷》书影及目录。赵珩先生说，《漆书九卷》的珍贵之处有三，排第一的是该书油印非常之精，是他所见油印本中写印最精的一种；其二是王世襄先生的序；其三是朱桂老（朱启钤字桂辛）纂辑的漆艺史料。
北洋时期油印很普及，技术很高超
油印技术通常认为是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发明的，当然也有认为爱迪生的发明只是为后来的油印机打下了基础。
近现代日本的油印技术是相当高超的，北京在日伪时期曾经使用了很多日本生产的油印机，在抗战胜利后，这些油印机仍然还在使用，记得最好的蜡纸品牌是日本的堀井牌蜡纸。
据我所知，中国在北洋时代已经普及这项技术了，不过主要是印刷学校的讲义。那时候很多大学的学生讲义、试卷都是用油印技术印刷的。还有机关单位的简报也是油印的，比如我在王世襄先生家就看到过一份北洋的外交部讨论巴黎和会的会议记录。那时候很多单位都有油印室。
油印通常用到蜡纸和钢板。先说蜡纸，蜡纸有两种，一种是透明的，上面还印着黑色格儿，另一种是蓝色的，上面没有格，底下衬着一张白纸，白纸上有格儿。不透明的可以用来打字。有打字机，用2763个字做个字盘，来回移动抓取想要打的字。遇到字盘里没有的字，就要留出一个空格，再用手写。
这种蓝色蜡纸除了可用于打印，也可以手写，纸下面也不用垫钢板，放玻璃板上就能写。写完了就能印。
刻写用蜡纸，新中国成立后卖的蜡纸基本都是浙江衢州生产的。钢板表面有密密麻麻的小疙瘩，你用铁笔一写，就把那些小疙瘩捅破了，铁笔虽然看起来像尖锐的，但是笔尖实际上还是圆的，不可能是锋利的，如果是锋利的，就会把蜡纸写坏。
钢板有六七种，铁笔也有一大套。比如用于画表格的钢板，上面全是竖线，术语叫线板，画表格很方便，打表格的铁笔和刻蜡版的铁笔也不一样。一个刻版的高手，能用油印技术把齐白石的写意画印刷出来。但是它只能印黑红两色。
王世襄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髹饰录解说》就是油印的，还有朱老太爷（朱启钤）办九十大寿的寿诗的集子——《朱蠖公先生九十寿言集》，封面题签是章士钊，那个毛笔字和朱色印章都是油印的，但是字体没有走样，还是章士钊的风格。扉页是叶恭绰的题签也是用油印体现的，很有神韵。能把中国画的写意作品用油印技术表现出来就需要非常高超的技术。钢板需要多种，适时调换，铁笔也要多次更换，不仅刻版的需要很高技术，对印刷者（俗称“推辊子”）的要求也非常之高。
印刷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四周有框，底下有网子，得把蜡纸绷上，底下有白纸，用辊子蘸油墨，从上往下推。还有一种是滚筒的，需要手摇印刷。
就刻版而言，要刻得很漂亮是非常难的，王世襄先生出油印本的时候，是一家誊印社的邬先生刻的蜡版，技术非常精湛。还能做乌丝栏，模仿线装书的版式。
油印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印不了多少。顶级高手能印1000张左右，一般的也就是500多张，因为在薄薄的蜡纸上推辊子，推着推着蜡纸就碎了、版就毁了。
作者收藏的油印本四种
现在对油印本的认识远远不够
个人的作品集在新中国成立前鲜见有油印的，因为那时候委托外面雕版或者排印出书比较普遍。
北洋时期有个叫田树藩的人，是北洋财政部的，他每年都印一本诗集，他那诗实在不敢恭维，比如“牡丹花、牡丹花、它看我来我看它”之类，这些人都需要少量的印刷出书，所以只能油印，张伯驹也油印了《春游琐谈》系列。
新中国成立后，如果自费在出版社出书，就很困难。就拿王世襄来说，当时才三四十岁，朱老太爷（朱启钤）在1952年也才70岁，还有叶恭绰、张伯驹等一大批遗老，他们喜欢结社赋诗，有印刷诗集的需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油印的文人集子非常丰富，包括诗集、文集、哀启、行述等，价值十分巨大，但是存世量都不大。
那些遗老们留下的油印著作非常有价值，我知道的比如朱启钤、叶恭绰、邢端等等，他们都有油印作品存世。这些东西里面很多可归入善本一类。什么叫善本，非常少见就是标准之一，过去有人非常喜欢收藏稿抄本，比如朱家溍的父亲朱文钧就喜欢收藏稿抄本。很多油印本其价值近乎稿抄本。说宋版书“一叶宋版一两黄金”，但是在宋朝当时也是不值钱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万历以后刻的“棺材头字”的刻本都没人买，可是现在呢，连石印本都成了宝贝。问题是那些书的罕见程度远远比不上油印本。现在的绝大多数藏书者还没有意识到油印本的价值。现在的情况是在流通市场宋版罕见，出现个明代开化纸的书也是了不得了，但对油印本认识程度远远不够。
现在还没见到有人大规模收藏油印本，或者出版一本“所见油印书目”，罗振玉不就干过这样的事吗？买了东西先发表出版，见于著录以后高价卖给外国人。这就等于是他发掘出了此文物的价值。什么叫捡漏儿啊？就是别人都没认识到它的价值，但是你认识到了。有朝一日，如果有人研究那时候旧文人的生活和文化动态，这些油印本你是绕不过去的。我记得查阜西（古琴大家）的信纸都是油印的。
最后说说誊印社，在誊印社工作的多是旧政府职员，新中国成立后多是靠办补习学校或誊印社维持生计，都是私营的。到了1958年很多街道工厂就办成了誊印社。这些刻蜡版的怎么计算收入呢？按版算，一版多少钱。如果画工程图的或者摹写书法绘画的，比如说常规的刻蜡版算一个“工”，那么根据难易程度，工程图给算几个工，摹写字画算几个工，都是不一样的。这有点像清代的匠作则例，比如油漆彩画多大尺寸算一个工。推辊子的也是，你推了多少次、印了多少张，按数量计工。推辊子的一般是誊印社员工，刻蜡版的可能是临时雇佣的。刻版的都是旧知识分子，他们在当时找工作非常难，有些人就靠刻蜡版来谋生养家。
这个已经成了被人遗忘的职业，现在没有几个人知道了。
整理者后记
油印本并未被遗忘
2018年2月在《南方论坛》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者谢泳先生一篇文章——《私人油印诗集的评价问题》这篇文章虽然仅仅局限于私人油印诗集，但是从对于油印本的关注与研究来说，亦有嚆矢之功。
谢泳先生称中国大陆油印诗集分为两个阶段，1950至1966年前后和1976至1989年前后。作者着重研究第一个阶段，他认为：从文学活动的事实上观察，私人油印诗集的存在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这个文学活动多数情况下是被遗忘了。
谢泳先生说，公开出版和私人油印的文学史意义应当是平等的，后者可能还更有特殊的地位。
关于油印的蜡版到底能印多少张，谢泳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只是说“较佳效果是200张左右”，这和刘宗汉先生与赵珩先生说的总印数500张也不冲突。肯定是前面越早印刷的效果越好。私人油印诗集一般存量百册左右，比如胡先骕先生的《忏庵诗稿》存世不足百册，他送书给朋友们时，总是叮嘱不要外传，怕应付不过来。
油印书的印刷并不是一概由社会上的誊印社完成，也有文人自己“玩”油印的。补白大王郑逸梅在《几种油印书册》中写道，新中国成立后，“油印书册，反成为一种风尚。尤其诗文一类的作品，力求形式字体的古雅，往往不委托市上的誊印社，而请通文翰又善写钢板的，自刻自印。比如戴果园等人即是。”
谢泳先生文章中很有书目文献价值的部分是《私人油印诗集经眼录》，罗列了作者历时十年搜罗的1950至1966年之间的私人油印诗集，包括《四图题咏合印集》等共计59种。
由于私人油印诗集的印数极少，所以，我认为谢泳先生记录的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而已。
希望通过刘宗汉先生、赵珩先生，以及谢泳先生的呼吁与研究，私人油印本理应得到重视，尤其是官方藏书与研究机构的认同，油印本同样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