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研究如何重塑当代中国的历史叙事
我曾将国内的当代社会史研究比喻为一座绚丽多彩的百花园，除了想说明这个领域虽然总体规模不大但是门派较多各有特色以外，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那就是这个领域堪称中国“新史学”的缩影，不但继承了近代以来史学革命的传统，而且从这个领域可以洞察中国的历史学界从不同方向、不同路径做出的创新努力。其中就要特别提到行龙教授领衔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卓越成就。行龙教授著述甚多，新近出版的《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史》（商务印书馆2025年1月版）是他在这一领域的专题文集，向我们全面展示了由他领衔的学术团队二十年来的独特探索。
“走向田野与社会”
本书作者师承于乔志强和戴逸两位著名历史学家。乔志强先生是国内率先倡导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早在1982年他就提出要注重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并开始招收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这当中就有本书作者。作者毕业后留校与乔先生一起工作，致力于整体的和区域的近代社会史研究。乔志强先生高度重视社会调查的学术理念得到了很好的传承，经过本书作者的积极倡导和实践进一步发扬光大，形成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极富特色的“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传统。
作者倡导的“走向田野与社会”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贯穿全过程的研究路径和方法论体系，归纳起来有三：一是“资料革命”。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史学界兴起研究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潮流，关注普通人的历史，这种“自下而上”的学术视野契合社会史的研究旨趣。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复兴以来，秉承近代以来“史学革命”的新史学传统，同时也借鉴了国外新社会史的研究理念、研究视角。“史学就是史料学”，既然关注普通人的历史，就自然要拓宽视野，去发掘那些与普通人的历史相关的史料，而这样的史料通常是在官方档案中很难查到的，于是就有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需要。这些年伴随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面向民间的资料搜集、资料库建设（包括口述材料）得到了迅速发展。本书作者是这种“资料革命”的自觉者，也是实践者。在他的带领下，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自200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并收集到第一批基层农村档案资料，便一发难收，开始让学生或研究人员从自己的家乡着手进行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当调查中发现这类资料因保管不佳或者面目全非或者散佚严重，而“个体抢救的力量仍然有限，而且困难较大”，便将个体行为转变为集体行动，有组织地展开大规模的“地毯式”搜集。近些年，这个团队在已搜集到250多个村庄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资料搜集范围，除了乡村外，还广泛搜集乡镇、工厂、学校、医疗、水利、林场等方面的各类资料，以实现资料的丰富多样性。书中附录的田野考察报告，生动记录了研究团队深入村落的实践历程，为学界提供了可复制的操作范本。
二是资料整理。本书作者指出：“资料的搜集仅仅是工作的第一步，收藏并非目的，如何利用这些档案资料进行学术研究、如何使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为学界所利用是我们从事此项工作一开始便有的追求。”为此，该中心首先对搜集到的总量达数千万件的村级账册、阶级成分登记表、政策文件、个人日记、契约文书等进行系统性整理，按地域、主题分类，建立专题数据库。目前该中心所藏档案资料分为八大类，分别为支部群团文件、行政文件、上级文件、科技档案、个人档案、财务档案、历史档案、内部资料以及其他类型的档案资料。建成“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综合展，展示实物、档案、图片等。不仅如此，该中心还利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与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出版了一批档案资料选编或汇编，开发了数字化管理系统，推动档案的国际化保存和研究。
三是农村社会史研究走向深入。除了资料的搜集、收藏、整理和资源共享，作者带领的团队利用搜集到的资料开展了大量的农村社会史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开创了档案收集、整理、研究一体化的学术推进新模式，彰显出团队作战的学术优势。作者2007年出版的《走向田野与社会》被学界称为社会史研究“新整体史”的代表作和社会史研究走向本土化的标志性成果之一。2011年出版《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同样受到学界好评。这些年来，该中心坚持开展有组织的研究，2012年开始出版“田野·社会丛书”，支持和带动青年人才的成长，迄今已出版学术著作40余种，发表各类学术论文600余篇，承担并完成各类项目50余项。
“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史”
本书是作者主编的“田野·社会丛书”第四辑中的扛鼎之作。作者在丛书总序中指出：“走向田野与社会，既驱动我们走向田野将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又激发我们关注现实将历史与现实粘连起来，这样的工作可以使我们发现新材料和新问题，以此新材料用以研究新问题，催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在这里，作者对“集体化时代”概念的内涵作了解释：“我们认为，集体化时代即指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互助组，到20世纪80年代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结束的时代，此间约40年时间（各地容有不一），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前后相继，一路走来。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万农民走向集体化、实践集体化的时代，也是中国农村经历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代。”可见，“集体化时代”概念的提出是对传统史学分期的一个创新和突破，其大半个触角已经由近代延伸到了现当代，于是在这里，社会史研究就自然而然地被引入了现当代史。“将社会史的视角延伸至中国现当代史之中，不仅是社会史研究‘长时段’特性的体现，而且必将促进‘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进而促进整体社会史的研究。”
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史也是深化国史研究的现实需要。作者认为，国史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的历史”，缺乏社会史的国史不是完整的国史。作者还强调了历史发展的贯通性，认为“只有通过社会史的研究，重视历史过程的延续性、联系性和贯通性，将国史纵向放置于近代以至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横向放置于20世纪的中国、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进行分析和比较，才能把握国史发展的内在脉络，科学客观地认识国史”。这些都可谓真知灼见。
在我国学术界，地方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的当代社会史研究大都是基于地方档案和民间文献开展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尤其是为数众多的学生论文，由此产生的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引起史学界许多人的诟病。本书作者结合自身的研究实践对此提出了许多极富启发性的意见。作者指出，就目前的研究实践来看，“碎片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学者虽以区域性研究为个案，但更多的只是将宏观的历史叙事分解为区域性表述，微观趋向的研究成为大历史的注脚，区域性研究之价值无从凸显，遑论对大历史的反思与修正；二是随着集体化研究主题的不断扩展，普通民众的初级生活圈渐次进入研究视野，举凡婚姻、家庭、人口、医疗、教育等问题皆成为研究的着眼点，却也带来了碎而不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如何避免“碎片化”？可以将作者的意见归纳为几点：（1）辩证地看待“碎化”。“碎化”不等于“碎片化”。（2）注意微观与宏观的综合与平衡。（3）坚持总体史目标。（4）创新研究方法。作者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构建区域社会史乃至整体社会史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价值。
通过构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重视角，作者在书中呈现出独特的时空对话：既关注国家政策在基层社会的实践形态，又捕捉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轨迹。这种研究路径有效弥合了宏大叙事与微观经验之间的裂隙。
成功的微观研究还有助于我们发现事物的复杂性。如作者通过对晋中地区婚姻档案的量化分析，发现尽管阶级成分成为显性择偶标准，但传统“门当户对”观念仍以教育水平为中介持续发挥作用。这种发现挑战了“集体化彻底重构社会关系”的既定认知，揭示出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与延续性。本书“个案研究”部分收录的5篇文章都是极富启发的生动案例。
关于理论创新的进一步思考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加剧的学术语境下，《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史》的出版具有标志性意义。行龙教授以其深耕田野的学术定力证明：真正的理论创新必须根植于本土经验。
笔者以为，循着行龙教授在本书向我们提示的路径深入下去，还有一些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完善。
首先是理论建构方面的一些未竟之境。如作者在书中提出了社会史研究本土化的命题，这一点很重要，关系到如何构建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但何为“本土化”？ 究竟是方法论的本土调适（如田野调查技术的在地化），还是理论范式的原创性建构（如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史解释模型），书中未作清晰辨析。
其次是方法实践的潜在局限。以山西为中心的个案研究虽具典型性，但中国地域差异的复杂性可能被低估。档案（例如会议记录）使用时对其原初的形成机制也要多加注意，如果不做系统的“话语分析”加以过滤，就有可能出现档案解读的主观风险，即将档案内容直接等同于历史真实。
再次在学术对话方面也还有不小的空间。例如黄宗智“内卷化”理论对集体化效率的批判，与作者对山西农业合作化成效的肯定形成张力，但书中未就此展开学术对话。再如在分析政治工作干部的实践时，若引入作者提及的“新革命史”惯常采用的“情感劳动”理论框架（可以参阅周锡瑞、李放春等人的作品），或可更深刻揭示基层治理的微观机制。
以上这些不能视为本书的缺点和不足，因为这本书只是一个文集，其所展示的开创性意义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所展示的只是作者的部分研究成果，但是仅就这本书而言，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至少可以说明作者倡导的研究路径还存在不小的张力，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后继者在此基础上还可以通过纳入比较研究的视野（如引入华北与江南的跨区域比较检验山西经验的特殊性），丰富理论分析工具（如社会学的布迪厄惯习理论、数字人文学科的社会网络分析等），在深耕田野的同时，加强理论自觉、扩展比较视野、深化跨学科研究，在本土经验与全球学术的对话中构建真正具有解释力的当代中国史研究范式。
（作者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