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长江、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两大“母亲河”，在中国文学的漫长发展历程中，成为中华民族最显著的地理标志和文化符号。因它们之间有着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方面的明显差异，各自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叙事传统，在文学表现上呈现出鲜明的美学分野。

黄河叙事传统倾向于表现苦难与抗争主题，这条“中华民族的忧患之河”在文学作品中常常与干旱、洪水、改道等自然灾害联系在一起，塑造出一种悲怆而雄浑的美学风格。相较之下，长江叙事则呈现出更为多元、灵动的美学特征。长江流域湿润多雨、水系发达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以“水文化”为核心的地域特色。与黄河文学的凝重不同，长江题材小说更注重表现商业文明、航运文化与多元民族的交融共生，叙事中常穿插着码头文化、船工号子、巴楚巫风等富有地域色彩的元素。

从更深层的文化心理来看，两条母亲河的叙事差异，实则是中华文明内部多样性的映照，其文学形象的不同反映了南北文化性格特质。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长江、黄河，犹如中华民族文明的两条主动脉、主经络，在秦岭的南北两侧蜿蜒伸展，分别孕育以巴蜀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吴越文化等为代表的长江文明和以中原文化、秦陇文化、齐鲁文化等为代表的黄河文明。”黄河文化更强调集体主义、伦理秩序与现实关怀，体现在文学中便是浓厚的历史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长江文化则更具浪漫主义气质、个体意识与艺术敏感性，作品中常见对自然山水的诗意描摹、对个人命运的细腻刻画。这种文化差异影响着读者对两条母亲河的感知与想象——黄河如一位历经沧桑的严父，长江则似一位丰饶多姿的慈母。

叶梅的长篇小说《神女》，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姿，代表了当代长江书写的新探索。它巧妙地将1933~1945年三峡两岸的抗战烽火、厚重的地域文化与巴山女子的跌宕命运熔铸一体，构建了地域、性别与抗战美学三维交织的叙事结构，实现了对传统抗战书写的超越与革新。其叙事策略与美学特征，不仅有助于理解长江文学的当代发展，更能揭示母亲河叙事在新时代的创新路径。

《神女》采用了复合型的叙事结构，在宏大的历史视野中勾勒出一幅具有浓郁巴蜀风情的战争画卷。小说通过巴东船老大覃九河一家的命运变迁，串联起鄂西抗战的关键历史节点。这种将家族史与民族史相互映照的叙事策略，既保证了作品的历史厚重感，又确保了叙事的连贯性与人物形象的丰满度。作品用文学的笔法对地理空间、人物命运、历史事件进行了全景式的书写，尤其是对惊心动魄的三峡大抢运、可歌可泣的石牌岭血战的描写，既再现了历史的壮烈，又凸显了“民族血脉中剽悍勇武正义之气”。小说通过文学想象将长江文化、抗战精神与个体命运进行了艺术重构，其鲜活生动的细节描写和人物刻画，使《神女》整体巴蜀风情十足，引人入胜。

人物形象塑造上，《神女》很显著的一点，在于其性别视角的独特呈现。书名“神女”本身就是一个富含性别隐喻的意象，它既指代长江三峡著名的神女峰，又象征着“以凤娘为代表的善良勤劳的巴山女子”，更寓意着“孕育民族精魂的长江母亲”。三重象征将女性形象、地理景观与民族精神构成一个富有诗意的隐喻系统。在传统母亲河叙事中，河流常被比喻为母亲，但女性角色却往往处于被动或从属地位。《神女》将现实生活中的巴山女子与作为文化符号的长江神女相互映照，使女性从被表述的客体变为抗战叙事的主体之一。叶梅笔下的“凤娘”脱胎于《楚辞》中的“凤鸟”形象，既具有传统美德，又在战争中展现出惊人的勇气与智慧。这种三峡女性形象既真实可感，又具有象征意义。她们打破了抗战叙事中男性主导的常规，为战争文学提供了新的性别视角。

在美学风格上，《神女》呈现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融的复合型特征。叶梅“以现实主义的笔触书写残酷战争，以浪漫主义的想象赋予历史诗意”，这种双重手法使作品既有历史厚重感，又不乏艺术感染力。作品中关于“石牌岭大战”等战争场面的描写真实而残酷，体现了严谨的历史态度；而对长江自然景观与地域文化的描绘则充满诗意想象，如对峡江号子、巫山云雨等意象的运用，赋予作品浓郁的地域色彩与抒情气息。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吉狄马加对作品的评价颇为中肯：“这部长篇小说记述鄂西人民、巴东人民在抗战时期不同的社会阶层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情结。既是对那段历史的生动记录，也是一部地域志，它既描写了抗战时期大的作战场景，也生动展现了三峡人民在特殊时代的生活图景，生动地描绘了当地的社会生活、民俗生活，表现出巴楚人民、三峡人民英勇抗战、肝胆相照的英雄品格。”这段评论准确指出了《神女》在历史纪录与文学想象、宏大叙事与细节描写之间的平衡艺术。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神女》体现了叶梅对长江文化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转化。作家将《神女》视为“对三峡文化、长江文化的一种礼敬”，这种礼敬并非简单的文化怀旧，而是通过文学叙事激活历史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作品中三峡人民“以他们的血肉之躯参与了抗争”的英雄事迹，与长江“孕育民族精魂”的文化象征相互印证，共同构建了一种基于地域文化认同的抗战叙事。叶梅表示：“我们新时代的作家，如何书写三峡，如何书写长江，构筑新时代文学的大厦，我们还在路上。”这种自觉的文化意识，使《神女》不仅是一部抗战小说，更是一部关于长江文化生命力的艺术见证。

《神女》的文学价值还在于其对母亲河叙事的创新上。郭保林的《大江魂》以传记文学“全景式写出了长江的魂魄”，叶梅则是通过小说艺术将长江文化具体化为人物命运与历史事件，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与鄢国培《长江三部曲》侧重于“长江两岸人民自1925~1949年生活斗争变迁史”的社会史视角不同，《神女》更注重挖掘战争环境下人性的复杂性与文化的延续性。这种融合了地域特色、性别视角与抗战美学的叙事方式，为母亲河文学书写提供了新的艺术可能。一是在地性与全球性的辩证统一。优秀的地域文学总是能从特定地理空间和生活经验中提炼出具有普遍人类意义的价值和情感。《神女》有意识地将鄂西抗战与宏大的反法西斯叙事相结合，其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和人性光辉就具有超越地域的普遍意义，实现了从地方性到世界性的叙事跃升。二是历史感与当代性的有机融合。母亲河文学往往涉及历史题材，如何处理历史与当代的关系成为创作关键。《神女》没有简单复现历史，而是从历史中发掘对当代有启示意义的精神资源，建构了连接历史与当代的精神纽带。三是生态意识与人文关怀的双重表达。长江和黄河不仅是人类活动的舞台，更是具有独立价值的生命体。为了表现母亲河作为生命共同体的完整形象，母亲河文学应当超越单纯的人类中心视角，建立更加宏阔的生态整体观。四是多元叙事视角的开拓与创新。《神女》打破了单一的历史叙事或地域叙事模式，其性别视角的引入为抗战叙事提供了新鲜经验，显然，叙事视角的多元化不仅能够丰富母亲河文学的表现形式，而且能够展现母亲河文化的包容性与多样性。

无疑，《神女》融入了叶梅对新时代语境下，母亲河书写的文化价值、现实意义及未来发展的深深思考。这种思考不仅关乎《神女》创作本身的突破与创新，更涉及如何通过文学叙事构建文化认同、激活历史记忆、回应时代命题等更深层次的议题。

母亲河文学的当代价值首先体现在文化记忆的保存与传递功能上。在全球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面临着被稀释甚至消失的危险。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化的记忆形式，能够通过对特定地理空间和生活方式的书写，保存那些正在变迁或消失的文化记忆。《神女》对三峡地区自然风物、巴楚民俗、峡江号子、抗战壮举的书写，不仅记录了“鄂西、三峡地区人民的壮烈事迹和民族精神”，而且保存了巴楚文化中独特的魂魄气质与生活方式，都是对特定文化记忆的艺术固化。同样，黄河题材作品中对治黄技艺、河工生活的细致刻画，也是对黄河流域特有生产方式和专业记忆的保存。其次，母亲河文学具有地域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双重建构作用。长江与黄河作为中华民族最显著的文化符号，其文学形象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在《神女》中，叶梅将“凤娘为代表的善良勤劳的巴山女子”与“孕育民族精魂的长江母亲”这两个意象相互叠加，使地域与民族认同在文学象征中上升为民族精神的表达。同样，黄河文学中关于治黄、抗战的叙事也往往将地域特质与民族品格相联系，如《最后的河兵》中黄河修防职工的职业坚守最终升华为民族抗争。第三，母亲河文学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与拓展提供了重要路径。在新时代文学发展的语境下，如何突破现实主义创作的瓶颈，实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提升？《神女》融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实践，以及李恒昌《大河赤子》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均表明，母亲河文学在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的前提下，大胆吸收各种艺术手法，能构建更富张力的美学空间。

叶梅的《神女》，以其深邃的地域开掘、独特的性别视角与交融的美学风格，不仅“让大家领略了巴东文化的魅力，更激发了对长江故事的深入思考”。它标志着新长江叙事在当代的成熟与突破，也呼唤着长江与黄河这两条母亲河在文学的长河中，以更加多元、开放、交融的姿态，共同奏响承载民族记忆、映照时代精神、指向人类共同价值的永恒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