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忆林建法：迟到的纪念
今天11月7日，是林建法诞辰75周年纪念日，李森兄嘱我为他主编的林建法纪念集写点文字，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怆然提笔，权当是一篇迟到的悼念吧。
三年前的5月24日，当我从网上看到了建法兄逝世的消息，不禁潸然泪下，正准备写一篇悼文，却被另外一个不得不参加的活动打断了。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就看到雪片般的悼念文章出现在网上；尔后，《扬子江文学评论》又来组一个纪念林建法的专栏，让我写一篇悼文，那一次我又错过了。今天，在林建法的冥寿之日写追忆他的文章，也许是一件更有纪念意义的事情。
建法兄大我两岁，其实严格地说来，也就一岁半而已，他去世的那一天，我的生日刚刚过去六天，遇到兄长离世，一种莫名的悲怆萦绕在我心头，因为就在半年前，我险些走在建法兄的前面。我惋惜自己错过了那一次脆断人生的机缘，是源于多年来我不忍看到建法兄如我师长那样，在病榻上饱经折磨的痛苦状而感慨系之。
一个思想者一俟进入了混沌的境界，无法启动思想与这个世界交流时，他内心漫溢的痛苦，是他人所无法理解的。三十四年前，在一次与许志英先生彻夜长谈人生时，我与先生达成了共识，人是要有自觉了断人生的能力和勇气的。谁知许先生竟毅然决然身体力行了，那还是在十八年前，他给我留下的那封笔力刚劲的遗书，常常飘忽在我的脑际。
十四年前的2011年11月，因为给《读书》杂志写连载四期的文章，我连续一个星期，每天只睡两个小时，下楼取信时，一阵罡风吹过，突发神经性面瘫，嘴歪了。建法得知后，一再劝我休息疗养，甚至为我联系了山里的一所修身养性的道观，他特意给我找了一个老道，说保证能够彻底治愈我的面瘫，顿时，我的心中流淌过一汪江湖兄弟情谊的暖流。面瘫初愈后，他坚持让我去东北疗养，我虽然拂了他的美意，但心里是感激的。
最后一次见建法兄，他虽然已经有些语言障碍，却还能交流。后来陆陆续续听到他病情加重的消息，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既想看到他，又怕见到他不能言语时的痛苦，这样的场景，是我最无法接受的场面，我的父亲和我许多师长，都是在这样的煎熬中度过的，让亲者痛不欲生。所以，那一年在沈阳开《当代作家评论》的一个研讨会，会后有几位兄弟约好去看建法，我起先是鼓起勇气报名了的，后来还是在百般犹豫和纠结中退缩下来了。
毫无疑问，建法兄是当代鲜见的好编辑，他不仅在当代文学评论的编辑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而且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史上，也留下了一笔不可小觑的文学遗产。今天，我们纪念他，不只是纪念他的人品和文品，更是致敬与追悼一个不朽的文学时代。
我与林建法相识很早，1982年，他刚刚从华东师大毕业，后来去了福建老家创办的《当代文艺探索》杂志，那时我们就有了书信往来。他来信向我约稿，于是，便有了1986年我在《当代文艺探索》第1期上发表的《浅论贾平凹的四部新作》一文。孰料，此刊次年就停刊了，接下来数年，林建法成了失踪的朋友，杳无音信。
1993年左右，他来南京约稿，其身份已是《当代作家评论》的主力编辑了，当年这个杂志与我往来较多的是老主编陈言先生，现在又多了一个故交。可那时我正被系里的许多琐碎公务纠缠，无暇顾及写作，只与我的学生齐红共同写了一篇《月亮的神话——林白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原型”解读》，发表在1994年《当代作家评论》第3期上。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从事务圈子里解脱出来后，开始撰写大量的评论文章，除了报纸上两三千字的短文外，大块头的文章也多了起来。新世纪来临时，我又开始给建法供稿了，《一座充满欲望的灵魂雕塑——长篇小说〈欲望之路〉读札》，就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4期上。当时江苏作协一个老作家撰写了以南大中文系“小白楼”（现为赛珍珠故居纪念馆）为题材的一部传记体长篇小说，我为之写了这篇评论文章，是因为作为南大中文系人，应该知道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阴谋与爱情”的知识分子故事。当年我以为：长篇小说的文体，其非虚构的纪传元素之所以能够吸引读者，或许和郁达夫们的“私小说”一样，更能满足读者“窥视欲”期待视野吧。
其实，这个时期我更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术批评研究，从民国文学，到共和国文学，再到刚刚发生的文学现象，我都试图从宏观的层面进行高屋建瓴的俯瞰。野心倒是有的，但是如何掌握文章的尺度，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可以放开手脚，毫无顾忌地去写，但是，作为一个编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主编，是有文章“守门员”责任的，而就是在这一点上，林建法对作者的宽容和对价值观的把控，以及敢于负责任的精神，让我深深地感动。起码，在他执掌刊物期间，有三篇文章若是没有他的拍板，是无法面世的。
首先，是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3期上的《一九四九：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论纲》。这篇文章是我去台湾东海大学，为该校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讲授课程大纲中的一章，这个时段所涉及的许许多多问题，其实在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里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如何客观地面对这一难题，我想从学术层面进行一个新的梳理与剖析。文章写好了，建法兄和我说，这篇文章他尽量不作删改，全文发出。我听了非常感动。文章发表后，获得了较大反响。
试水之后，我才放开胆子，觉得可以在这一领域畅所欲言了，于是，在意犹未尽中，又写了一篇《关于建构百年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和设想》，发表在《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上，《新华文摘》也转载了。接着，又写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断代谈片》，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上。此后我就更加大胆起来，调转枪口，瞄准了民国文学史，进入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泰然自若写作心态中。说实话，倘若没有林建法兄的大手笔、大胸怀、大眼光的关照，就没有这一系列有现实冲击力的文章出现。
从此，我们的联系更加热络，电话多了，微信多了，感情也更加深厚了。
最让我难忘的是，2010年7月12日，我去上海参加复旦大学和哈佛大学共同举办的“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11日晚间入住后，在电视上观看2010年在南非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的半决赛，第二场半决赛踢到加时赛，西班牙竟然在最后5分钟绝杀了我最喜爱的德国战车。我遗憾地关闭电视，一看手表，已是凌晨3点，想到几个小时以后，我还要作大会发言，便匆匆草拟了一个发言提纲，一共罗列了21条新世纪以来文坛的乱象，后被人戏称“二十一条”。我的发言引起了一定的轰动效应，同时，也在会场上与评论界的一个老朋友发生了激烈的学术争论，主持人许子东先生还圆了会场气氛。
我发言完下台后，建法兄立即找到我，让我将发言稿整理成文，交给他发表。我十分感动，答应回宁后，立马就铺陈。于是，我于7月16日下午一直写到7月17日上午，草稿急就后就交给了建法兄，等待着他的意见。哪知道，没过多久，这篇《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就在《当代作家评论》当年第5期发表出来了。我惊讶不已，这是我写作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杂志上发表最快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获得了2013年第二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看到建法兄亲自用毛笔小楷，恭恭敬敬抄就的评委会授奖辞，以及各位评委的亲笔签名，我心中感慨万千——遇到一个好的编辑，就是一个作者一生不可多得的写作幸福。
回忆自己的写作生涯，在1979年，如果不是《文学评论》责任编辑杨世伟先生引领我走上了文学评论的道路，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写作的黑暗盲区；在2009年，如果不是《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先生鞭策鼓励我，也许我还没有勇气大胆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来。当然，在我的写作生涯中，遇到过许许多多这样有洞见力，同时又有大爱心的编辑：比如永远为他人作奉献的樊骏和王信先生，比如做过我许多文章的编辑、书信往来也最多的陈骏涛先生……他们的面影像电影蒙太奇一样一一闪回在我的眼前，时时鼓励着我前行。我欲拿起画笔，一一写下他们的素描来。
谨以此一篇小小的素描，祭奠我的兄长林建法，看到你在天堂里的微笑，我的笔就不敢停下来。
2025年11月7日初稿于南大和园桂山下
11月13日修改于仙林医院门诊楼
11月17日定稿于仙林和园桂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