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第一次见鲁迅的日子
今年10月17日，是巴金逝世20周年；隔两天19日，是鲁迅逝世89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解放日报》10月13日发表沈鸿鑫《巴金：我是鲁迅的学生》，是非常好的。不过，我读到文中一段重要的话，感到有点遗憾，必须一说。沈先生写道：
巴金真正与鲁迅相识，大概是在1933年或1934年的上海。关于巴金与鲁迅首次会面的具体时间，有几种说法，难以确定。据巴金晚年回忆和查考，比较倾向于1934年8月5日的说法。那次的情况是，由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在南京路附近的觉林蔬食处宴请《译文》杂志发起人鲁迅、茅盾、黎烈文等人，巴金作为陪客出席。此次宴会主要讨论《译文》的创刊事宜和编辑署名问题，鲁迅提议由黄源担任名义编辑，以规避审查的风险。鲁迅因为已经读过巴金的小说《灭亡》，所以对巴金很亲切。巴金在1956年7月写的《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文中曾说：“茅盾先生我以前也没有见过，我正在和他讲话，饭馆的白布门帘一动，鲁迅先生进来了：瘦小的身材，浓黑的唇髭和眉毛……可是比我在照片上看见的面貌更和善，更慈祥。这天他谈话最多，而且谈得很亲切，很自然，一点也不啰唆，而且句子短，又很有风趣。他从《文学》杂志的内容一直谈到帮闲文人的丑态，和国民党的愚蠢而丑恶的宣传方法。自然不是他一个人谈话，关于每个题目，别的人也发表意见，不过大家都高兴听他的意见。”（《鲁迅回忆录》）虽然那时巴金说的是在文学社的一次宴会上，但文中所记述的第一次见到鲁迅时的情景，是极其真切和生动的。
沈先生认为巴、鲁首次会面的时间难以确定，这确实是曾经有过之事。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巴金自己后来记忆不清，曾有过不同说法，加上研究者推理不当所致。
1956年巴金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写了《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说：“我第一次看见鲁迅先生是在文学社的宴会上，那天到的客人不多，除鲁迅先生外，还有茅盾先生和叶圣陶先生几位。茅盾先生我以前也不曾见过。……这个晚上我不知道看见多少次他的笑容。”（引文省略的话，沈文中已引了。）同年9月，巴金在苏联《文学报》上又发表《鲁迅》一文，说：“我错过了几次同他相见的机会，到了1933年才在文学社举办的宴会上第一次见到他。”再次特别提到那天“鲁迅比谁都说得多，笑得多”。可知这一场景他印象极其深刻。过了二十年，1976年3月巴金在答王仰晨的信中先说是在1933年，后来他“在进一步核实后”，又说是1934年8月5日。然而又过三年，巴金在1979年3月致日本友人岛田恭子的信中却又恢复说：“我和鲁迅先生见面是在1933年。”可知，巴金最初在1956年曾明确地说他是在1933年“文学社的宴会上”首次见到鲁迅的，后来他说得更多的也还是1933年。一般说来，一个人年纪越轻记忆越可靠；一个人在记年份时可能会模糊，但在记场合时不大会记错。但不知为何，在一些巴金研究者中，却“比较倾向于1934年8月5日的说法”，即认为是在译文社的宴会上。（另外还曾有1933年8月初、1934年4月20日等等说法。）
对此说法，我从开始就很怀疑。而在20年前，由于可靠史料的发现，我早已考证出巴、鲁首次见面是在1933年文学社的宴会上，并多次发表过文章。但沈先生可能未尝寓目，那我就再简单说说，因为这毕竟是文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1933年4月6日《鲁迅日记》载：“三弟偕西谛来，即被邀至会宾楼晚饭，同席十五人。”这次宴会就是《文学》月刊的筹备创刊会。与会十五位，从鲁迅日记中仅知鲁迅自己、郑振铎(西谛)、周建人(三弟)三人。因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后来黄源、茅盾都写了回忆文章，但都少说了两三个人的名字，而且所说名字还略不相同。茅盾没提到巴金，黄源还特别说巴金没有与会。然而幸运的是，我后来看到了与会的王伯祥先生的当日日记：“散班后赴会宾楼振铎、东华、愈之之宴，到十五人，挤一大圆桌，亦殊有趣也。计主人之外，有乔峰、鲁迅、仲云、达夫、蛰存、巴金、六逸、调孚、雁冰、望道、圣陶及予十二客。纵谈办《文学杂志》事，兼涉谐谑，至十时三刻乃散。”所谓“散班后”就是在开明书店编译所下班后。这天聚宴的主人是郑振铎（创办《文学》就是郑提议的）、胡愈之、傅东华，要谈的是《文学》月刊创刊之事（按，《文学》原先拟名为《文学杂志》，后来郑振铎得知北平左联要办一个《文学杂志》，遂决定改名《文学》）。王伯祥日记里说的“兼涉谐谑”，显然就是巴金文章中说的“鲁迅比谁都说得多，笑得多”，“这个晚上我不知道看见多少次他的笑容”。于是，我们终于确切无疑地知道了鲁、巴首次见面的日子！
王伯祥这则日记极其重要，我们还可以由此探讨其后不久鲁迅分别与傅东华、施蛰存（都是这次与会者）大打笔战的背景和原因。这个说来话长，这里就打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