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周一（本名:周志文)，河南固始人，居广东东莞。2000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广东外资企业打工，有二十六年南方大厂和海外工作经历。2023年开始创作非虚构，作品聚焦于2000年后南方制造业外贸发展变迁及“一带一路”国际经济交流环境下普通人物的成长奋斗经历，以及制造美学，工匠精神，和国际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力图以素人视角结构南方中国制造的宏大史诗。作品见《青年文学》《四川文学》《花城》《中国作家》《西部》《北京文学》《人民日报》等刊，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188体育官方ios选刊》等转载。

编者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职业化写作者涌现出来，特别是许多来自生产劳动一线的普通劳动者的书写，出现在自然来稿中，为当下文学带来了新的经验和特质，拓展丰富了当代文学。从本期起，我们开设“万众写作”栏目，刊发这方面的优秀稿件，以飨读者。

 度 量 衡

周一

一

从餐厅去办公室，由仓库进入室内走是条近路，但需穿过一楼的成型车间。仓库值夜班的管理员正坐在位子上盯着电脑屏幕，脸上完全没有通宵的疲惫，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这家伙肯定在偷偷地打游戏。换上室内拖鞋，穿过材料区一排排四米多高的货架，各种皮革的味道在庞大又密闭的空间里经过整晚的混合，仿佛是枝头抖落的无数个花粉颗粒，扑面而来，我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我的工作离不开皮，每天摸着它们或是它们做的鞋子，我已经练就了凭气味就分得清哪些是植鞣皮，哪些是铬鞣皮，也分得清牛皮、羊皮、猪皮、马皮、鸵鸟皮、袋鼠皮、雪狐皮、蛇皮、蜥蜴皮、鳄鱼皮、鳗鱼皮……更别说一张皮摆在桌上，我用手掌做标尺，比画两下，就能算出它的不良率，把它按等级分为A、B、C、D或是E。

快上班了，赶紧打开排风扇啊！我回头对那个管理员喊道。他忙站起身，走向那排开关箱。随即，四周墙壁上几十个巨大的排风扇一齐开动，发出飞机起飞般的轰鸣。

我走进了一尘不染，连老板进来前都得换上室内拖鞋的成型车间。空气中和地板上的每一粒灰尘，都被时刻运转的排尘罩和吸尘器清除掉了，这里容不下一粒灰尘，就像容不下一件不良品，或者一个不听话的员工。车间里一眼望不到头，眼前是一排排由数不清的机器和同样数不清的作业员组成的流水线。这些流水线按着精密计算后设定的产量和速度运转着，不到周末是不会停下来的。一旦中途停下来，等在出货台的货柜就会离开，报关员就得马上更改报关单，甚至连停靠在盐田港的货船也得重新调配舱位——这些还不算，如果延误太久，整批鞋子就会面临要空运，甚至有订单被大洋彼岸的客户取消的风险。而那些密密麻麻穿着红色厂服的作业员，他们的双手与其说被大脑支配着，不如说被机器支配着，或者与机器一起都被月产量、日产量、时产量支配着——这种秩序看得见，摸不着，却每时每刻，有条不紊地支配着这个万人大厂。

流水线上，前帮定型机，中帮机，后踵定型机，压底机，打粗机，热烘机，冷冻机，加馏机等各种机器的轰鸣声，夹着锤子拗边时嗒嗒的敲击声，气钉枪打在楦头上的吧嗒吧嗒声，砂轮在中底上刺刺的摩擦声……如果把其中的某一种声音单独拆分出来，它们有着时急时慢的节拍和忽高忽低的音律，像是一首首由钢琴、小提琴、萨克斯或是长笛、小号、二胡演奏的抒情曲子，或奔放激烈，或如泣如诉，而当它们混在一起，就变成了无数支交响乐毫无章法地混在一起。这些不同机器的声音一股脑地涌进耳朵，像一把铁杵塞进了脑袋又在里面横冲直撞起来，我感觉所有的脑细胞也跟着那些机器一起震动起来，它们需要更多的氧气，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赶紧加快了步伐。一个穿蓝色厂服的干部从流水线那端跑了过来，快到过道时挥着手扯着公鸭嗓吼叫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以为他是在叫我。我侧脸一看，他的面前，是一台冒着蒸汽转动着各种机械手臂的庞大前帮机，和像机械手臂一样忙碌的作业员。干部在旁边吼着，那个作业员并没有停下他那和机器转动频率完全同步的手，他甚至没时间抬一下头，他的视线只要一偏离，手中的鞋面就会偏离定型模的控制线，哪怕只偏离了一两个毫米，那只鞋面的松紧度便会改变，鞋子贴底组合好以后，也会被品检员试穿时发现脚感不对而被鉴定为不良品。他面前的气动阀正有节奏地噗嗤噗嗤响着，像是对那干部的回应。

我到写字楼的时间有点早，容纳一百多人的办公室里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头顶整流器嗡嗡的响声，给人一种这是夜班末尾的错觉。无数个日光灯管下，这里的黑夜和白昼并没有什么区别。我走到位子上，打开电脑，像往常一样先翻看那堆红色未读邮件，它们大部分来自地球另一面的欧美国家。其中的一封标题为“告全厂书”的内部邮件吸引了我，我先点开了它。

那是一封近万字，带了数十个附件的邮件。我把邮件拉回顶端，才注意到这封邮件群发给了上至董事长下至所有分厂所有部门的邮箱。我一口气看完后，感觉一股寒气正从后背脊柱上慢慢注入——我看到了一个不为人知，不该看到的混乱世界。这是封公开举报信，举报对象是一家兄弟厂的业务部最高主管，信中图文并用，佐证着业务主管任人唯亲，吃拿供应商回扣等事实。邮件末尾赫然署着八个业务组排头的实名，这些排头可都是在厂里锤炼多年成长起来的业务骨干，个个都是人精，这是大半个业务部揭竿而起公然造反了啊。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抬头环顾了一下，只见办公室里已经坐满了人，几乎所有的显示屏正打开着，每个人都屏住呼吸，默默地盯着滑动着的页面。四周静得出奇，这种可怕的沉默，让我想起几年前那个平常的周三早上，我们打开电脑看到满屏来自美国的“我们国家被攻击了”“我们城市被炸了”的邮件时，整个办公室全炸开了锅。我扭回头，只见言总和杰姆斯协理面无表情地坐在最后那排位子上，盯着各自的笔记本电脑。

那家兄弟厂是公司1992年来国内建厂后的第五个分厂。按理说，应该是五厂，可从上到下都称之为一厂。十年来，公司像细胞分裂一样，每两年便会新开一家分厂，每家分厂都有几十条流水线和上万的工人。我听说全集团数一厂最赚钱，一厂的王总是个虎将，早期在台湾的老厂时就深得老板的赏识，他带的兵都是虎兵。每次王总来我们厂，全厂都会紧张，他浑身像是上满了劲的发条，走路带股风，如果被他发现哪个动作操作不标准，或是哪个干部懒工怠工，他会把所有相关的主管全部叫过来，大骂一通，而且他会一直盯着这件事，直至改善到他满意为止——他随身带着一个小笔记本。一厂的架构也有些特别，采购部是隶属于业务部的，通常这两个关键且敏感的部门，是相对独立且平行向总经理汇报的部门。那封邮件足够炸裂，历数多年来业务主管排除异己，安排亲属、同乡或自己信任的人在重要岗位，以及和外包加工厂或供应商分赃的事实。每份文档后面按满的猩红手印，就像喊冤者高举着的一只只血淋淋无声诉说的手。

言总和杰姆斯从身旁一前一后走了过去，出了大门，坐上了等在门口的专车。我又扭回头看了看古课长，他也抬头看了看我，对我轻轻摇了摇头，我猜他是要我安静的意思，我赶紧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仓库王课长叫我去趟仓库。

品检台旁边靠墙的位子摆着一台电脑量皮机，两个操作员正在往输送带上平铺着一张张小荔枝纹自然摔花牛皮，它们经过电磁感应区，会被自动记录下每张的面积呎数，这些测量出来的呎数会和每张皮背面出厂时打印的呎数对比，以供判断是否相符。一台量皮机充当着菜市场里公平秤的角色，毕竟，每一呎皮都是花美金买回来的，如果有短少，通常仓库都会出具报告给采购向供应商理赔。王课长从机台上拿起一张电脑码单，指着最后一行数据对我说，很久没遇到短呎问题昨天遇到了，这批牛皮平均短呎了十个百分比，已经反复抽检几百张了，赶紧约厂商过来处理吧，皮料马上要上线了。

接着，他又把我拉到了旁边货架的走道里，低声说，早上看到那个邮件了吧？这家供应商就在那份名单里，是一厂刚转过来的供应商，你要小心点处理哈。我听出话里有话，但又不知藏了何话。这个建厂就进厂，工号两位数的老干部，说话总是只半句。我问，咋小心点？他把嘴巴凑近我耳边，并掩着手掌，压低着声音说，一厂的事情很复杂，都是王总带过去的老员工，背后的关系网像榕树藤一样盘根错节，若不是利益冲突，是不会冒出这个惊天炸弹的。这家皮厂当初是因为价格比其他家便宜很多才进采购系统的，这是在集团采购会议上报告过的。皮厂的老板从没露过面，来送货的司机都拽得二五八万样，说有什么事找他们老板说。我感觉这家皮厂背景不一般，你若不知咋处理，就赶紧报告给协理。我听完心里一阵哆嗦。

我回到办公室便把这事报告给了古课长，不出所料，能不管就不管的古课长让我报告给协理。协理和总经理早上出去后一上午都没见到人影。全厂私下里到处都在讨论那封炸裂的邮件，有人说那业务主管危险了，也有人说举报人危险了，甚至还有人说厂主管王总也危险了。待他们下午回来后，我们便陆续听到了那八个举报人全部离职的消息。

我赶紧找到杰姆斯向他报告了短呎的事情。他似乎已经知道了这事，让我约那家供应商过来谈。他们来得也挺快，从厚街到长安，半个小时就到了。来了两人，老板，和一个看起来像是秘书的年轻女人。女人一身职业装，齐耳短发，给人干练精致的感觉。和秘书相比，那老板就一身土气，穿了一件花衬衣，上排有两颗扣子敞开着，露出脖子上一条粗粗的金链子，和胸口的几缕胸毛。他站在门口摘下墨镜前，我还以为是来了某个大佬。那老板坐在会议桌对面，手边放着刚摘下的墨镜，和一把RANGEROVER车钥匙。他只瞄了一眼仓库的品检报告，没等我问便说，我们出内销市场都是这么做的，量皮时就把机器调成了90码，或者80码、70码……最低的还有50码。你们是大厂，我们才按90码量的。90码？就是打码100实际只有90的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做，按实际呎码打码不好吗？整个内销市场都是这样做的，这是行规。交给你们一厂的货一直都是这样的，都没有问题啊……他说得随意，好像是在讲《天方夜谭》的某个章节。我看了看杰姆斯，只见他略低着头，目光穿过眼镜框上方直视着那皮厂老板，带着不易察觉的不可思议和怒气，一句话也不说。估计他和我一样第一次听说有这种操作。这里是工厂，而我也不是法官，如果是，我定会在他签完认罪书后，重重地敲下那个法槌。

临走时，那老板满脸堆笑，拉着杰姆斯说，协理，晚上请你吃个饭？杰姆斯这才开口说了第一句话，我吃素，不吃肉。那老板接过话便说，我也吃素，我们一起吃素……

扭回头，杰姆斯便让我以他的名义发邮件通知各兄弟厂采购部，即日起，那家供应商停止配合，永不许再用，请各厂清查交货短呎记录，并从货款中按额扣除。

二

五月是南印度一年中最热的月份。北纬十三度线上的钦奈，正处于太阳的直射下。一边是德干高原，一边是印度洋，孟加拉湾的西南季风要在六月才会到来，此时偶尔吹过的一阵海风，没能带来一丝凉意，却带着高湿度的黏稠，海盐、礁石、枯木、鱼腥，各种味道混在一起像膏药般贴在裸露的皮肤上。我已经在这出差快一个月了，上月举报事件牵涉的那些国内皮厂全部被列为黑名单，公司要把牛皮采购重心转移到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

一个周日的下午。我们从安布返回钦奈市区，在坑坑洼洼的45号公路上坐过山车般晃了三四个小时，骨头都快散了。下车时丹尼尔问我晚餐怎么安排，我说吃了这么多天的印度餐，连呼气都是咖喱的味道，晚上回酒店吃我从国内带来的泡面——每次出差我都会在行李箱里塞上几桶，它在这时会变成人间美味。其实，我心里正纠结着那封刚刚收到的邮件，没什么胃口。旁边的阿马斯一听，说市中心CHINATOWN有家老字号的中餐厅，老板是他朋友，晚上我们去吃吧。

回到房间，洗漱一番，我换掉了长裤衬衣，穿上短裤拖鞋，便和丹尼尔一起出发了。日落后的车外，仍有四十度。在车上，我把国内工厂的那封邮件和丹尼尔说了。他鼓着那抹斯大林式的胡子，把嘴唇吹成了马达，边说着，这不可能，这不可能，阿马斯不会这样做的。等会儿吃饭千万不要提，明天我们去了工厂再说。

从酒店到CHINATOWN路程不远，此时正是下班高峰，街道上堵满了车。这座南印度最大的城市像是一个技艺超群的魔术师，在白天、傍晚、深夜，有着完全不同的面具，而此时是它最浓妆艳抹的时候——看不到白天在车流里跟着各种豪车后面埋头赶路的牛拉车，看不到站在车流里向过往车辆伸着手带着乞讨眼神的儿童，也看不到深夜里像退潮后浮出水面的礁石般躺在街角的无家可归者，取而代之的是从楼顶到地面闪耀着五光十色的霓虹，和要把耳膜震碎的HIPOP——仿佛是一场盛大演出的序曲。走了半个多小时快到餐厅时，丹尼尔突然说，我们得去附近买双鞋。我听罢一头雾水。他指了指我脚上的拖鞋说，那家餐厅有个规定，不接待短裤拖鞋着装的客人。阿马斯已经到了，他和他朋友解释了半天，说我是他的重要客户，而且是中国人，餐厅老板最后才勉强同意，短裤可以，但拖鞋是万万不行的。此时返回酒店换鞋显然已经来不及了。我一笑：你在广东待过，短裤拖鞋在广东可是土豪的标配啊。他说，餐厅这样规定是为了保证就餐客人的安全，避免有的客人喝多了穿拖鞋会滑倒，也避免闹事时会拿拖鞋当武器。我开玩笑说，最后这句，才是重点。丹尼尔也跟着笑了：你知道的，若真的闹起事来，他们会拿身边的一切可以随手捡得到的东西，比如拖鞋、木棍或是石块。

一进餐厅门，迎面玄关摆着一个上了年代的中式镂空屏风，镂着些飞鸟虫鱼的图案，那雕工一看便知来自国内。我驻足不前，盯着木器上那刻刀留下的纹理和经年岁月打磨的痕迹，它们越发地熟悉，那展开的翅和鳍也在眼前动了起来，我想回国了。阿马斯迎了出来，拉了我一把，说，进来，里面有好东西。他没松开手，一直拉扯着我，穿过几张中式餐桌，径直来到了大厅里面对着入口的那面墙跟前。只见居中最显眼的位置，立着一尊高大的关公雕像，双目微闭，左手扶着青龙偃月刀，刀口朝外，右手捋须。阿马斯对着关公弯下身子，鞠了一躬，起身问我，认识吗？这是你们的神，据说像我们的湿婆一样。我点了点头，突然想起在印度点头摇头的意思和国内相反，又赶紧摇摇头，补了一句YES。阿马斯都鞠躬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那样做显然说不过去，随即也对着关公鞠了一躬，才返回到座位上。

餐厅老板走了过来，五十岁左右，一张中国人面孔。他向我伸出手，我们握了一下。我用中文问：你是中国人？他用英语回答：是，但又不是，我爷爷的爷爷是中国人，他们很多年前从中国来了印度，留在加尔各答，那时他们来了很多人。我又换英语问，他们来自中国哪里？他说了个含糊的地名，说了几遍也没能说清后，连忙道着歉——他已经不会说中文，或许那个简单的地名已成了他脑海里一个即将消逝的符号。但当他说起“中国人”“关公”时，我依稀听到了乡音的味道。阿马斯拿起菜单递给我，说这是中国餐馆，让我来点。菜单上用中英文列着菜名，我居然见到了久违的宫保鸡丁、麻婆豆腐、红烧狮子头、酸辣土豆丝、北京水饺、扬州炒饭……

丹尼尔点了六支KINGFISHER啤酒，很快便喝完了。我知道他俩的酒量，肯定没尽兴，便说，再点吧。他们不给点了。为什么？他们觉得我们每人已经喝了两瓶，够了，不能再喝了。我以为丹尼尔是在开玩笑，便叫了服务员过来。他客气地说，对不起，我们没有更多的酒提供给你们了……把我送回酒店，他们俩又找地方喝酒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便被国内工厂的电话吵醒，早早地起了床。酒店就在海边，推开门便是玛丽娜海滩。我脱掉鞋子，光着脚沿着海滩走着。脚下的沙子粗细不均，偶尔混些不知名的贝壳碎片，不时地硌着脚掌。这些贝壳是否来自八千里之外的东海或是南海，不得而知，但正像那封邮件一样正硌在我心里：仓库品检完阿马斯皮厂一个货柜的牛皮，量皮时发现平均每张皮短少了七个百分点。仓库王课长做事一向很谨慎细致，他安排专人拿皮去兄弟厂的量皮机上又重新测量了一遍，向杰姆斯报告后才发了邮件出来。

如果这事发生在一家国内的皮厂，好像一点也不新奇。但和印度皮厂配合了这么久，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更别说阿马斯这个当地有头有脸的大家族。这个在英国读过MBA，做了这么多年国际贸易的印度人，不可能不知道这是既违反了《通则》又违反了贸易惯例的行为，更不可能这么快就学会了国内的那番神操作。

迎面走来一个穿着纱丽光着脚的中年妇人，头上顶着海边捡来的一沓大片棕榈树叶，这是当地穷人家屋顶常用的材料。四目相对时，她的身子一颤，头顶的树叶掉下来几片，我赶紧转身过去想帮她拾起来。她连忙对我挥着手，说着我听不懂的话，慢慢弯下腰，拾起来，又慢慢而娴熟地堆了上去。然后对我一笑，回过头踩着小步走开。看着她身后那长串和我相反的脚印，我突然意识到，我来到这个厂里台干都不愿意来的，牛粪遍地，乌鸦乱飞，到处有人小便的地方，我和她一样，都是光着脚负重前行的人。

霞光里，沙滩上斜卧着一艘破木船，远远望去如同一个半躺着的暮年老人，等待即将升起的太阳来唤醒体内残存的余温。我迎着它走了过去，只见船舱早已铺满厚厚一层沙子，上面凌乱地堆着一些啤酒瓶和塑料袋之类的垃圾。木板上残留的一块块或红或蓝的油漆，和一颗颗裹着锈斑的铆钉，似乎在无声诉说着它那曾经乘风破浪的一生。再往前走，只见不远处沙滩上有一群人站成一排，正从海里往岸上拉着一根粗大的绳子。他们的身体向后倾斜着，如同斜插在沙滩上的一根根木桩。那些木桩是五颜六色的，霞光映照下鲜艳无比。远处的海面上没有任何一条船只，他们不是纤夫，我带着疑惑向他们走去。

那是一群身材瘦削的男人，上身穿着布满污点的短袖或长袖衬衣，下身穿着短裤或扎着裹裙，露出黝黑但肌肉发达的小腿，光着脚。他们正面朝大海呈拔河状拖拽着那根粗绳，带着不紧不慢的节奏，像牛吃草一般。他们没有喊一句号子，但所有人的力量出奇的一致，这可以从那根几乎直成一条直线的绳子看得出来。见我走近，他们全都回过头来，盯着我看——我突然意识到在他们眼中我是个外国人，我连忙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对他们边微笑边打招呼。一个裹着红色头巾的年轻人，用生硬的英语问我，中国人？我回答，是。他接着用印度语和其他人说了几句后，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我微笑着——那是一种纯粹的，如同月光滑过青苔般静谧的微笑。那个红头巾男人的英语并不流利，但我还是从他半英半印的叙说中模糊地听得出来：他们是从爷爷的爷爷就传下来的世代渔民，就住在不远处的渔民村——他们在拉一张很大的昨晚就已撒下的渔网——那是他们所有收入的唯一来源。

我加入人群当中，伸出手试着抓住那根粗绳，就在手掌刚刚攥紧的刹那间，粗麻的纤维丝如同钢针一样扎入手中，我触电般又缩了回来，一脸痛苦的表情。他们见状赶紧摆手，示意我不要添乱了。我立在旁边，寻思着我的手也是世代农民遗传下来的手，没那种不沾阳春水的娇嫩，这双手也曾经牵过牛绳，握过镰刀，拔过稗草，拉过渔网。我又看了看他们的手，只是肤色的差异而已，那一只只瘦可见骨紧握的手就像他们胴黑的脸一样，分明写满了即将大鱼满舱的欢喜。

丹尼尔走了过来。他太了解我了，知道早上我不在房间，就在海滩。

我们和那红头巾男人又聊了一会儿。他们都是这座城市里的穷人，没有任何田地，世代靠打鱼为生，那个红头巾男人是刚刚过去的那场印度洋海啸中家里唯一幸存的人。他说起那场海啸时，一脸平淡，就像是说起昨天的天气。说话间，他的双手正像一把布满油污的大号扳手紧拧着那根快有他手臂粗的缆绳，缓缓拖拽着远方大海里那张看不见的大网。他的脸上布满从容，我在心头一个趔趄。我摸了摸口袋，掏出里面的一把卢比，丹尼尔又给了我一些，一起塞给了那个红头巾男人。

我们没能等到那张拉上来的大网。

三

车子经过收费站时，丹尼尔买了一张双程票。我接过小票一看，全程费用才几十卢比，折合成人民币百公里也就几块钱。车道两旁靠近路边的狭小通道里，摩托车，单车，牛拉车，行人，正鱼贯而入。眼前的这条高速上，他们都是可以自由通行的，更不用说那些大神般散漫存在的牛了——它们不仅可以自由通行，而且可以左右穿行，甚至干脆就悠闲地躺在路中间——它们不会知道，我每次路过这条路，都是奔着它们身上的那张皮而来。

随着太阳的升起，路上的车辆慢慢多了起来，而城市的搬运工，一辆辆卡车的加入，如同飞来了一只只巨大的蝴蝶——两块车窗拼凑而成的车头前挡，四周挂满了鲜花，整个车身就像一个调皮孩童手里的玩具，从前到后画满了各种颜色的各式图案，有莲花、狮子、牛、孔雀等。他们没有浪费任何一块空余的地方，连油箱都没有放过，就连车上载着的那些篮筐也被漆成了五颜六色。那些蝴蝶在车窗外一闪而过，像是一段段飞舞着的童话。

如果这些亮丽的色彩和它背后杂乱无章而又粗糙的线条出现在一幅画上，该是一种充满魔幻和戏剧性的强烈冲突，而当我置身其中时，却又觉得它们之间有着某种说不清楚的和谐——没有秩序便是这里的秩序，我也是这秩序的一部分。

在这靠近赤道的地方，太阳一升起就好像停在了头顶，炙烤着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虽然车里的空调开到了最低，我仍感觉体内的水分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停地向外蒸发，我不停地喝着水，喉咙里仍干燥无比。见我打开了第三瓶水，丹尼尔说，少喝点，马上就到OUR SHOP（我们的店）了。

“我们的店”其实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店”，它并不是一家商店，而是一个路边水果摊。我们的车子刚停下来，一个手拿椰子皮肤极黑的瘦小男人，便向我们招着手。每次路过这个摊位，我们都会停下来买点水果，和果农早已混熟。他并不知道我们一厢情愿地给他的摊位命了名。他身后一辆老式二八大杠自行车，车后架挂着的两个装满光皮椰子的大箩筐，便是他的摊位。见我们到来，他赶紧伸出光着的脚把地上的空椰壳踢向路边的凹沟里，接着便把手中那把生锈的弯刀，在自己的裹裙上磨蹭了两下，玩魔术般一眨眼便在椰子上开了个孔，插进吸管，递给了我们。这个酷热季节里的椰子是最甜的时候，喝下甘甜清冽的椰汁，整个人都清爽起来。我正准备丢掉那椰壳，那果农赶紧从我手中把它接了过去。只见他用那把弯刀对着椰壳一刀下去，椰壳便去掉了一个圆形盖子——那是一把锈迹斑斑其貌不扬却异常锋利的刀。他又削开一片椰壳，那片椰壳成了自然的勺状，接着他用那片椰勺在空椰壳里转了一圈，又递给了我——椰肉早已被完整剥落，那是可以用吸管吸的果冻般的椰肉。

果农住在七八公里外的一个村庄里，身后一条沙土路是他们出来的唯一一条路。眼下正是旱季，若是雨季来临时，那条路根本无法通行，他们通常一两个星期都出不了门。那条路和我童年时的家乡小路并没有区别，翻滚的热浪中，我隐隐闻到了牛粪或是羊粪的味道。它就像45号公路枝干上众多的毛细血管其中的一条，它的尽头是连绵起伏光秃秃的山。我看不见他说的那个村庄，只看到远处一辆大巴冒着黑烟正像一个臃肿的老妇人蹒跚而来。待它缓缓上了公路，在果摊旁轰吱一声停了下来，喘着粗气。只见车门位置挤着几个年轻人，他们的脚踩在踏板台阶上，伸着手抓着车厢，整个身体呈弓形，像只蛤蟆一样几乎悬在车外。那车根本没带车门，车门早被取下，车窗没有玻璃，取而代之的是焊接的几根横着的表面磨得锃亮的铁管。里面的人把胳膊搭在铁管上，在车外露成了一排。挂在车门外的那几个人跳了下来，待里面的人下了车，他们又重新把自己挂了上去。

如果再细心点看，你会发现路上的摩托车往往只有一个后视镜，有的甚至一个也没有——他们卸掉了后视镜，为了在车流中更方便地穿行。还有些私家车也常常把后视镜合上——他们开车时只看前方，很少往后看——他们的车尾都会印上一行粗大醒目的红字：请按喇叭。

现代工业革命的设计成果，在这里成了多余的阑尾，他们阉割了不该阉割的东西。即便如此，在印度街头也很难见到交通事故，除了堵塞。

每到椰子成熟的季节，那个果农都会在这个地方摆摊。他指了指路边的空椰壳，它们早已堆成了一座小山。家里几十棵椰树是他的主要经济来源，种椰子比种水稻收入高。我问他水稻产量多少，他说一千平方产五百斤左右（折合亩产三百多斤）——这个产量还停留在中国的明清时代。我一脸诧异，问丹尼尔有没有算错。他反复确认说没错，这是平均产量，还不计算特别干旱的情况。如果遇到风调雨顺的年头，产量可能会再稍微高一些。我想着如果我的父辈们耕种的那几亩地只有这种产量，我现在也许会和这个果农一样，在一条拥挤且破旧不堪的小街道边，摆着地摊。站在这触手可及真实而又神秘的土地上，看着那果农对我眨着鲜活且诚恳的眼睛，我感觉眼前瞬间凝固了几个世纪，我的心底一阵莫名地颤抖——这片有着诸神保佑的土地，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沧海桑田？

丹尼尔接了一个电话，然后扭头对我说，恭喜，你有了一个新朋友。见我一脸诧异，他接着说，刚才酒店打来电话，说有个扎红头巾光着脚的渔民送了一条刚捕的大鱼到酒店，他要把鱼送给一个戴眼镜的中国人，却又说不出那个中国人的名字和房间号，只能被拦在大门外，赶也赶不走。

我也不知道那个渔民的名字。

四

到了阿马斯皮厂，阿马斯办公室里空无一人，桌上摆好了欢迎可乐和饼干盘。丹尼尔说，每天这个时候阿马斯都在隔壁的房间里练瑜伽。喝着奶茶一般的印度咖啡，我们等了二十分钟，阿马斯才缓步进来，一脸冥修后的平静。我对丹尼尔使了个眼色，他摇摇头表示可以，我便把那批货的短呎报告给阿马斯看了一下。那行数据仿佛是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外星人，他放下喝了一半的咖啡，用和昨天丹尼尔一样的表情，激动地说，这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我们家族每一个人从小都喝过恒河水的，从不会做这样的事，这是欺骗，是欺骗……百分之百你们工厂搞错了。见到阿马斯激动得近乎语无伦次，丹尼尔一脸惊慌，赶紧说，报告是不会错的，仓库里还有每批出货打掉的不良品，我们去检查一下便知道了。阿马斯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径直往出货仓走去。他的业务经理达拉也连忙跟了上来。

出货仓入口处堆满了一箱箱打包好贴着唛头的货，收货地址不是香港，就是上海。仓库里热得像个闷罐，只有墙角的一台锈迹斑斑的风扇在吹着，风都是热的。几个穿着纱丽的中年女工，身材臃肿，光着脚，正在量皮机边，有的席地而坐修剪着皮边，有的正在量皮。坐在地上的女工见到老板来了，赶紧停下手中的活，站了起来。她们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阿马斯，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他一样。阿马斯对着达拉交代了几句，达拉大声地对那几个女工喊着，她们飞快地跑了起来，在仓库一角的皮料堆里翻找着，很快一个女工便搂了一卷皮过来。丹尼尔问清楚后确定是那个柜子同批的货，便接过了皮走到了量皮机旁。连续量了四五张，比对电脑码单和皮料背面的尺码，刚好短少了七个百分点。阿马斯让再量一遍，结果还是一样。这时，他的脸色由红变紫，又由紫变红，像是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从未发过火的他对着人群大吼了起来，怎么回事？谁来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丹尼尔站在一旁，瞪着眼睛，也说不出话来。其中的一个女工似乎看明白了发生的事，连忙走到达拉旁边嘀咕了几句，达拉随即叫来了另一个经理。那个经理用他们的语言解释着，他们之间说了什么我听不懂。阿马斯听完说了一句似乎责备的话，那个经理的脸色瞬间变得比阿马斯还难看，像凝固成了一尊雕像般立在原地，一动不动。这时，丹尼尔向我解释说，他是负责中国内销市场的经理，他有个最大的温州客户，他按那个客户的要求出货量皮时调了量皮机，调少了七个百分点。接着量我们的那批货时，刚好换班，就没有再调整回来……阿马斯满脸通红，拉着我的手，确切地说，是攥着我的手，连声地说着对不起，并承诺会全额补上，且会用家族的名义发封道歉信给杰姆斯，那庄重的神情就像昨天对着那尊关公雕像。

然后，他又一脸不解地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的秦王不是在两千多年前就统一了这个吗？他这句话像是一个重重的巴掌，抡起来，打在我脸上，一阵炭火灼烧的感觉像熔化的岩浆般从脸上蔓延开来，我又听到了流水线上那种洪大而又嘈杂的声音……眼前的这台量皮机，有着和国内的量皮机如出一辙的精准，就像这里东五区和国内东八区的一小时，有着同样精准的三千六百秒。而此时，它却像一个高高垒起的审判台，那个差异的数字，仿佛是在宣读一份不可违逆的判词，而我，全身缚满一道道绳索，正在接受一场无声的审判。

我是戴着一副千钧的镣铐走出仓库的。正午的太阳好像只照在我一个人的头顶，我急需一杯咖啡的缓释。丹尼尔说，去吃饭吧，早已过了午饭时间。

那是一栋新落成的三层花园式回形建筑，中间部分镂空成了天井，一个巨大的水晶吊灯从楼顶一直垂到一楼客厅的头顶。整栋建筑的墙壁和地板贴着整块的大理石。一楼是厨房和餐厅，二楼是娱乐室和健身房，三楼是客房。阿马斯说这里所有的建材和家具都是从欧洲进口，不过它们大多是Made in China。这里的奢华超越了我住的星级酒店。

走进餐厅，一张可以容纳十几个人的长方形餐桌上，早已摆放好刀叉餐具。一个看起来六十岁左右的老者光着脚站在光洁的地板上，等候着我们。阿马斯坐在主位，示意我和丹尼尔分边落座。那老者赶紧走到阿马斯身旁，俯身低语了一阵，便在每人面前的高脚杯里倒上橙汁，然后走进了旁边的厨房。

那老者是阿马斯的厨师，从他爷爷的爷爷开始，就离开了贫民窟，一直在阿马斯家做厨师。老者从厨房里端出来一个银制罐子，给每人打了一碗素菜浓汤。这是一种以蘑菇、青菜、豆腐为原料又加入各种印度香料熬制的汤，我舀起一汤勺尝了一口，很像老家胡辣汤翻版，我对老者竖起了大拇指。老者给每人端上来一个小餐盘，里面盛放着一个圆形的荷包蛋，如同模具做出来的一样，鼓鼓的蛋黄居中，半生，还晃动着。接着，老者陆续端上来几盘菜，有烧秋葵、西芹炒百合、水煮豆芽、烧鸡、咖喱豆腐、咖喱羊肉，和一些不知名的酱料。

最后上了一盘海鲈鱼。丹尼尔指着那盘鱼说，这就是你的新朋友早上送到酒店的那条鱼，阿马斯让人骑摩托车从酒店送过来的。我正准备拿起叉子去叉一块，站在旁边的老者赶紧端起那盘鱼，叉起一块放在我的餐盘中。当我要去夹其他菜时，那老者又端起菜盘，帮我夹在了餐盘中，如是反复。老者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旁边，充当着夹菜者的角色，而我们只负责享用自己餐盘中的食物——那是一种饭来张口却又坐立不安的感觉。

我的眼前，正浮现着那位红头巾渔民光着脚站在酒店大门外的情形……

那盘鱼很快被我们吃了个精光，剩下一副完整的鱼骨突兀地立在盘中，像是某种仪式的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