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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风，山西代县人。主要作品有小说集《毕业歌》，188体育官方ios集《走向天堂的父亲》，长篇纪实 《静乐阳光》 《黄河岸边的歌王》(合著)、《滇缅之列》(合著）、《大湄公河》(合著)等。作品多次被转载并获奖，其中《黄河岸边的歌王》入选《中国新世纪写实文学经典》(2000—2014珍藏版)，《大湄公河》 被加拿大《渥京周末》、美国《华夏时报》、日本《中日新报》连载，两次入选2019年好书榜。

“列车开过的时候，旁边的看客们都惊呆了。”

这是弗兰茨·卡夫卡的一句日记，像他信手写下的，没有准确的时间，究竟哪一天？也无具体地点，在什么地方的“旁边”？当然是铁路“旁边”，但奥匈帝国疆域辽阔，铁路经过的地方多了，是何处铁路的“旁边”，布拉格吗？

它放在卡夫卡1910年日记的开头，一打开书列车就从面前呼啸而过，气势不减当年，“旁边的看客们”也是老样子，一个个碧眼珠子要飞了。发现“看客们”惊呆了的卡夫卡，平静地背对着平静的我，与我都见惯了似的。他应该穿着深色的西装，西装一侧的衣襟，被火车掀起的风张扬起来。

而另一个我，却和“看客们”一样惊呆了。这个惊呆了的我，比卡夫卡和他的“看客们”小得多，或与其中某个相仿，十岁左右的样子。我惊呆的地方很具体，与布拉格相距万里，在我老家一个小站上，阳明堡火车站。时间也不漫漶，一个春天即将谢幕，布谷鸟“老声长叹”的下午。

阳光已同夏天一样燎人的站台上，一个远离车站站牌后面，我与发小一人抱着站牌的一条腿，有点硌胳膊的四棱水泥腿，从站牌下面观望火车。我们既兴奋又害怕，头上汗津津的，做着随时要跑的准备，以防火车万一冲上站台，把我们吃掉。发小叮嘱我，到时候他跑慢了，我一定要拉他一把，紧张的口气，似乎他已经跑慢了。

疾驶而过的是一列货车，并非我们期待的客车，像一堵呼隆隆运行的城墙，用铁砖建筑的城墙，被光刀一截一截切开了，车皮一闪一闪的。似要扑上站台，却没有扑上来。站台震颤着，站牌震颤着，我们都惊呆了，脸面被风刮得牛皮纸一样。

咣当咣当咣当，货车在阳明堡站并没有停留，速度放慢一点的意思都没有，经过阳明堡站之前，在车站西面的铁路上一露头，就呜呜吼叫起来。吞吐的烟遮天蔽日，太阳失去光芒，白西瓜一样悬浮于天空。

货车过去，我和发小挨着站牌站起来，四下里张望，尤其货车绝尘而去的方向，它跑得太快了，有点做梦似的。原本空旷的铁路上，感觉更空旷了，铁路躺在天底下，不仅“空”还“飘”，像衣服被风穿上一样。

这个记忆深刻，几十年后被卡夫卡日记唤醒的下午，我与发小撒谎逃学，步行了十多里路，到阳明堡火车站看火车，第一次与火车近距离接触。以前仅在村庄的星空下，两根杆子挑着的银幕上见过，而且总有些飘忽，像放映的过程中起风了。

躲在白底黑字的站牌后面，我们等了好长时间，等来的却是一列货车。大概抱着站牌的四棱腿，抱得过于用力了，袖筒里的皮肉都硌起了红印。但经历了货车，我们显然不再那么紧张了，火车被钢轨左右着，不会轻易“万一”的，可另一种不安又增加了，就是担心火车站的人撵我们，不让我们看火车。

我们依旧抱着站牌的腿，滑稽地躲在站牌后面，又耐心地等了一段时间，直到站台上的人明显多起来，再过来的才是客车。在此之前，戴大盖帽的车站值班员，与货车经过时一样，警察似的立在那里，拿着两面小旗。那两面小旗是如何舞动，也就是怎么跟火车说话的，我已记不清了。

在阳光徜徉的站台上，我与发小能望见的那些头，都向日葵一样转向东面，客车要来的方向。客车像拐了个弯，在铁路上出现后，便轰轰烈烈地驶来，一如先前的货车，老远就叫起来，叫声赶在最前面，长驱直入地进站了。

但没有货车叫得凶，站台和站牌的震颤，也不及货车经过时强烈。货车是“黑车头”，客车是“绿车头”，相比之下低调多了，带着一列车厢铿铿咔咔变道后慢下来，缓缓经过站台上等待它的人，经过远离站房的我与发小，顺着长长的站台停下。车厢门哐里哐当地打开了，乘务员一步一个脚踏下来，脚踏上像铺着红地毯，一直铺到站台上。

一个个敞开的车窗，远处的看不到窗口上堵着的脸，只看到有头或手探出来。我和发小极想目睹车厢内的情景，却总被窗口上堵着的脸或探出的头阻挡，只能从不断变化的空隙中瞟见里面人很多，不少是站着的。阻挡我们视线的脸或头，我们也想多瞅几眼，看有什么特别之处，却又害怕与其对视，目光躲躲闪闪。有张脸明晃晃的，眼镜片很大，不看别的就看我们，看得我与发小发毛，生出要逃的打算。

眼镜消失后，一条胳膊又出现了，挽起袖子平放在窗沿上，手背和小臂上的汗毛黑森森的，捉只壁虱放进去，一定会成为绿林好汉。是我直到现在，见过的最旺盛的汗毛，直到现在还怀疑，那胳膊是否长在人身上？

从客车上下来的人无几，要上车的人却不少，说不少其实也不多，从从容容即可上去，可是拥挤不堪。所有的车厢门应该都打开了，却只堵在两三个车厢门前，不去其他的车厢门上车。乘务员吆喝着，别挤别挤，一个一个上，吆喝得都动气了，也无济于事。有的挤不上去，就把行李塞进车窗，塞给里面的熟人，然后跳起来扒住车窗，撅起屁股往里爬。

那些要走的人，一个不剩地装上客车后，车厢门听似一个接一个，实际上是同时关上了，声音和打开时一样，哐里哐当的。“绿车头”长啸，慢哼哼加速了，掀起的风助长着声势。客车远去，抛下的长鸣声，还没有落地的，在天空变碎了，玻璃碴一样闪耀。空荡荡的铁路上，阳光如拇指小儿，把钢轨当成滑道，你追我逐地溜冰。

看完火车返回村，从村口公路下面的涵洞里取出埋藏的书包，与发小分手后回到家中，一进门就遭受母亲“下马威”。母亲一手抓着我的一条胳膊，一手举着家中祖传的，过去不知道干什么用，后来用于驱鸡的藤条。那落到鸡身上，会一地鸡毛的藤条，一旦砰砰啪啪落下来，我的屁股就成“五花肉”了，切肉片剁肉馅都不错。

遭受母亲“下马威”的原因，是给我和发小捎话请假的同学，经不住先生的盘问出卖了我们，说我们根本没有生病，是假装病玩去了。下午放学的时候，先生便让另一个同学捎话给我们家里，说我们下午逃学了。从捎到话的一刻起，母亲就等着收拾我了。

可奇怪的是，当母亲问我去哪玩时，我一下子胆儿肥了，不似过去逃学被发现后，能隐瞒的就隐瞒，这次却毫不隐瞒地告诉她，我与发小到阳明堡看火车去来。口气之理直气壮，好像去看火车是天经地义的事，什么逃学不逃学。

跑那么远，母亲说，不怕狼吃了你？

不怕。我回答，不怕。

回答的同时，暗暗将一口气“赌”到屁股上，准备抵抗母亲手中的藤条，母亲手中的藤条却没有落下来。她转脸寻找什么似的瞥一眼，便将藤条丢到炕上，在我左屁股上拧一把，又在我右屁股上拧一把。以往收拾我，母亲可不是这样，要么用那藤条，要么用笤帚，只是下手狠不狠罢了，从未小气到如此地步，将我交给她的两个指头。

拧第一把的时候，我叫道：告我爹呀。

拧第二把时，我笑了：我不要这屁股啦。

那天母亲只拧了我四指头，警告我再不能逃学去看火车，就放过我了。这反倒使我浑身不自在，睡下一边用手抚慰屁股，一边想母亲为啥没有狠揍我，最后迷迷糊糊得出的结论是，我挨打自然是因为逃学，而母亲没有狠揍我，是因为我去看火车了。去看火车逃学，跟别的逃学不一样，但“不一样”在哪里，我搞不清楚。

在我们雁门风沙里，天天都能听到火车声，但亲眼见过火车的人不多，至于坐过火车的人就更少了。那时火车也少，每天经过阳明堡站的没多少趟，最耳熟的是中午的一趟，那趟火车的叫声传来，先生无须看他的马蹄表，也知道12点了，该给我们放学了。出去站在屋檐下，拿起搁在窗台上的斧头，敲响挂在屋檐上的一截当钟用的钢轨。

还有地里的人，一听到中午的火车叫，就迎着那叫声直起腰，汗脸如花了。由于我们村地势高，听到火车声的同时，还会望见火车的烟，由西向东而去。不仅人在眺望，牲畜也在眺望，庄稼也在眺望，比如头昂扬了的驴，个子越长越高的红高粱。最轻而易举的是高大的烽火台，是树和立在树顶上的鸟，瞭到烟的一刻，还能瞭到烟下面的火车。

可让我们不解的是，我们村与火车如此“亲近”，却除了我和发小，再未听说有谁专门跑去看火车，即使到了阳明堡镇上，离火车站一步之遥了，也不肯顺便去看看，但说起火车来都感兴趣，围着你洗耳恭听。能去看火车，亲眼看到火车，仿佛是大事情，能坐上火车，就更是大事情了。

后来知道，在我逃学去看火车之前，父母仅见过几次火车，远远地见过几次。当然，他们在电影里也见过，但那不算见过，如同墙上画饼，不能算吃过饼一样。于是我想，那天下午我与发小干了件大事，也许是因为干了件大事，母亲才手下留情。

干完大事的次日，两个人踏着铃声一到学校，就去办公室找先生，每人像背着一袋赃物，一副痛心悔过的样子。但不等我们开口，先生就先问了，你们两个，昨天下午，贵体欠佳？一边点上旱烟吸着，吸得有滋有味。

我赶紧说：不欠佳，是假装欠佳。

先生道：那欠啥了？

发小高声回答：欠揍。

完了完了，我心里叫苦不迭，欠什么不行，非要说欠揍？虽然撒谎逃学，一定躲不过先生的揍，准确地说是凿，可也不必“引火烧身”。他老子昨天没揍他，放了他一马，大概今天全要让先生给补上。

来学校之前，我与发小在街上碰面，商量好一到学校就找先生认错，把什么都交代了，或许能免受皮肉之苦，先生会换个方式惩罚，比如罚站。那皮肉之苦，可不同于家里受的，是用旱烟袋凿我们的脑袋，像和尚凿木鱼一样。现在可好了，在发小提醒之下，先生不凿也要凿。

与以往收拾我们一样，先生坐在比他还老朽的办公桌前，一手端着旱烟袋，吸了烟并不马上吐出来，而是先咽到肚里，再“意味深长”地翻上来，从鼻嘴吐出。烟雾笼罩着先生的面孔，然后像雨后天晴了，山顶的卧山云起山一样，向上飘散了。

先生的旱烟袋足有二尺长，一端是铝制的烟锅头，一端是铜制的烟嘴。凿我们脑袋的时候，把烟锅里的烟叩掉，将旱烟袋反拿了，用黄澄澄的烟嘴，试探似的凿一下，凿两下，接着嘣嘣嘣地三五下。也不只凿一处，而是满头凿你，凿得你无从招架，招架也只是护头，不敢阻拦那旱烟袋，实在受不住了，就哇地一哭：

老师老师，我不敢啦，再不敢啦。

无论你哭还是笑，先生都和颜悦色，需要凿时继续凿。

这次逃学，先生却破天荒地没有凿我们，但仍将旱烟袋反拿了，用铜烟嘴挑挑我的下巴，挑挑发小的下巴。我和发小还未交代，他已经知道我们逃学是去看火车了，说我们去看火车他不反对，但不应该逃学去看啊。说我们，越想去看火车就越不能逃学，越不逃学就越能看上火车，而且将来还会坐上火车。

就像绕口令，我们被绕得脑子不着边际，不明白逃学跟看火车有啥关系，跟坐火车有啥关系？但先生的话，我们还是相信的。后来我生出一个小愿望，始终伴随着我的学业，有了大愿望以后它跟着大愿望，那就是考学校是为了坐火车。

那个春天即将告别的上午，先生没有把我和发小的脑袋当木鱼，说下不为例，但要我们每人写一篇作文，有关“看火车”的作文，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第二天交他。

这可愁坏我们了，还不如把脑袋交给他，哪怕当球踢呢，踢完就完事了。写作文却要绞尽脑汁，绞尽脑汁也未必写出来，写出来也未必能写好，写不好还是过不了关。像多年后我在《德语课》中认识的西吉，被关起来写《尽职的快乐》一样。回头“看火车”浮想联翩，一落笔又“烟消云散”，实在没啥好写的。

我只“涂抹”了一下“黑车头”，大体意思是：

一、吼叫起来，就跟张飞一样。

二、吐烟的时候，比屋上的烟囱还凶。

三、那头上的大灯，像马王爷的第三只眼。

发小写的比我细致多了，只要他能记起的都“老老实实交代了”。比如火车站的站房是黄色的，老远里有一种童话的感觉。比如火车过来，站台上铺的水泥砖，有的砖缝一挤一挤地往出喷土。再比如火车停下后，离我们最近的车厢门闲着，一个上下车的乘客也没有，乘务员手里把玩着一串钥匙，钥匙发出的响声像钥匙一样明亮。

还写到从阳明堡回来，他老子听他说去看火车后，居然没拿鞋底抽他。从脚上脱下一只鞋来，拿鞋底抽他是他老子惯用的手段，啪啪啪抽狠了，能把他的屁股抽成天蓬元帅的脸。那天却没有抽他，只在他屁股上拧了一把。与我母亲惊人的相似，但他老子远不如我母亲会拧，只拧了他半片屁股，拧得很不平衡，让他走路一拐一拐的。

我与发小的作文可想而知，但先生依然高抬贵手，没有拿旱烟袋凿我们，说我们看火车收获不小，只是一个写得过于简略，一个写得事无巨细。我们没写好作文，也说明他没教好我们，我们情有可原。

还有一点，当我懂得如何写作文时，回想起那次作文，当时先生尽管未说出来，但他很想知道并且希望我们写出来的，应该是看火车触动了我们什么，我们产生了什么想法，也就是理想吧。所以他才那样说，“越想去看火车就越不能逃学，越不逃学就越能看上火车，而且将来还会坐上火车。”

先生可谓金口玉言，在他所说的“将来”，我还真坐上了火车，咣当咣当实现了自己的小愿望。其间我又去看过三次火车，前两次依旧是同发小去的，但再不敢逃学去看了，都是礼拜天去看的，冒着被狼吃的危险。

那时非常奇怪，在我们雁门风沙里，日夜防贼防狼，在我的记忆中，贼确实被抓住过，五花大绑了，脖子里挂着他偷下的赃物，民兵们拿枪押着游街。狼却从未被抓住过，见过狼的人也少，而且见过的都是一个影子，一闪而逝的影子，事后才被描述得形象了。近乎“捕风捉影”，白天瞭到的时候，说狼钻进了庄稼地，黑夜瞭到的时候，说狼翻墙入院受惊后，又顺原路翻墙离开了。

发现狼的呼喊声，比发现贼的还凶：

狼来啦——！狼来啦——！

一时间鸡犬不宁，飞上天的“声尘”，在村庄上空飘浮着，两三天才能完全落定。落定之后，村中沿街的墙上又多了些白圈，用白灰画的唬狼的白圈，大的有车轮那么大。狼好像无处不在，小孩夜里闹睡，娘老子就诈唬狼来了，或哭个不停，娘老子便脸黑了，说再哭就把你喂了狼。

在母亲面前我“嘴贼”，为了看火车说不怕狼，事实上哪能不怕呢？最怵的是大人们说的，半路上遇见披着羊皮的狼，或走着走着一翻脸，一只狼扒在你后背上，不是张开血口要吃你，而是色眯眯地看着你。母亲有时气极了骂我“狼不吃的”，虽然骂得够狠，但我真成“狼不吃的”倒好了，去看火车就无所畏惧了。

为了壮胆吧，我与发小再去看火车时，手中便多了一根棍子，一根从树折下来剥光皮的棍子。两个人拿着棍子，待在阳明堡火车站外面的铁路边，感觉比在站台上看火车还要离得近。满载的货车驶来，比客车豪横多了，就像货车是公的，客车是母的。呼隆隆的风要把我们卷走，落下的煤屑雪糁一样打脸。

这两次去看火车，发小又有了新发现，一是铁路下面的电线杆，像公路边的电线杆一样嗡嗡响。从路基上下去抱住电线杆，把耳朵贴上去听会听得更真切，发小说那是电在电线里面行走。二是，他发现铁路上的信号灯，颇似《红灯记》里李玉和拿的红灯，火车站的值班员也跟李玉和差不多。说起他老子来，说他老子晚上出去喝酒，喝高了半夜回来，一进院就学李玉和，“手提红灯四下看，上级派人到隆滩……”

每次就唱这两句，接着啊啊啊的。他母亲一听到院门响，还没听到他老子唱，就赶快点灯，怕他老子进屋后，踢翻地下的尿盆，撞坏家具。有次他老子回来，站屋门口唱个不停，左邻右舍的狗都毛了，往他家院子里扔叫声。他母亲忍无可忍，下地舀了一瓢冷水，从背后浇到他老子头上，才把他老子浇得嘴闭了。

除了发小的新发现，我们还学会了碾轧柳叶刀，将一颗大钉（最好5寸以上）放到钢轨上，火车过来轧扁了，再经过反复打磨，便成一把漂亮的柳叶刀。用来削铅笔，在课桌上刻字，剥地羊皮，尤其是春天做柳笛，秋天架上的葫芦熟了，拿葫芦做鸽哨，用起来得心应手，做出的柳笛和鸽哨特好。

我最后一次看火车，是到火车站去送叔父。

叔父光棍一条，我祖父母活着的时候，他就拒绝娶老婆，怕娶下养活不起。甚至连养活自己都信心不足，每隔一两年秋完了，就到我姑姑家猫冬，好节省一冬天的粮食，还有烤火的柴炭。叔父却因之很牛，应该说很牛，是村里屈指可数的坐过火车的人之一。

姑姑在内蒙古包头，据说全家人在煤矿上做事，日子过得像冬天里的炉火，一日三餐最不缺的是白面大米。叔父去了猫上几个月，不仅节省下他想要节省的，而且人也养肥了，然后回来继续种地。叔父去时用麻装上要带的衣物，装上一冬天的日子，将自己的两间屋子锁好，到阳明堡坐火车。

那天我去送叔父，根本说是想去看火车，是我早就盘算好的，其实叔父并不需要我送，他以前走我也没送过，而且也没什么可送的。可这次我非要去送，他只好答应了，母亲也同意了。那天恰逢礼拜天，叔父背着麻袋一晃一晃，像头负重的骆驼，我紧跟在他身后，像个赶骆驼的。

赶到阳明堡火车站，在闹哄哄的站房里，我给叔父看住麻袋，他到售票窗前买票，让我第一次见识了坐火车是如何买票的。叔父一手拿着钱，一手抓住售票窗上护窗的铁条，挤进一堆人里面，瞄着窗下面我看不见的一个小口。长长短短的胳膊，胳膊与胳膊争抢着，胳膊被胳膊挤住时，胳膊的主人就喊叫。叔父争抢了几次，最终挤开一群胳膊，把拿钱的手伸进那小口，买上票从人堆里笑嘻嘻地出来，几乎满脸是汗了。

检票的时候，我被车站的人赶出来，与其他被赶出来的人，待在车站大门外面，隔着铁栅门目送叔父。我很庆幸第一次来看火车，躲在那站牌后面竟无人管我们。叔父回头望着我，不停地催我，快回去吧，回去就天黑了。见我不走，过来给了我几毛钱，但我依然不走，想看看他是怎样坐上火车的。

在急切的期待中，绿色的客车进站后，像我与发小之前见过的那样，要走的人堵在几个车厢门前，叔父在其中一个门前拥挤着。他牛高马大，本来挤在前面的，可眼看挤上去了，又被他背上的麻袋拽下来，被背后面的手揪下来。干着急没办法，故意刁难他似的，直到他放弃挣扎，前面无人上车了，他才上去。

车厢门哐里哐当，生硬地夹断我的目光关上后，我不晓得叔父到了哪个车厢，找到座位坐下了，还是挤在人中间站着？他最后留给我的是一个背影，一个辛苦的背影，贴身的衣服大概湿透了。但这不影响我对他的羡慕，只是愈羡慕愈不知所措，我空落落地想，叔父又坐上火车走了。

叔父为人极不善言辞，虽是村里多次坐过火车的人，但在村人甚至我父母眼中都不屑，像他压根儿没坐过一样。若问他火车上的情景，哪怕问一千遍，他也只会说车厢很大，拉的人很多，多毬得浑身冒汗。再问他就烦了，说他哪能记住那么多。唯有一次给我讲得有趣，说火车远看像条虫，虫吐出的烟像条龙，虫蠕蠕钻进人眼中，龙呼呼飞上天变成云。

但我总怀疑，这不是他想出来的，是他从别人嘴里捡的。

又去看过三次火车，也结束了我顽劣的童年，小学毕业我考上初中，初中毕业参加中考，我又考上了忻州师范。我原本想上高中考大学，可心强命不强，上高中家里供不起，而上师范最实惠，三年后我就能自食其力。

那时刚恢复高考中考，忻州师范第一次从初中招生，竞争相当激烈，就像挤火车一样。我挤上去了，在我们雁门风沙里成为大事，“大”在我是村里“第二个考上学校”的学生，上出来就手捧“铁饭碗”，至死不用面朝黄土刨食了。

再一个“大”是，认为我走出村庄要去见大世面了。在村人心目中，一个人只要真正走出村庄，他们便以村庄为中心画圈，你所去的地方不管他们熟悉与否，只要距离村庄的半径越大，画的圈越大，他们就认为你见的世面越大。到镇上做事就比村里见的世面大，到县城做事就比镇上见的世面更大，而我要离开县到忻州去上学，在村人心目中可想而知。

这些于我而言，不能说不荣耀，可也就那么回事，因为全县一起考上忻州师范，去忻州上学的学生多了。当时我最动心的，其实是我马上要坐火车，马上要实现自己的小愿望了，远没有村人想的那么多，甚至想到我祖坟上冒烟。

坐火车的日子邮差一样到来后，母亲执意要到车站送我，也顺便看看火车。那天要走的人很多，送行的人也很多，有不少是送子女上学的，有的要送到学校去。在人来人往的火车站，母亲小心翼翼，被人挤一下碰一下，像自己挤了碰了人家，一脸的慌张和歉意，赶紧让开了躲开了，往墙边靠，往角落里站。

开始检票时，同那年我送叔父一样，母亲被赶出火车站。被赶出火车站，母亲反倒大胆起来，在一起送我的发小的帮助下，挤到车站大门前，两手抓着门上的铁条目送我。即便背对着她，也能感受到她的目光，仿佛我要被抢走了，她要绳一样拴住我。那“绳”系在我腰里，像小时候怕我掉到地下，用红裤带把我拴在炕上一样。

那是母亲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火车，后来在给我的回信中说，送我走的时候，她很担心我丢三落四，很担心我上不了火车。我上了火车，她又担心人多会把我挤坏，又担心火车那么大，路上别把我弄丢了，可“儿大不由娘”，直到接到我的信，她才心安了。

母亲大字不识几个，我给她去的信是发小代读的，她给我的回信是发小代写的。给我母亲代写完信，发小也给我写了一封信，同我母亲的信一起寄来。他不担心我会丢了，我要是丢了就成了天大的笑话。他担心的是，我在学校会被人欺负，班里虽然有本县同学，打嘴仗会两肋插刀，可真动手就不一定帮我了。

口气兄长似的，说我需要的话，他可以把他那把我曾经眼馋不已的柳叶刀寄来，哪个龟孙子欺负我，欺负极了就拿刀捅他。又说不捅也行，让我忍耐一年半载，等他补习好，考上师范就能帮我了。好像考师范，他已胜券在握。

发小最后问我，那天坐火车不错吧？ 

仿佛不是在信中问我，而是面对面地问我，我们又回到初中曾做过祠堂，曾放过一堆棺材的教室里，坐在破旧的课桌两侧。晚上又停电了，点着用墨水瓶做的小油灯，茁壮的“灯苗”，像雨后的禾苗一样。

我的回答充满“回想”，说应该是不错吧，“回想”的中间，隔着我上学走后的日子，隔着阳明堡到忻州的距离。我难免言过其实，他那么期待地问我，我不能扫他的兴啊，也算是给他一点鼓励。因为他要补习，要继续考师范，要考上师范帮我打架。尽管“一年半载”过去，他还是考上了高中，我也平安无事。

重新回到那天，准确地说是那个下午，从家中步行到火车站，一直到上火车之前，我满脑子装的几乎都是火车。老家坐火车，过去叫“赶火车”，在路上怕误了火车，到了火车站又怕上不了火车，就像母亲担心的。我上火车的样子，当时拍个照留下的话，一定和叔父上火车的样子差不多。但我比他幸运，我上火车时背后的手都在帮我，好像乘务员都说，快推他一把，推他一把就上去了。

可上去以后，我并没有那种盼望已久的坐火车的激动与新鲜，让“小愿望”大打折扣，感到的是一种憋闷。车厢内闹哄哄的，像里面什么都养着的池塘一样。空座位早没了，我在过道里挤来挤去，尽力找个相对的宽松之处，找到后把行李塞到行李架上。塞好的时候火车已经开动，我想从窗口望一眼母亲，望一眼母亲身旁的发小，已经望不见了。

没有瞭到母亲和发小，却瞭到了我与发小第一次来看火车时待过的站牌，那应该是我们待过的那个站牌，不晓得它瞭到我没有？瞭到了还记得，或者早忘记了？或压根儿就没有瞭到，它瞭到的依旧是敞开的窗口，一窗口一窗口大同小异的脸，一窗口一窗口司空见惯的脸，一如既往地无动于衷，唰唰一闪而过。

我倚在一个靠背的背棱上，那靠背两侧的座位是双人的，面朝西的一侧，坐着一个妇人和两个毛孩子，面朝东的一侧，坐着一位兵哥和一位老爷子。兵哥傍边儿，只占了座位的三分之一，其余的都留给了老爷子。

老爷子背后是那两个毛孩子，两个小家伙坐卧不宁，不是鹅起头左顾右盼，就是在座位上玩闹。靠背遭受踢腾时，老爷子就咳嗽，把一颗核桃四分五裂了，提醒两个小家伙，若咳嗽不起作用，就掉转脸来瞪几眼。瞪的时候摘下眼镜，瞪完了再戴上，或搁到小桌上，愤愤地拈着胡子，要拈断了。

妇人始终微笑着，两个小家伙玩闹不已，她至多给个警告：规矩点好不好？要不到家了，我告你们老子。

火车经过阳明堡站，下一站是王董堡站。听到乘务员在车厢门口吆喝，王董堡站到了，在王董堡站下车的旅客准备下车，我才意识到已经走出县界，不再是老家代县了。假如再不走，我也下车的话，截至那一刻，便是我走得最远的地方了。

王董堡站也是一个小站，离阳明堡站二十来里远，除了上下车的人比阳明堡站要少，并未感到有多少不同，可当我意识到已走出县界时，窗外的一切便多了一层陌生感，暮色似的陌生感。铁路两侧绵延的远山，远山与铁路之间辽阔的田野，田野上散布的村庄与道路，感觉明显地不同起来。远山茫远了许多，地里的庄稼老绿了许多，仿佛已至汪洸的深秋，扑进地里的镰刀，像哗哗的船桨一样。

王董堡属于原平县（后改市），走之前叔父告诉过我，再下一站是崞阳站，过了崞阳站，火车就往南走了，再经过一个叫薛孤站的小站，就到原平火车站。原平站再过去，他就一无所知了。去忻州继续往南，到内蒙古包头正好相反，他要在原平站倒车。走时叔父给了我五块钱，作为我考上师范的奖励，叮嘱我路上千万不能睡觉，小心误了下车，也小心早下了车。

叔父的叮嘱，像送给我一只声音沙哑的八哥，在我耳轮上拴了两年，不管去学校还是回家，只要坐火车我就不敢睡觉，一睡觉八哥就叫。两年之后，我就无所谓了，已把那段路坐熟了，脑中有了自觉的记忆，在火车上爱怎么睡，到下车时也能醒来。

几十年前的阳明堡火车站，每天经过的客车只有四趟，两趟慢车和两趟快车，都是太原（北京）跑北京（太原）的。其中从太原发出的慢车，傍午经过阳明堡站，从北京发出的慢车，半下午经过阳明堡站。

我与叔父趁坐的火车是同一趟，即从北京到太原的慢车，一路走走停停，到达原平站时就像船至大码头。由于南来北往的火车增多，在原平站要多待一会儿，给那些需要让路的火车让路。趁让路的工夫，车上的人可以下去放放风。

我原本不敢下去，怕把行李丢了，可想到叔父去姑姑家，每次都在这里倒车，便想下去感受一下。火车停歇的哼哧声，要走的吼叫声，行驶的咣当声，车站人员的吆喝声，旅客上下车的吵闹声，还有车站外面闯进来的汽车喇叭声，在车上不觉得纷呶，一下车却呼啦啦围上来，让我无端地想到驴市，风马牛不相及的驴市。

我想象着叔父的身影，背着装行李的麻袋，手里紧握着车票，等待要换乘的火车到来。在乱五乱六的人中间，叔父像个远道而来的驴贩子，在驴市上正踅摸行情，一时踅摸不定就住下来，第二天继续踅摸。踅摸好买下后，他就把背上的麻袋交给驴。 

火车吐出的黑烟白气，白多黑少地纠缠着，然后撕成絮，在车站上弥漫了。屋内开灯的，一块一块朦胧的窗玻璃，像毛茸茸的黄纸拼贴的。而外面亮着的灯，不仅没有慌罔，反倒增强了光芒，夜幕下一样耀眼。

“多待一会儿”，仿佛多待了一天，火车开动后，似乎都长出了一口气。火车驶出原平站，沿途的电线杆与之前一样，哨兵似的一根接一根，给火车行注目礼。有的电线杆站在路沟的秋水中，在行注目礼的同时，还表演“徒手倒立”。火车又经过唐林岗、忻口几个小站，终于到达忻州火车站。在师范新生接站点，我才发现一同坐火车来的要报到的同学很多，一路上有的就坐在自己附近。

差不多一个小时后，见过花名册里的我，我被分到××班，住在东×排×号，一支双层床的上床。从爬上床的一刻起，每天耳朵里就断不了火车声，一直到断了火车声毕业。那些火车声，如果土豆一样装起来，一麻袋一麻袋，至少能装两三车皮。

在四面环街的校园里，一排排陈面旧色的宿舍，像一段段搬来的老城墙，仿佛能听到“小心火烛”的梆子声，在城墙下黑暗的巷道里游走。

每排十几个宿舍，在同一片屋顶下紧密相连，第一年冬天生的是炉子，第二年用上了暖气，谁要是发无聊敲打暖气管，贯穿每个宿舍的暖气管，就会将声音迅速传开了，像受惊的老鼠沿着管道奔突，跑到头再跑回来，或中途挤成一堆，打起架来。

我所住的东×排×号，与其他宿舍一样，一共6张双层床，住着12个人。“老鼠”奔突的时候，我们也会加入进去，拿暖气管发无聊。偶尔也动听，叮叮当当的，像铁匠给赫菲斯托斯演技。特别是周末教导处不查夜，大半夜也免不了折腾，第二天死睡不起，把红彤彤的太阳睡成小白脸。

夜半的时候，常传来火车声。白天的火车声，在途经的路上会开小差，会被热闹拐走，夜半的火车声，中途无所打扰，听起来最清楚。到达我们学校后，一如既往的兴致勃勃，或鹄立在树上观望，或在偌大的操场上遛弯儿，或在昏黄的路灯下徘徊，要么像隔三岔五查夜的老师，扒到我们宿舍的窗户上窥探。

教导处查夜的老师都视力超常，再加上手电筒汉奸一样的效劳，或者根本不需要手电筒效劳，就能把黑糊糊的屋内看个透。男生宿舍大都没有窗帘，最下面的一溜玻璃刷了大白，踮起脚从上面的玻璃，或将脸埋到大白出现的“露洞”上，朝屋里瞄几眼，次日一早便通知某某同学，昨晚你床上无人，到哪去了？若说不出个所以然，便视为夜不归宿，被视为夜不归宿就糟了，起码要做检查。

我没有夜不归宿的记录，但被查住过，是晚上拉开被窝，造好睡觉的假象，偷偷地和老乡去看电影《神秘的大佛》，看完饿得不行了，又去找地方吃饭，结果回晚了。翻墙回到宿舍，下床的同学口齿不清地告诉我，教导处又查夜了，你大概被查住了。

下床的同学判断得没错，一早我就被叫到教导处查问，我自然不敢说真话，我说我拉肚子呢，而且拉得不轻，他们查夜时正好上厕所。至于原因嘛，可能是晚饭有问题。一说饭有问题，就不再查问我了，老师的口气也软了，因为饭真有问题的话，那就牵涉到了学校。然后问我一句，现在好点了吗？像给了我一片痢特灵，便不了了之。

其实我不说谎，半夜三更上厕所也是常事，一排宿舍总有人从窗前经过，能听出来干啥去了。从宿舍出来时小心翼翼，一出宿舍就急了，跑得咚咚咚的，如果鞋没穿好或穿的是拖鞋，咚咚声就变成啪嗒声，像在烂泥地上奔跑。衣衫不整地抱着肚子，比白天上厕所还急，最急的时候一路释放矢气，乌贼一样。

我住的东×排×号往东，隔着剩下的几间宿舍，隔着一条白杨夹道的校园小路，就是一个大厕所，老远就能闻到尿臊气。大厕所过去是大操场，大操场隔壁便是大街，当年忻州最繁华的新建路，从新建路往北不远就是火车站。半夜上厕所，如遇火车声光顾，它也会跟着你上厕所，你蹲一个坑，它蹲一个坑，喘息声比你还凶。

呼哧，呼哧，呜——！

在耳熟能详的火车声中，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比如阳明堡火车站，它所在的铁路线叫京原线，是从北京到原平的铁路。在原平火车站，与其交汇的铁路是同蒲线，从塞外大同到晋南蒲州，是一条贯穿山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再比如，当时铁路上跑着两种火车，一种是吃炭的蒸汽机车，一种是喝油的内燃机车，也就是我与发小最初叫不来名字，所谓的“黑车头”和“绿车头”。据说京原线建成不久，按照时任总理周恩来“进京旅客列车不冒烟”的指示，京原线上的客车就使用内燃机车了。内燃机车没有蒸汽机车张扬，停下后平心静气，车头两侧的散热窗，像鱼鳃一样翕动。

上师范的第三年，快过端午节时，母亲带着粽子来看我，一下火车就对我说，这种火车比那种火车好，那种火车太吓人了。她说的“这种火车”是内燃机车，“那种火车”是蒸汽机车。隔着她刚下来的客车，停在另一条道上的货车要走了，“黑车头”冲天咆哮，半天空响应着，浓烟白气一股股两团团的。

专门到学校来看我，是母亲第一次坐火车，也是她最后一次坐火车，往后再没有坐过火车，远不及我叔父。可问起她坐火车的感受，却和我叔父如出一辙：

真大啊，拉的人也多，多得身上冒汗。

那天母亲给我带来一篮粽子，都是她亲手包下的，包着我们雁门风沙里的金黄米与大红枣。过端午同学们都回不去，我把母亲接回学校，便打开篮子让他们吃，谁知一个比一个装蒜，这个说他家里也要捎来粽子，那个说肚子不饿。当时把母亲愁的，说拿来这么多粽子，原准备就给他们吃的，他们不吃的话，你一个人哪能吃了。

母亲舍不得住旅店，也从未住过旅店，在女生宿舍住了一夜。第二天礼拜六，我请了半天假，一早就带母亲出去，在忻州最繁华的新建路上转悠。车水马龙的街两旁，一株株绿柳像回城的插队女知青，将乡下的“刘胡兰头”，换成了流行的大披发，在五月的风中热情洋溢。让母亲很是感叹，说大城市就是好，连树都活出个人样了。

转到新建路北面，我们特地去火车站附近看了看，火车站对面是汽车站，看罢站前人来人往的汽车站，母亲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下午就坐汽车回去。她原准备礼拜天走的，再坐火车回去。母亲说转转就行了，转一天和转两天一样，至于不坐火车的原因，是嫌火车又大又人多，她有点胆怯。

在一家小饭馆，我和母亲匆匆吃了点午饭，小笼包子和蛋汤，就赶回学校收拾东西，把我一些夏天不用的衣物带回去。回到学校的时候，宿舍里只有一个同学，他急切地对我说，还不吃你的粽子？再不吃就没了，一个也没了。篮子放在饭桌上，一篮粽子只剩下了两个，母亲反复看着篮子，反复看着我，我赶快找台阶儿，嬉皮笑脸地说，吃了好吃了好，说明我娘包的粽子好，不吃放坏就可惜了。

由于要坐的汽车，是下午两点多的，我和母亲收拾好就走。到了汽车站买好票，我想给母亲再买点吃的带上，她却坚决不让买。将要检票时，她突然想起了什么，从怀里掏出十几块钱，一定要我拿着，让我别乱花，先填饱肚子。

母亲来时，火车上没有座位，挎着篮子站了一路。 

回的时候有座位。我说：娘，你路上坐好。

娘回答：我能坐好，就怕你吃不好。

母亲说我吃不好，就是说我吃不饱，我每天真的吃不饱，因为顿顿份饭，饱不饱就那么一份。而且吃的也不好，多是黑红的高粱面，多是发酸的玉米窝头，但每次给母亲写信，只要谈及生活，我几乎都说吃得不错，白面大米什么的，隔三岔五还有肉。

由于饥饿和吃得差劲，每到放假我就迫不及待，同学们就迫不及待，特别是放寒假，回去不仅意味着吃好的，还意味着穿好的。再就是趁过年，能尽情玩一玩。与暑假大不同，像我一样的农家小子，放暑假回去正赶上农忙，少不了帮家里干活。最难熬的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放寒假的头天下午就收拾好了，将不带的被褥打捆起来，与班里其他宿舍的，一起集中到某个宿舍，用封条把门封上。晚上大解放，在离屋顶的电灯最近的上床打牌，床上只剩下了床垫，谁玩不行了就和衣去睡，吩咐接替他的同学，到时候叫一声。

车票都提前买好了，有的是自己到车站买的，有的是学校给统一买的，学校给统一买的通常有座位，自己买的就不一定了。所买的车票，不管汽车还是火车，大都是该日的第一趟车。“到时候”都醒了，没醒的也叫醒了，一起前往车站。说“到时候”，其实远“不到时候”，像今天坐飞机总怕误了一样，很早就上站了。有的地方无火车，每天就一班汽车，坐不上就完犊子了，眼巴巴损失一天。

那时忻州还没有出租车，无论车站多远都是步行。正值深冬腊月，天迟迟不愿按时醒来，大街上行人急匆匆的，沿街的树下堆着残雪，有的雪堆像醉鬼拥树而卧，白天消化的雪水像酒后失禁，从“醉鬼”身下一直流到路面上，结成黑冰。

火车声不断从火车站传来，一听就是蒸汽机车的，呼哧呼哧的声息，带着大团大团的白气。呼哧着昂叫起来，激烈的白气裹挟着浓烟，强壮有力的臂膀一样的连杆，将车轮步调一致地搅动了。火车驶出车站后，在光柱穿破的黑暗中，风驰电掣起来。

在两街交接的丁字路口，坐汽车的去了路口的汽车站，坐火车的前往汽车站对面的火车站。在火车站候车室内，我们自以为来得够早了，没想到好多人来得更早，有的看样子已待了一夜。几排座位早被占据了，后来者更多的是站着，坐着的在地下垫个纸片，或坐在自己行李上。许多嘴吞云吐雾，一支一支烧烟。

在烟雾缭绕的等待中，天终于懒洋洋地亮了。火车迎着一张张脸进站后，上车的拥挤一如既往，甚至超过了既往。那时火车的拥挤，一年胜似一年，尤其是过节之际。

我与本县的同学，还有一条线上其他县的同学，都坐的是从太原到北京的慢车，逢站必停。停下时颠晃一下，像关节脱臼了，开动时颠晃一下，像关节复位了。颠晃剧烈的时候，过道上挨着的男女，会冷不防抱在一起，有的女的笑嘻嘻，再抱一下也无所谓，有的却眼珠弹丸了，惊叫起来，你干吗抱我？

卖小吃喝的服务员“见缝插针”，丝毫不受颠晃的影响，一边吆喝让路，一边招呼旅客需要点什么。无论过道上怎么拥挤，总能推着小货车自如地通过，从一个车厢到了另一个车厢。每次坐火车，不管遇到的是不是同一个人，等人家过去后，我都会咸吃萝卜淡操心：

她在火车上一天要来回走多少趟？ 

下了班回到家累不累？ 

隆冬的火车外面，沿途的风景几乎年年一样，田野被剥夺成“杨白劳”，唯有牧羊人不介意，依旧自由散漫地放牧。被剥夺的田野无比开阔起来，远山上的残雪，村庄屋顶上的残雪，冰封的河面上的残雪，铁道路沟里的残雪，在阳光下分外耀眼，让你想到之前的大雪纷飞，想到银装素裹。最惹眼的，是偶尔出现的一堆新坟，插在坟头的幡已经七零八落，但残余的五颜六色的纸条，仍在鲜艳地舞动。

“胡绺子”一样的风，掳掠着地里的枯叶败草，捶打着已无可掠夺的树木。风扑到车窗上时，从缝隙拼命往里钻，被缝隙卡住后，就声嘶力竭地叫唤。钻进来的风，有时带着火车吐出的烟粒，比蚕沙大的烟粒，在窗前小桌上丢下好多。

火车上没有暖气，手不觉得如何，脚却冻得发麻，脚后跟起初是痛，到后变成了痒。痒比痛还难受，痒得你坐卧不宁，只盼望早点到站下车，可火车总是吊儿郎当，吊儿郎当地行走，吊儿郎当地晚点。那时火车晚点比正点还准时，曾有一篇小说就叫《火车准时晚点》，写得相当好。

到了阳明堡站，下了车望着不辞劳苦继续远行的火车，听着小镇上空已出现的爆竹声，我对自己说总算到家了。双脚却不认可，立刻提醒我：

还远着呢。还有十来里路要走。

除了放假迫不及待地回家，平时肚子叫苦叫屈了，周末也往回跑。礼拜六下午坐汽车回去，礼拜日下午坐火车返回学校，在家里饱食两三顿饭，母亲尽可能地给改善。走时再带上点吃的，偶尔有母亲一夜不眠，用小磨加工好的炒面。

但每次中途回去，我都羞于说吃，那显得太没出息了，要么说是又想家了，要么说是又想母亲了。每次母亲都笑笑地接受，说我想家就想家吧，想她就想她吧。知子莫若母，其实母亲早看出来了，我肚子又恓惶了，回家想改善了。尤其是那次给我送粽子，更证实了我在学校生活艰苦，并非我信中说的那么好。

每隔一段时间，母亲也给我寄钱，十来八块的，除了必须留下的，比如回家的路费，其余的几顿饭就花光了。因为到学校外面犒劳肚子，不能光犒劳我的，还得叫上几个要好的同学，他们犒劳肚子的时候也叫我呀。犒劳也没有菜，要吃馒头就吃馒头，要吃包子就吃包子，一个个吃光就完事了。

可母亲很少说破，只是断不了问我，你啥时候毕业呢？特别是吃饭的时候，我体面地吃着吃着，就狼吞虎咽起来，她便要问。再就是给我寄来钱，在随后的信中捎带地问一句。每次问起来，不管当面问还是信上问，我都会告诉她的，但她总像忘记似的，或是老了怀疑自己的记性。

最后一次中途回家我没有吃饭，搭老乡一辆走一走歇一歇，否则水箱会“开锅”的破吉普车，把我的一些东西提前送回家，然后同老乡办完事又返回忻州。十多天后我师范毕业了，乘坐那趟多次坐过的火车，又回到离开三年的老家。 

那天的火车一如既往，但感觉拥挤多了，行动迟缓多了。一个车厢的同学，有的喜笑颜开，有的闷闷不乐，有的怅然若失。我属于后两者，心中空空荡荡，又好似堵得慌，想把上衣脱光扔掉，想大喊火车跑快点，可火车就是跑不快。在火车四平八稳的行驶中，一站一站与下车的同学挥手告别，有的至今再未见过面。还有的，已坐上另一趟火车去了来世。

师范毕业后，我很少再坐火车了，出门常坐的是汽车，但我离火车近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近。我先被分配到雁门关下的大山里教书，后来又调到阳明堡中学任教，学校离火车站不足二里远，与铁路的直线距离更近。每天来往的客车未变，货车却频繁多了，在学校常能听到火车呜呜地叫，只是不以为然了。

但我常去铁路上，尤其是回想起往日时光，便到火车站走走，曾与发小待过的站牌还在那里，只是白色的底子像重新刷过，上面的黑字像重新写过。阳光下我抚摸着站牌，地上两个不同的身影，老朋友似的拥抱在一起。

或从别处爬上铁路，巡道工一样沿着铁路遛弯儿，那时铁路两边没有防护栏，想怎么遛就怎么遛，一格一格地踏着枕木走，或张开双臂摇摇晃晃在钢轨上走，只要提防着火车过来就行。遛弯儿的时候，我也找过与发小碾轧柳叶刀的地方，只是每次都确定不了，似在此处又非此处，好像记忆也经受了碾轧，一部分被车轮带走，一部分模糊不清了。

但我与发小碾轧柳叶刀的情形并不模糊，在钢轨上摆放好钢钉，便跑到路基下面趴着，或站在路沟旁的地里，望着火车轰轰烈烈地驶过，然后跑上铁路，去找轧扁了的钢钉。有时钢钉会被轧飞，要在附近寻找半天，甚至在很远的地方才能找到。

超越童年的是，我到铁路的大桥下面听过火车，隔着钢铁与水泥构筑的桥面，我看到了滚滚的车轮，看到了钢轨上碾起的火花，看到了一节节车厢生硬的肚皮。还看到，与发小在作文中写过的一样的情形，在大桥下面一侧的路基上，有裂缝一挤一挤地喷土。

我还到过火车站的宿舍区，几排低矮的水泥房，一个个烟囱站在房顶上，房前屋后圈着篱笆，种着蔬菜和庄稼。最旺的是南瓜，茁壮的瓜蔓顺着篱笆攀爬，一朵朵花开得金灿灿的。在篱笆圈着的深处，会猛不丁地蹿出鸡叫声，像在呼唤主人，也像表功：个个大！个个大！

礼拜六下午去转的时候，偶尔会碰上我的学生，两三个相跟着，他们家都是山区的，平时住校。有时在火车站，有时在站外面的铁路边，像我与发小当年的样子，像《哦，香雪》中的女孩们，但他们不追着火车跑。

瞭到他们的时候，我会远远地避开，不影响他们看火车，等火车过去再招呼他们，或者不招呼。如果他们也发现了我，来不及躲避，就迎着我艰难地走来，要么远远立着不动了。等我过去，我还没有开口，他们就先发话了：

老师，你也看火车来了？

老师，我们马上就回去了。

他们显然不老实，与我做学生时一个样，因为照他们说的，“马上就回去了”，赶到家就满天星了。假如不碰到我，他们通常是明天，也就是礼拜天回去，在家好好吃上一顿午饭，带上五六天的伙食再下来。我哈哈一笑道，你们想看就看吧，明天早点回去，不误上晚自习下来就行。

一听我这样说都乐了，跟我结成同党似的。他们知道的居然很多，说阳明堡火车站最早是阎锡山修的，当时日本人不打进来的话，阎锡山还会修下去。他们说得没错，最初作为北同蒲铁路的支线，阎锡山从原平修到阳明堡，日本人就打进山西来了。整个京原线是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三线建设”时期修成的，动用了千军万马。

他们还知道，从阳明堡火车站往西，庄稼收割光了，可望见昔日的阳明堡飞机场的所在地。几十年前，那个火光冲天的深夜，像山火围攻野鸡一样，八路军烧毁日本人的24架飞机，把天都烧下一个窟窿，天亮了才补起来。

他们还知道，铁路南面遥望的滹沱河，是从东面的繁峙县起源的，经过代县、原平、忻州，然后一个大拐弯跑到了别处。八路军夜袭阳明堡飞机场，就是从滹沱河南岸过来的，据说当时河水很大，傍晚太阳掉进去，第二天才能爬上来。

他们说，把铁路立起来就是天梯，一根一根的枕木是梯档子，踏着梯档子爬上去，就能爬到天外头。天外头是什么地方？是白天星星睡觉的地方。或爬到云海里看看，神仙究竟居住在哪里。或如孙大圣立在云端，看看天下是什么样子。

说的时候，都目光顺着铁路遥远了，在遥远处转向天空，真像把铁路立起来了，上面攀爬的火车变成了虫，一条绿色的虫。

在学生们充满期待，把铁路想象成天梯的时候，我借他们的天梯爬了一次，爬到月亮上找了找月老，找下我的另一半。当时流行“旅行结婚”，两个人便赶时髦，去北京旅行了一趟。那也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第一次去自幼向往的北京。

前面已说过，每天途经阳明堡站的客车只有四趟，两趟慢车在阳明堡站都停，两趟快车在阳明堡站都不停，要坐快车就得到县城去坐，也就是代县火车站。从太原发出的快车，午夜经过代县站，从北京发出的快车，凌晨经过代县站。我们去北京坐的是快车，从代县站上去的时候，拥挤的程度比以前坐过的慢车还厉害。

名副其实的塞，拼命地往里塞，我们被塞进车厢后，半天找不到落脚处。大半夜的，坚持了不到两站地，累就滋长得瓠瓜一样，在面前悠来晃去，我困得实在不行了，就钻到座位下面。原来的人爬出去，准备下车了。我的另一半坚持着，像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样子，斜倚在座位靠背的背棱上，与过道里的人一起站着，一直站到天亮，站到北京。

我穿着一身新衣，躺在座位下面铺着的纸箱片子上，刚躺下的一刻，就像多年后我睡过的硬卧，甚至比硬卧还舒服。但很快就糟糕了，座位上的一个姐们，大概是“水谷之海”欠佳，隔会儿就释放矢气。释放得拿拿捏捏，拿捏不住就响亮了，不知上面的人感受如何，我在下面很担心座位被轰塌，轰塌的话就轰到我了。

那是个三人大座，释放矢气的姐们傍边儿坐着，屁股隔着座底就是我的头，庆幸的是矢气味并不重。但我脚下挨窗的一位老兄厉害了，别人鞋都穿得好好的，他却把一只脱了，脚与鞋释放的气味，像我二十年后到泰国旅游，第一次吃榴莲遭受的榴莲味。原先的那个人，我怀疑他爬出去，不是要下车，是狼狈不堪了。

我先被熏得睡不着，后来睡着了又像醒着：坐在上面的座位上，看到车窗里面有一趟火车，与自己坐的火车一起奔跑。穿越隧道时，整座大山都在响应，一出隧道火车像扑了个空，扑进漆黑的山谷之中，呼啸声星火一样散了。似睡非睡的，直到我的另一半叫我，扒拉我的脑袋，说北京快到了。

去北京的慢车，终点站是石景山南站，去北京的快车，终点站是北京站。早晨一下火车，站台上的风很大，像一趟趟火车拉来的，带着初春的潮气，把衣服都吹鼓了，把我身上杂陈的“五味”一扫而光。一身新衣还新，只是多了些皱褶，显得有点委屈。

下了火车又挤上公交，与成群结队的自行车同行，从喧闹的北京站到白云路，住进一个叫白云宾馆的宾馆。那时到北京住宿很困难，但火车站有专门为“旅行结婚”服务的窗口，递上介绍信和结婚证，就会为你选择好住处，选择好要乘的公交。

位于北京西城区的白云路，至今想起来都天路一样，会在地图上找一找，过去在纸质地图上找，现在在手机上找。白云路轻易就能找到，一如既往的亲切、温暖和诗意，可白云宾馆怎么也找不到了，在北京地图上也找不到，不知是地图遗漏了，还是它消失了。

说是宾馆，其实是几栋旧排房，与我上师范的宿舍差不多，房间内设施简单，但是非常整洁，被褥十分干净。两人间的没有了，我们住的是三人间，负责接待我们的人说，多出的那个床位送你们吧，仍按两人间算，每个床位每天三块半钱。

三张蓝色的铁床见多识广，晚上很善解人意，绝不吱吱呀呀表示不满。我们每天早出晚归，像春天忙碌的燕夫妻，拿着一张北京地图“按图索骥”，把想要逛的地方基本逛了。天安门广场和故宫，景山公园和北海公园，颐和园和动物园，八达岭长城和十三陵，再就是王府井什么的。天安门广场上人来人往，随便溜达或坐卧，骑自行车的推着或打在一旁。

逛十三陵的时候，坐的是小公共汽车，汽车非常力不从心，一路上屙黑烟。一天逛下来只记得苍松翠柏，陵区神道上有石人石兽，仍活在遥远的往昔。逛长城时，一爬上去就被那气势感染了，像辽阔的天幕上正播放《霍元甲》，“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逛故宫时，工作人员当礼物送给我们一个面包，一个棒槌似的大面包，让我们惊讶不已，还有这样的面包？我将那面包扛肩上，一直扛回白云宾馆，吃了三天才吃完。

我们每天吃的都一般，总是掂量着兜里的钱，怕花得不够了。最奢侈的一次，是吃久闻大名的北京烤鸭，卖烤鸭的师傅很好，说我们一只吃不了，买上半只吧。结果半只也只吃了一点，两人就吃不下去了，而且也不会吃，可又舍不得丢弃，只好硬着头皮吃完。吃完以后，像把活鸭吃到了肚里，鸭脖子一挺，我的脖子也一挺，呃个煳腥气的嗝儿出来。

再就是喝的，我把扎啤当成了啤酒，以为那就是通常的啤酒，五毛钱一大玻璃杯，我喝了半杯就摇头。来北京之前，啤酒刚迈着猫步走进我教书的小镇，喝过的没喝过的，都说离白酒差远了，又没劲又不好喝，称其为“马尿”。我没喝过，在北京第一次喝，把扎啤当成通常的啤酒，半杯入肚就喝撑了，那颜色和味道，真像是“马尿”。

几天中，最合我们口味的，是一道宫保鸡丁菜，之后好多年都爱吃，在家做上吃，下了饭店点着吃，尽管比不上北京的好吃。怎么吃都行，单独搛着吃，拌上面条吃，拌上米饭吃，夹在馍里吃。有时吃罢了奇想，北京就是一盘宫保鸡丁。

结束旅行回来的时候，我们坐的是慢车，那趟熟悉的永远走不快的慢车，好在提前一天去买的票，都有座位。一早赶到北京南站坐上，经过河北大平原，穿越太行山，下午到达阳明堡站。仿佛季节被它拖延了，北京已“万条垂下绿丝绦”，老家的柳树才吐翠，在黄漫漫的天底下毫无生气，和我们走时赤条条的样子无多区别。

我的另一半很失落，说还是北京好啊。

我说，废话。

多年后我调到了太原，所住小区离铁路很近，站在自家阳台上，就能望见太铁的一栋栋住宅楼，隔着一条南北大街过去，便是楼群中穿行的铁路。火车经过时一闪一闪，以往客车的身影只有绿皮火车，如今更多的是动车高铁。

出门坐动车高铁，已成家常便饭。现在，我从太原回老家仅需几十分钟，到北京也不过两三个小时。漫长的绿皮火车尽管坐得少了，我依然坐过多次，去过青岛、杭州、武汉，去过西安、成都、重庆。但记忆至深的，似乎就那么几次，从前的几次：

它身影依旧，叫声依旧，承载的往事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