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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作家王彬的长篇小说《丰泰庵》以后现代视野重写明末历史，文本在历史书写与自我指涉之间所呈现的悖论性，使其成为中国当代编史元小说创作的典型范例。小说深刻触及历史书写中真实与虚构的张力，后经典叙事学“可能世界”理论，打破了结构主义封闭的研究模式，悬置真实与虚构的对立，以便考察作品、作家、读者与社会在逻辑层面的整体运行规则。《丰泰庵》建构了一个由“叙述者集团”为框架的多层可能世界结构，叙述者身份的二重性、叙述口吻的时空错位以及叙述者的横向跨界，使其在形式上颠覆了传统历史书写的整一性与权威性。小说通过虚设历史与平行世界的想象，隐喻了历史存在的多元可能性。这一叙事实践超越了单纯的形式实验，使文本成为一种探寻历史认知边界、反思叙述行为本身价值判断的哲学性话语行动，从而在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裂隙中，开辟出重新理解历史与叙事关系的新路径。

【关键词】《丰泰庵》；编史元小说；可能世界；历史叙述；虚构

文学中的“虚构”与“真实”是文学研究中的核心理论问题，历史小说因同时涉及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与文学叙事的虚构性，使得这一张力表现得尤为突出。加拿大学者琳达·哈琴用“编史元小说”来指称后现代历史重写小说，其特点是既具有强烈的自我指涉性，又自相矛盾地宣称与历史事件和人物有关。自哈琴提出这一概念，国内研究多从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辩证关系中探讨编史元小说的悖论性，并集中考察该类小说对传统历史叙事的颠覆与重构。尽管部分研究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却仍倾向于对“真实”与“虚构”进行本质化的区分。

后经典叙述学中的“可能世界”理论，为“悬置”历史存在与历史书写间的真实与虚构提供了框架，该理论不对“诗和历史”或“纪实性叙述与虚构性叙述”哪个更真实做出判断，而是将关注点转向二者在文本内的逻辑建构与互动关系。在此视角下，以中国当代编史元小说《丰泰庵》为研究对象，旨在为阐释文学中真实与虚构的复杂互动，提供一种更具包容性与解释力的理论路径。

一、编史元小说与可能世界叙述学理论模型

历史的回归可以说是文学由现代转向后现代的重要标志之一，[①]此次回归却显示出与传统历史书写迥异的特质。在作品中，部分作家将“大写的历史”拉下神坛，书写日常生活中“小写的历史”，以此解构宏大历史叙述的理性书写与唯一性；另一部分作家则受到新历史主义等思潮影响，意识到历史存在与历史叙述之间不具有等同性，历史叙述都是不同语言建构的产物，因此无法在本体论层面还原历史存在。为了回应对历史的这一认知，作家们在颠覆传统历史叙事模式的基础上，以后现代创作技法在文本中对自身叙述的可靠性再次进行解构。

面对这样的历史认识以及创作实践，理论界呈现出两种不同取向，一方因 “历史的文本性” [②]将历史书写视同纯粹的文本虚构，进而质疑历史书写已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边缘。②另一方则以加拿大女性学者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为代表，对历史重写小说展现出积极的肯定态度。哈琴提出“编史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这一概念为其进行辩护，用此来指称“既具有强烈的自我指涉性，又自相矛盾地宣称与历史事件和人物有关”③的后现代历史书写小说。此类作品的主要特征有三点：第一，具备历史纪实性质，其“不仅在过去找到了后来发生事件的根源，而且还追踪这些根源产生影响的过程” ④，从而承认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存在。第二，因历史叙述在本体论上的不可靠性，运用戏仿、虚设等叙述手法解构纪实性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和唯一性。第三，“强烈意识到了其叙述过去的方式” ⑤，即在文本中有意袒露小说本身的虚构性。哈琴认为，编史元小说的存在意义正来源于以上悖论性特质，其价值不在于弥合历史真实存在与文学虚构书写之间的鸿沟，而在于以创作实践向读者反映并让读者意识到“历史的文本性”，同时肯定“文本的历史性”意义。

“编史元小说”虽为西方文论概念，但其产生的历史哲学背景，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关于历史书写的话语反思，已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广泛共鸣，并得到国内作家与理论家的积极回应。依据哈琴的定义，《丰泰庵》可视为中国当代语境下典型的编史元小说，理由如下：

第一，小说以明末崇祯时期为主要叙事背景，融入了崇祯皇帝、长平公主媺娖、袁崇焕等真实历史人物，以“媺娖的回忆录”和作品中引证的大量史料为依据，在媺娖的日常生活叙述中，详细描绘了宫廷秘辛、胡同市井、民俗器物等“小写的历史”。因此，小说在解构传统宏大历史叙事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史料意涵。第二，小说以媺娖的视角，重写了明朝崇祯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揭示了许多新的历史原委，颠覆了史学界长久以来认为是真实的史料。同时，小说以想象与虚设历史的方式，为媺娖、“朱三太子”朱慈炯等人物赋予了不同于官方记载的结局，以此隐喻历史本体的多元性可能。第三，小说主体虽标榜为“媺娖回忆录”， 但叙述者媺娖屡屡自陈其叙述不可靠，如“据说，我在这里只能是据说，因为我不在现场，未能身临其境，或者说‘推测’更为准确” ⑥。同时，媺娖的叙述语言常出现与其历史身份相悖的当代口吻：“她们两人关系密切，是你们现在常说的闺蜜。”⑦此类现象在小说中经常出现，因媺娖的叙述口吻与其生活时代的时空矛盾，可对其回忆录进行“辨伪”，这种时空错位的叙述策略，实则暴露出文本自身的虚构性，形成对历史书写真实性的自我揭示与反思。

《丰泰庵》在形式及内容上均呈现出完整的编史元小说特征。与传统小说中叙述者有意隐藏文本的虚构性不同，编史元小说恰恰由于自身的特质，将文学虚构性与历史真实性的关系抛向文本前景。⑧文学中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微妙张力，历来是文学研究的讨论焦点。从模仿论、反映论、表现论乃至形式论，这些理论都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没有一种能一以贯之地说明各种类型的文学艺术与实在世界的关系。⑨

“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概念源于莱布尼茨的《神正论》，旨在回应中世纪神学中关于世间苦难的诘问——全知全能的上帝为什么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充满灾难与痛苦的世界？莱布尼茨提出，上帝创造了众多可能世界，人类所居住的实在世界[③]是上帝为人类做出的最好选择，这个选择标准是“落实他的善”[④]。因此，在哲学传统中，可能世界被定义为世界可能存在或者本可以存在的方式[⑤]，人们生活的实在世界只是所有可能世界中实现的一个。近年来，该理论迁移至文学研究领域，用于研究文学话语的真值及指称问题。随着叙事学走向后经典叙事学，该理论与叙事学相结合，成为后经典叙事学的一个分支。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在哲学还是文学研究领域，可能世界的界定范围极宽，对它的认定标准仅基于逻辑自洽性，所有事件只要不违反逻辑上的矛盾律和排中律，都可划定在可能世界之中。

在可能世界叙述学理论视野下，文学作品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可能世界——虚构叙述世界。其理论尚不完善，研究中仍有相当多的空白点和争议，笔者在综合比较各论者建立的不同理论框架后，选择以玛丽—劳尔·瑞恩（Marie-Laure Ryan）在其著作《可能世界、人工智能和叙述理论》（Possible Worl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Narrative Theory，1992）[⑥]中提出的模型为基础，并结合赵毅衡先生在《广义叙述学》中对可能世界理论的系统性阐释，形成如下理论认识：

可能世界包含两大层次：一为“实在世界”，即我们共同经验的世界，其中存在着真实的历史人物、作者与读者；二为“虚构叙述世界”，即文本作品所构筑的世界。虚构叙述世界内部又可进一步区分为两个子世界：（一）“话语世界”，即叙述者与受述者所处的叙述层面。（二）“故事世界”，即叙述者通过话语所构建的叙事内容世界，作品主人公处于这个世界。叙述者、受述者、故事主人公等都居于虚构叙述世界之中，而历史人物、作者与读者则属于实在世界。话语世界作为可能世界的一种，在结构上连接并中介了故事世界与实在世界，从而构成一个层次分明、互动关联的意义模型。

经典叙述学所描述的“作者创作→叙述者叙述→受述者接受→读者阅读” [⑦]的叙述行为，在可能世界叙述学的理论模型下，实质是“实在世界→话语世界→故事世界→实在世界”的逻辑运动。这一过程始于实在世界中的作者进行创作，其叙述意图通过叙述者在话语世界中展开，构建出故事世界，并由受述者在话语世界层面承接。最后，文本经由阅读行为重返实在世界，由读者进行意义阐释与二次叙述化[⑧]，从而完成从创作到接受的意义循环。这一框架完整涵盖了艾布拉姆斯所提出的“作家、作品、世界、读者”[⑨]文学研究四要素。借助该理论分析文本，不仅能够在作家创作与文本内部层面解释叙述行为的运行规则，亦可在读者接受层面考察文本对现实的介入效果，从而超越传统模仿论、表现论与形式论中对文学真实与虚构关系的单一倾向解释。

作为一部编史元小说，《丰泰庵》对历史的还原与重写，要求批评者突破结构主义局限于文本内部的封闭原则，以积极的态度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之中沉思。该小说复杂的形式特征，固然需要借助语言学转向以来的科学方法对其进行文本分析，但若将历史书写完全解构为语言建构的产物，则可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困境。而“可能世界”叙述学理论既保留了文本分析的严谨性，又引入了历史与认知维度[⑩]。相比经典叙述学理论来说，该理论可以为编史元小说《丰泰庵》中涉及的历史书写、文学虚构以及读者对文本虚构的反应提出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二、解构的叙述者与《丰泰庵》的可能世界结构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叙事源于叙述者。[11]在可能世界叙述学的理论框架下，“小说是叙述的艺术”这一命题的理论意义得以深化，叙述者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叙述行为的发出者，更因它所栖居的“话语世界”是联通“实在世界”与“故事世界”的意义通道。

与传统小说单一的叙述者不同，《丰泰庵》的叙述者呈现为多元的“叙述者集团”[12]，包括书稿编辑者“我”，历史研究者“李力”以及崇祯皇帝的长平公主“媺娖”。以“某个人物变成叙述者”[13]作为分层依据，《丰泰庵》因叙述者变换可以将其内容划分为三个叙述层：（一）以“我”为叙述者的 “元故事”层；（二）以“李力”为叙述者的“故事外”层；（三）以“媺娖”为叙述者的“主故事”层。在整个叙述等级中，上层叙述者及其叙述行为成为下层叙述者的来源。

《丰泰庵》的元故事层体现于楔子《热水镇》。该部分的叙述者“我”，详细记述了其与妻子在南美旅行时，结识长平公主媺娖的研究者“李力”的经过。通过交谈，“我”拿到了李力的研究书稿，并将其带回北京出版。这部得以出版的书稿，正是《丰泰庵》从第二章至结尾的主体内容。作为小说的元故事层，本篇内容揭示了文本自身的生产过程，并在篇章末尾提供并分类了本部小说的所有叙述者——书稿整理者、编辑者、评论者“我”和“李力”，以及回忆录作者“媺娖”。

第一章《薇妮》则构建了小说的故事外叙述层。本章的叙述者为李力，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他和意大利人薇妮，因共同研究明史相遇相识。二人对崇祯的女儿长平公主媺娖同时产生兴趣，在搜集有关媺娖的史料时，意外收到了一部由媺娖本人撰写的回忆录，小说的主要故事线由此开始。该叙述层虽独立于主故事层的情节发展，却交代了主叙述层的故事文本形式——媺娖回忆录的发现过程，为主叙述层提供了文本来源与叙事依据。

主叙述层构成了本部小说的主体，内容以媺娖的回忆录为主，其中辅以李力的评论和编辑者“我”的注释。回忆录的叙述者为媺娖，以第一人称视角，“详细记述了崇祯时期的历史人物与宫廷秘辛，颠覆了许多史学界曾经认为是真实的史料” [14]，“我”和“李力”分别以编辑、评论者的方式“嵌入”在媺娖的回忆录中。在小说中，此三人的叙述分别以不同的字体形式呈现，作为视觉手段，清晰区分了小说的三重叙述声音，在形式上强化了文本的结构性复调特征。

基于《丰泰庵》多层次的叙事安排，其可能世界结构在叙述者集团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清晰的分层特征。因小说的主要人物媺娖、崇祯等人在历史中真实存在，实在世界不仅包含作者与读者，也包含了这些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整部小说作为虚构叙述可能世界，其中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虚构子世界，每个子世界中又各自拥有独立的话语世界与故事世界。这三个虚构世界，分别对应上述不同的叙述层次：

（一）楔子世界（对应《热水镇》），话语世界叙述时间为当代，叙述者为“我”，故事世界围绕书稿的发现与出版过程展开。（二）来源世界（对应第一章《薇姬》），话语世界的叙述时间仍为当代，叙述者为李力，故事世界集中于回忆录的发现与研究缘起。（三）回忆录世界（对应第二章至结尾），这一世界具有双重时间属性：其故事世界的时间为晚明时期，主要人物包括媺娖、崇祯、袁崇焕等历史形象；而其话语世界的时间则指向当代，叙述者为媺娖，受述者为隐含的现代读者。

在此需要强调两点：第一，根据小说内容，可判断楔子世界与来源世界中的叙述时间为当代。回忆录世界则在自身的话语世界和故事世界的时间维度上形成错位，故事世界的时间指向晚明，但话语世界中因叙述口吻却透露出现代特征。第二，本文对可能世界的划分主要依据小说内容、故事时空以及叙述者的层次关系。叙述分层在此作为一种结构承载方式，而在实际内容层面，各可能世界与小说章节之间并非严格一一对应。以上两点的具体内涵与文本体现，将在后文展开进一步论述。

三、历史叙述的真实与虚构：可能世界理论下的再阐释

编史元小说在承认一切历史皆具叙述性的同时，并未放弃历史再现的可能，而是通过对传统历史书写方式的反拨与补充，开辟新的叙事路径。因《丰泰庵》中的历史叙述主要体现在重见天日的“媺娖回忆录”，该回忆录的内容也占据了小说的大部分章节，故本节将聚焦于“回忆录世界”进行专门分析。作为编史元小说，《丰泰庵》的历史叙述呈现出四重属性：第一，具有史传叙述的纪实取向；第二，承载类书性质的多元史料功能；第三，作为亲历者媺娖的个人自传；第四，体现虚构性的文学小说。

在可能世界理论框架之下，任何历史只要呈现于文本，所有的叙述都是一个对实在世界进行符号化了的可能世界。作为我们生活的实在世界，其特征是“唯一性”以及“细节饱满”[15]。由于人类自身及语言的有限性，无法对“细节饱满”的实在世界用语言方式进行全面彻底的认识，因此，经由话语世界中叙述者的符号化再现，其构建的故事世界在细节量上必然无法等同于实在世界。正如巴维尔的判断，实在世界在认识论上不完整，可能世界在本体论上不完整[16]，但这并不否定可能世界中所再现的“细节”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以小说《丰泰庵》及其他明朝历史书写为例，它们所试图指向的实在世界是同一历史过程，其差异则体现在话语世界与故事世界的建构方式上。

鉴于故事世界由话语世界塑造而来，因此，对叙述问题的考察需首先聚焦于话语世界层面，其复杂性一旦被厘清，故事世界的不同建构方式便得以阐明。在话语世界层面，《丰泰庵》中的叙述问题显得尤其复杂，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剖析：叙述者“媺娖”身份的二重性、小说中的“叙述者集团”结构以及叙述者的“横向跨界”现象。

作为历史的叙述者，话语世界中的媺娖呈现出二重性，作家王彬将其分裂为“大写历史的叙述者”和“小写历史的叙述者”，由此导致由媺娖创造的“回忆录故事世界”也呈现出“大写历史”与“小写历史”的交织。

首先，媺娖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大量崇祯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既显示出与正史叙事的多处差异，又在细节上与其他历史文献互相印证，如袁崇焕被崇祯处死的前因后果、崇祯诛杀魏忠贤、李自成起义进京、崇祯自缢明朝灭亡等。同时，回忆录以亡国公主的视角对种种事件进行评论，反思并重估导致明朝灭亡的众多因素，使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史传色彩，宛如一曲大明王朝的挽歌。其次，回忆录也细腻再现了媺娖作为个体的日常生活，如在宫内荡秋千、画眉、端午朋友赠饰等情节。整部回忆录以其个人记忆贯穿始终，因此可视为媺娖的自传叙事。再次，小说中收录了大量常被正史忽略的明代物质文化细节，如明朝服饰、建筑、器皿、游戏……小说中对明朝游戏“打马吊牌”的描绘：“马吊牌有四种花色。即：文钱、索子、万字与十字……打马吊牌实质是纸面上的赌博。”[17]对崇祯皇帝会讲时期的服饰细节书写“从头到脚，简单地说是进贤冠、绛纱袍、革带、玉佩、白袜、黑履……”[18] ，种种皆赋予文本类书般的文献价值。这些多重维度的书写，促使读者意识到自身的历史认知实则源于不同的文本建构，每一文本都只是对实在世界的部分细节描绘。

小说在形式上对传统历史书写的颠覆，还体现在小说特有的叙述者集团[19]在话语世界内的横向跨界。尽管回忆录世界中的叙述者仅为媺娖，回忆录内容出现在小说的第二章至结尾“棠棣”，而这些章节中并不只有回忆录世界。李力、薇妮、以及楔子中“我”的评论与补充，在上述章节中都有出现，然而此三人在小说中并没有进入由媺娖叙述所构造的回忆录世界中，换言之，在媺娖叙述的情节中没有出现此三人。因此，可以判断此三人在小说中并没有产生“叙述跨层”[20]。

在可能世界叙事系统中，各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由状态到状态的变化。情节是这些世界在文本宇宙中的运动所留下的痕迹。[21]在此结构之下，对以上“叙述者嵌入”现象可借助“可能世界中的横向跨界”加以阐述。在《丰泰庵》中，除媺娖之外的叙述集团成员，并未进入媺娖的故事世界，而是从自身所处的21世纪话语世界，横向进入到媺娖的话语世界之中，形成一种跨时空的叙述拼贴。这种跨界的作用有以下两点，第一，打破传统历史书写的整一性，以拼贴史料和当代人评论的方式，在形式上完成编史元小说自身历史叙述的建构；第二，从读者接受角度来看，这种跨界不断牵引读者的注意力在话语世界与故事世界之间往复移动，从而减轻读者在故事世界的沉浸感，以此增强小说的虚构性以及自我指涉的元小说特征，令读者对“历史的文本性”在形式上做出反应。

作为一部编史元小说，《丰泰庵》必须在文本层面上完成对自身叙述真实性的消解。小说中虽多次出现叙述者媺娖本人对受述者讲出“不管你们信不信”、“我不在场，只能推测”等不可靠叙述话语，但袒露小说虚构特质最为明显的表现，则是通过媺娖的叙述口吻实现的。在此举出文中几例：

看到这个情景，士兵们仿佛被打了鸡血（用你们今天的话）。[22]

自从太爷爷时代，大明的气候就变坏了，用你们现代的科学说法是进入了小冰河时期。④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你们现在常引用的话。⑤

她们两人关系密切，是你们现在常说的闺蜜。⑥

时至今日，我们北京的百姓都不在正月理发，说是‘正月剃头死舅舅’思旧的谐音。专家说，实质是怀念父皇的曲折表现。”⑦

若回忆录世界中的话语世界时间为明末，叙述者话语不应出现诸如“鸡血”、“闺蜜”、“小冰河时期”等现代词语。由此推断，话语世界中的叙述者“媺娖”为现代人，受述者“你们”同样指向现代读者，话语世界的时间维度应属为当代。而回忆录故事世界的时间设定为明末崇祯时期，由叙述者创造的故事世界中的媺娖则是明末人，除非历史中的媺娖进行“时空旅行”，或者媺娖自明末存活至今，否则我们难以相信该回忆录出自明末媺娖亲笔。据此可以判定，小说故事世界中的媺娖与话语世界中的叙述者媺娖并非同一主体。若依文献学标准审视，则可断定这部“媺娖回忆录”实为托名之作。

包括楔子在内，小说共计十五章，回忆录占据十三章。小说通过话语世界中叙述者口吻的时空错位，向读者袒露出回忆录的虚构性质。在颠覆传统历史书写的同时，又对自身书写的真实性再次进行否定，将真实与虚构的张力关系直接展现于文本前景。具体而言，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在阅读初期受到楔子世界与来源世界的铺垫，将注意力聚焦于故事世界中描绘的明末历史场景，并倾向于相信其真实性。然而，当叙述者媺娖的现代叙述口吻显露时，读者的注意力从明末的故事世界被拉回至现代的话语世界。此时读者意识到，所谓“明末故事世界”实为现代叙述者所建构的虚构产物。这种阅读体验的切换，正是小说用以消解自身书写真实性、强化元小说自我指涉性的关键叙事策略。

四、历史存在的多元可能：《丰泰庵》中的虚设历史隐喻

将《丰泰庵》的叙述学分析与可能世界理论结合的有效性进行考量，或许二者结合最为开拓性的体现，则是为小说中出现与历史事实相悖的人物结局做出解释，并对读者具有更深切的启示意义：历史在本体存在论上的多元可能性。小说中对历史多元性的隐喻与再现，正是通过叙述者媺娖的想象性叙述及其言语行为得以实现的。

在小说中，媺娖通过对其他可能世界的表述与想象，引导读者意识到小说故事世界之外，还存在其他可能世界。瑞恩认为，故事人物的愿望和幻想可以创造出文本的可能世界。[23]《丰泰庵》中以媺娖的视角描绘了田妃、袁妃等宫中女性的日常生活，如小说第三章中描绘众人在清明节荡秋千的场景，作者以十分饱满的细节描写，还原了作为普通人的贵妃和皇后游玩戏耍的情景。同时，荡秋千这一事件唤起媺娖对一则小说的记忆——关于拜柱与速哥失里的爱情故事，进而促使她联想到自己的父皇与田妃：

一方面今天看到田妃，我突发奇想，如果父皇是拜柱，田妃是速哥失里，这个故事又该怎样进行呢？……如果他们不是贵为天子的皇帝与尊为贵妃的妃子呢？[24]

以“假定”为题的“虚拟历史”，已经成为历史学的一种重要体裁。[25]这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学上的游戏，更在于通过假定某一历史事件未发生，可以向上揭示该事件在历史中的重要因素。如假定“新文化运动”未发生，便可反观该事件是否为中国现代化的必需因素。在《丰泰庵》中，这一逻辑通过叙述者媺娖的想象性叙述得以呈现。在故事世界中，田妃与崇祯以妃子与皇帝的身份存在，媺娖在话语世界中通过假设性叙述“如果父皇是拜柱，田妃是速哥失里”，构建出一个不同于既定故事世界的可能世界。这个世界可视为故事世界的平行世界，它虽未在小说情节中实际实现，却经由媺娖的叙述行为在文本逻辑上获得成立。这一例子尚属媺娖个人层面的虚构想象，而小说结局则进一步将此种“假定”转化为叙事实践：

依据正史记载，媺娖与其妹昭仁公主在李自成攻陷北京时，被崇祯帝赐死。昭仁公主殁于昭仁殿，媺娖断臂后幸存，后于顺治二年郁郁而终，其弟“朱三太子”亦在明亡后下落不明。《丰泰庵》却为这些人物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结局：在小说中，三人均未死于明末乱局，而是在故国覆亡多年后，远赴西班牙、南美等地，开启另一重生命轨迹。

根据可能世界理论，现实由真实世界（已经实现的可能世界）和尚未实现的多重可能世界组成。[26]在历史实在中，媺娖与昭仁公主已然逝去，远赴异国的情节自然无法成立，但小说在话语世界中通过叙述者细致的描述，在故事世界中构建出一个饱满而自洽的可能世界。尽管这一世界并未在历史上实际发生，却因其叙述的生动性与逻辑连贯性，在读者的接受体验中呈现出“平行于实在世界”的认知倾向。如果说前文媺娖的想象属于话语世界向故事世界的投射，那么此处的叙事实践，则通过故事世界向实在世界的象征性趋近，建构了一个实在世界并行的可能世界。

本文无意在本体论层面争论可能世界是否客观存在，而是着眼于小说通过建构多重可能世界所实现的隐喻功能：历史并非只有单一走向，现实亦具备多元可能。读者所接触的“历史事实”，实际来源于不同的文本叙述。以上判断也在叙述者媺娖对正史记载的评述与重构中不断得到呼应：

以小说中语义密度最高的叙述“崇祯为天主教徒”这一事件为例，在楔子“热水镇”中，这一事件就作为引起读者注意的“逸闻”在“我”与李力的谈话中展开，这一安排，使得从小说开端便确立了编史元小说对历史书写真实性的重估立场。对明朝官方文本所展现的历史人物，如崇祯，小说在媺娖的叙述中，也给出了与正史书写不同的状态：

我的父皇也曾经接受洗礼，做了一名天主教徒。说来你可能不信，然而信不信由你，父皇真的曾经受洗，做过一名吟诵福音书的天主教徒。[27]

崇祯作为一位被多重文献记载的重要历史人物，既是早年励精图治的皇帝，也被描述为对臣僚严苛多疑的统治者。然而并行的官方文献中，往往聚焦于崇祯的帝王身份，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作为父亲、丈夫，甚至是天主教徒等其他侧面的存在。

其次，在媺娖的叙述中，对历史风俗以及常识再叙述，令读者意识到历史本身在不断书写过程中会发生迁移，仍以清明节荡秋千情节为例，媺娖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关于清明节的不同认识：

我忘了说了，那一天在其他后宫，也要安装秋千……清明节又叫秋千节，这是后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吧！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却不知为什么没有延续下来，要知道，清明并不是仅仅是祭奠这样一件事的。②

可能世界理论以多重世界为基本预设，将可能世界看作世界本可能存在的诸多形态，主张只要不违背逻辑层面上的排中律和矛盾律，所有事物都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明朝官方历史记载以及传统历史小说往往呈现为单一、线性的叙述样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历史存在的多元面向。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历史“叙述已经发生过的事”，而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发生过的事情，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③。在可能世界理论之下，诗人如何 “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得以获得逻辑层面的阐释。在《丰泰庵》中，最为显著的历史虚构——媺娖等人去往西班牙的情节，被赋予了高度细节化的呈现。这种对历史的主动虚设，不仅是推动情节走向高潮的重要手段，更是一种引导读者反思历史本质及其多元存在的叙述策略。

五、结语

作为语言存在的历史和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应该被怎样看待，编史元小说的回答是将“历史永存于语言”这一认识呈现于文本前景，同时肯定文本的历史性价值。正是这一特质，编史元小说对真实与虚构的认知与实践在文本中更显复杂。在“可能世界”叙述学理论的观照下，《丰泰庵》是一部结构及意义完整的中国当代编史元小说，其在叙述形式、内容建构与读者接受的各个层面，跨越了类书、史传、自传以及虚构小说的边界。小说通过叙述者集团的设计，实现了文本内部可能世界的多层分化。其中，叙述者在话语世界中呈现的身份双重性、叙述者之间的横向跨界，以及叙述口吻的自觉暴露，在形式上瓦解了传统历史书写的整一性。在内容层面，小说既将“小写历史”与“大写历史”并置，又通过话语世界，建构起平行于故事世界与实在世界的多重可能世界，进而揭示出历史本身所蕴含的多维价值向度。

在可能世界理论之下考察叙述的真实与虚构，其本质上是基于价值判断的逻辑选择。在不同话语世界中叙述者的行为，实际是从实在世界的丰富细节中进行选择与重组的过程。上帝基于理性与善在各种可能世界中为我们“选择”了生存的实在世界，与之类似，作为可能世界的文学作品，也是来自叙述者的一次“选择”。《丰泰庵》因叙述者的自觉“挑选”，塑造出明末的多重可能世界，不仅引导读者认识历史存在多种可能性，也促使我们反思叙述背后的价值判断与历史认知方式。

〔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亨利•詹姆斯后期文学叙事范式转换的人类学管窥”（20XWW006）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郑敏敏，兰州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通讯作者：张哲，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教授，编审，硕士生导师。

注释

① 张志玮：《作为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星形广场>》，《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2期。

① 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第44-4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② Lubomír Doležel，Possible Worlds of Fiction and History，New Literary History 29, 4 (1998)，p. 785–809.

③⑧ 梁晓晖：《“真实”与“虚构”之外——<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可能世界真值》，《当代外国文学》 2017年第2期。

④⑤ 〔加〕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第152页，李杨，李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⑥⑦ 王彬：《丰泰庵》，第69、23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24。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此后只注明页码。

⑨ 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第217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3。

① “实在世界”简单说就是“我们居住的世界”或者“我们共享其经验的世界”。定义来源于赵毅衡：《三界通达：用可能世界理论解释虚构与现实的关系》，《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2期。

② 〔德〕莱布尼茨：《神正论》，第387页，段德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6。

③ 邱蓓：《可能世界理论》，《外国文学》2018年第2期。

④ Marie-Laure Ryan，Possible Worl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rrative Theo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p109-123.

⑤ “经典叙述行为”源自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第1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⑥ 二次叙述化，发生于文本接收过程中，是指读者在接收叙述文本之后，主动参与意义建构的过程。关于“二次叙述化”的详细论述，请参见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第130-145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3。

⑦ 〔美〕M.H.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第5页，郦稚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① 张新军：《可能世界叙事学的理论模型》，《 国外文学》 2010年第1期。

②③ 王彬：《从文本到叙事》，第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④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第9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⑤ 王彬：《丰泰庵》，第9页。

① 关于实在世界的特征描述，请参见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第224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3。

② 转引自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第225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3。

③④ 王彬：《丰泰庵》，第48、49页。

⑤ 对“叙述者集团”的详细论述，请参见王彬：《从文本到叙事》，第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① 关于“叙述跨层”，在此参考赵毅衡先生的定义：属于不同层次的人物进入另一层次，从而使两个层次的叙述情节交织，这种情况称作“跨层”。定义来源：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第10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② Marie-Laure Ryan，Possible Worl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rrative Theo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p119.

[22]④⑤⑥⑦ 王彬：《丰泰庵》，第164、454、291、239、490页。

① 转引自邱蓓：《可能世界理论》，《外国文学》2018年第2期。

② 王彬：《丰泰庵》，第94页。

③ 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第222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3。

④ 邱蓓：《可能世界理论视域下的跨界叙事》，《文艺理论研究》2024年第1期。

①② 王彬：《丰泰庵》，第369、94页。

③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第81页，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