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诗篇中的古典学
鲁迅自称为“臣”
古代的官员对皇帝说话，一定要自称为“臣”，不能用第一人称代词，否则就是大不敬。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稍后的袁世凯称帝算是一次回光返照，此后中国就再没有皇帝了。但是蛮不讲理气焰很高的人物还是有的，他们的作风简直有点靠近皇帝；鲁迅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为了反击和抗争，他有时便自称为“臣”，借以讽刺对立面，揭露他们高高在上，妄自尊大，胡作非为。
在上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论战中，一批年轻的革命文学家拿鲁迅开刀祭旗，对他大加口诛笔伐，扣了许多帽子：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三个有闲、封建余孽……有些文章的态度相当蛮横。鲁迅稍一反击，他们又批评鲁迅态度不好，气量狭隘；对此鲁迅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后收入《三闲集》）一文中写道：
……不过今年偶然做了一篇文章，其中第一次指摘了他们文字里的矛盾和笑话而已。但是“态度”问题来了，“气量”问题也来了，连战士也以为尖酸刻薄。莫非必须我学革命文学家所指为“卑污”的托尔斯泰，毫无抵抗，或者上一呈文：“小资产阶级或有产阶级臣鲁迅诚惶诚恐谨呈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老爷麾下”，这才不至于“的确不行”么？
当时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文学家自为是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知识分子），别人都不行，鲁迅则尤其不行，唯我独革，态度蛮横；所以鲁迅在文章中用自称为“臣”的文句予以讽刺还击，言外之意说，不知道对方何以有那么大的权力，随便给人定性，像个皇上似的。
这种绝妙的修辞又见于他的旧体诗，如1934年的《报载患脑炎戏作》：“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这里用了一种经过改造的屈原的语气，幽默地表明自己头脑很清醒，绝未如谣言里所说的得了脑炎从此不能写作了。
又如1933年有一首《无题》道：“禹域多飞将，蜗庐剩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此诗揭露当局的“仁政”其实乃是残酷的暴力镇压，最后则以称臣的语气来表达讽刺和抗议，这里没有出现“臣”字。但看此诗的鲁迅手迹，他在“皇”字之前空了一格——这是封建时代的传统规矩，臣民提到皇帝要另起一行顶格书写，至少也要在前面空一格，以表示尊重；鲁迅即借此种传统来表达反讽。
现在去古已远，鲁迅这些修辞手段和书写行款的深意，都很容易被忽略过去；但认真的读者还是要注意体会。这些都是很有意思和趣味的。
“偶值大心离火宅”
《题三义塔》是鲁迅唯一的题画诗，其题记云：“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1933年6月21日鲁迅并记。”这里的“上海战”指1932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一·二八”战争，鲁迅也陷于火线之下。当时日本人道主义者西村琴真博士收养了一只失去家园的鸽子（丧家之鸠），后来带回日本，鸽子死了以后就埋在自家院子里，为之立碑，又作《小鸠三义图》，广征题咏，鲁迅遂为作此诗。
《题三义塔》诗颔联云：“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州”，上句中用了两个佛经中的典故。16卷本《鲁迅全集》为“大心”作注云：“佛家语，‘大悲心’的略称。《大乘起信论》以‘欲拔一切众生苦’之心为大悲心。”18卷本《全集》同，都非常之好。可惜“火宅”一词无注，按这也是佛家语，什法师译《法华经》中《譬喻品》云：
若国邑聚落有大长者，其年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宅及诸童仆。其家广大，唯有一门，多诸众人，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止住其中。堂阁朽故，墙壁颓落，柱根腐败，梁栋倾危。周匝俱时倏然火起，焚烧舍宅，长者诸子，若十，二十，或至三十，在此宅中。
长者见诸子在此火宅中而麻木不仁，“乐著嬉戏，不觉不知，不惊不怖”，于是赶紧设法救他们出来，他先是说怖畏之事想把他们吓出来，不成；又设诸方便，用种种珍玩奇异之物把他们哄出来，最后终于得以“于彼火宅中而拔济之”。
这个譬喻指的是“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大乘佛教的要义即在于让众生从这种可怕的“火宅”中走出，得到解脱，从而免除生老病死和各种忧患之苦。鲁迅诗中用“火宅”来指战火造成的险恶环境，与同出于佛经的“大心”一词合用，真所谓相得益彰。两版《全集》注失之眉睫，亟宜补出。
《法华经》全名《妙法莲华经》，鸠摩罗什（343～413）译，凡七卷二十八品，影响很大，为之作注疏者有数十家之多，并成为稍后兴起的天台宗立说的主要依据。鲁迅早年读佛经时已很重视《法华经》，《鲁迅日记》1916年1月28日：“托朱孝荃买《维摩诘所说经》等共十册”，据书帐，其中即包括《妙法莲华经》三册。鲁迅晚年作《我的第一个师傅》，以《妙法莲华经》和《大乘起信论》并提，也可见他对此经的熟悉和重视。
“偶值大心离火宅”一句非常深刻，我曾这样解说诗义：“那只鸽子的得救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西村博士具有‘大心’即广博的同情心，爱护动物，但这对于战争造成的败井颓垣，又能有多少帮助呢。”（《诗人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16页）在战争中做一些人道主义的好事固然是有意义的，但得益者往往出于偶然；世界上更重要的事情是防止、制止战争的发生。鲁迅肯定人道主义，但他分明知道，这并不能解决政治军事社会诸方面的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