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温度来自哪里
小说发展至今，无论是创作理念还是写作手法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现代派、后现代派等等，不断演进。不过，无论秉持什么主义或运用什么样的手法进行创作，小说应该有生命的温度。那么，如何感知、量化其温度呢？我想在两种情况下能感知得到：一是在作家创作过程中，二是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但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没有赋予其温度，读者自然感受不到，所以关键在于作家的创作。文学是用形象说话的，特别是小说，必须让读者“看到”生活、“见到”人物、感悟到人间冷暖。
小说的温度首先来自鲜活的人物形象。写出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小说便有了生命的脉动和人性的展现。写活人物是小说创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对作家观察生活、把握人性并将其有效展现的能力的考验。这个问题用理论概括很好理解，但在创作实践中具体实施则较为复杂。这需要作家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善于从纷繁琐碎的生活中发现他人之所未见，并将其活灵活现地描写出来。其实，关于小说创作中人物形象的重要性，古今中外经典小说早已给出了丰富的例证。那些不朽的名著，让我们记忆犹新或刻骨铭心的，往往是故事中的人物。比如，宋江、林冲、曹操、刘备、宝玉、黛玉、阿Q、孔乙己、羊脂球、安娜、葛朗台等，至今活在人们的心中。这是因为这些人物形象有血有肉、具体可感，具有活人一样的气息和温度。欣赏他们的言语行动、性格禀赋和生命遭遇，我们就不由自主地想到周边的人、亲戚朋友甚至自己。纵观古今中外的大作家，多为深刻把握人性、生动塑造人物形象而苦思冥想，其作品往往以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永远闪烁在文学天空中。比如，刘备在“煮酒论英雄”“摔阿斗”等细节描写中活了起来；宝玉起初欲饮冷酒，后又听宝钗劝说改喝温酒，黛玉对此说出了一番含沙射影的话，将自己的敏感、醋意展现了出来。外国小说同样如此，《堂吉诃德》中有许多叫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情节，这些情节使堂吉诃德、桑丘等人物形象既荒诞又真实可信。
这样看来，小说的温度与故事细节的鲜活性密切相关。其实，细节是小说成败的关键，作家描述得生动有趣，就能激活小说的整体韵味。《红楼梦》的成功在于写活了大观园中那些人物平常琐碎的各种生活细节。因为细节能使人物活起来，也使故事充满趣味和富有审美意味。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曾说：“我所理解的唯一的小说分类乃是‘有生活的小说’和‘没有生活的小说’两类。”这说明亨利·詹姆斯是比较赞赏具有生活味的小说。那么，怎样才能写出具有生活气息的小说呢？作家应该在提炼生活素材的时候，注重保留具有生活色彩的生动细节。换言之，作家在写作中要注意，不要把生活“处理”得太精致，洗得太干净，要保留生活原本毛茸茸的特质，不然读者触摸不到生活的棱角。那么，将生活味十足的原始材料罗列起来就能写出有温度的小说吗？问题当然不是这么简单。素材只是肉和蔬菜，还需要烹煮煎炒，并加些适当的油盐酱醋才能成为美食。好的细节虽然重要，但不是作家凭空想象的产物，也不能用猎奇的心态胡编乱造，这样反而会恶心读者。唯一的途径是，做一个有心人，在自身经历、观察、感悟的过程中发现有意思的细节。
谈论小说的温度，必然会涉及作家的情感投入问题。在自然主义写作或新写实小说创作中，有一种观点叫“零度叙述”，强调作家要以一种客观而无动于衷的态度展开书写，要求作品贴近生活、遵循客观现实、尊重生活逻辑。实际上，作家毕竟是富有情感的人，更何况在全身心投入、调动所有感觉进行创作的时候，情感很难真正控制在零度。写作者对人物及其故事、遭遇以及命运肯定会有所感触，那就说明他注入了一定的情感因素。完全没有一点情感因素，人物活不起来，故事也难以生动有趣。比如，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路遥的《人生》、刘震云的《塔铺》、刘醒龙的《凤凰琴》等小说，虽然运用写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但所描述的人物和故事充满温情，读后叫人感慨万千。我们也能感觉到，这些作家无论是叙述故事还是塑造人物形象都倾注了一定的情感。不过，作家在写小说的过程中，尽量有节制地、恰到好处地运用情感因素，避免过于矫情。这也是有些作家强调“零度叙述”的原因。实际上，有时候，在“零度叙述”的背后，蕴藏的可能是作家更为深沉、磅礴的情感。
小说的创新之路广阔无际，但无论怎么创新，小说家都需要坚守一些基本的创作原则。小说的温度，既来自故事细节的真切、人物形象的鲜活，也来自作品背后所蕴含的作家的情感和情怀。如果完全缺乏了这些要素，小说可能就丧失了基本的生命活力。从读者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或许更有说服力。读者读小说，是从娱乐目的开始，然后才抵达认知的深化。如果轻视前提条件，想要达到那个效果，是完全不可能成功的。读者读一篇失去审美功能的小说，还不如读一篇论文来得直截了当，这样更能便捷地实现认知目的。所以，在创作实践中，写作者需要注重小说的温度问题，创作出更多能够抵达广阔读者群的优秀小说。
（作者系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