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著名翻译家李文俊先生与浙江文艺出版社有很深的缘分，社里几代编辑都与他有交游往来。20世纪90年代，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外国文学名著精品”系列，风行读书界，先生正是这套书的主编，不仅自己做翻译，还兼其他各种相关工作。数十年光阴倏忽，不少读者仍能忆起当年捧卷品读的美好光景。先生是译界好手，卡夫卡、福克纳的作品经他的笔译介到中文世界，成了无数人走进文学经典的门径。

那时候，先生常与张佩芬老师自北京来杭州，有时汤永宽先生伉俪也一同前来。到了杭州，总要往西湖边坐一坐，泡上一杯明前龙井，茶汤清绿，湖光潋滟，远山含黛。围坐一处，聊的是外国文学名著的译介，谈的是出版的种种门道，当然还有他热爱的外国文学名著插图和古董。90年代的我，还是社里的年轻编辑，有幸身列其中，坐在一旁，看几位先生谈笑风生，言语间是对文学的赤诚，那份从容与热忱，深深刻在了心底。

先生的翻译生涯中，福克纳是他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译福克纳，最难的莫过于《押沙龙，押沙龙！》。这是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巅峰之作，也是先生翻译路上最艰难也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为了这部译作，他耗去太多心力。1999年12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将先生撰写的《福克纳评传》纳入“20世纪外国经典作家评传丛书”出版，他在序言中坦言：“这本书应该更早就交稿的。由于《押沙龙，押沙龙！》的翻译过程过于艰难使笔者久久不能脱身，写书的事就只好顺延了。”一字一句，都是他为福克纳研究与译介倾付心血的印证。

可即便身处这般折磨人的艰难时刻，先生也始终如坐拥中军的大帅，气度沉静。面对福克纳那繁复的句式、缠绕的叙事，如同面对千军万马，他总有办法寻得破局之道，驯服这文字的“奇兵”。艺高人胆大，他总是去挑战有难度的作品。但热爱，是先生翻译作品的出发点，也是一生译事的底色。他曾说，做翻译要“对得起作者，也要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作者”这五个字，先生用一生的译事作了最好的诠释。几代中国人，读着他翻译的英美文学长大，从福克纳笔下的南方世界，到卡夫卡的荒诞隐喻，先生的译文既忠实于原作的精神，又带着中文的温润与精准，让远隔重洋的文学经典，在中文语境里真正活了过来。而“对得起自己”这五个字，我尤其有切身体会，即便是翻译也要选自己喜欢的，他的翻译中有性情。译事艰难，但他是一位很能享受翻译乐趣的人。

现在，先生离开我们已3年多，每每想起，音容笑貌如在眼前。那些年，我常去他在北京紫竹院昌运宫的家，屋子不大，满室书香，还有他从各处淘来的“古董”，透着生活的意趣。先生还带我认识了很多老师。俄罗斯文学翻译大家高莽先生住在他的楼下，记得第一次登门就是先生带我去的。有一回要去拜访研究阿拉伯文学的伊宏老师，先生正要去游泳，骑着自行车捎上我就去了，至今还能清晰感受到三环路上的微风。

先生80岁那年，我怂恿他再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他与海明威的作品，早有渊源。《译文》（也就是后来的《世界文学》）1956年第12期，发表过朱海观先生的《老人与海》译文，先生正是这篇译作的责编。后来他本想翻译《丧钟为谁而鸣》，却因种种缘故未成，这份遗憾让他对翻译海明威作品的念想，“始终萦绕于心”。海明威的名篇犹如巴赫的赋格曲，对热爱古典音乐的先生来说有着不小的诱惑。他笑着说：“我这人每逢读到心爱并认为自己还有能力翻译的佳作便会心痒，何况是一篇与我有过些关系的作品呢。”

为此他重读了张爱玲、余光中的译本，感其长，思其短，提笔而译。2010年年底，译稿完成，在译后记里，他写道：“几个月的翻译工作固然耗去不少心力，但我也因有机会于文字的丛林中策马挥刀，在精神上获得满足。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位步履蹒跚的老者，于暮年病后岁末黄昏时，独自通过一道狭窄的后门进入一座空旷的哥特式大教堂，艰难地登上弯弯曲曲的木头扶梯，爬到高处，在一个特殊的座椅上坐下，开始虔诚地按响一座大管风琴的琴键。在经历了一场理解、共鸣与表达技巧上的艰苦搏斗之后，我终于奏成了像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BWV，565）那样的一首赋格曲。在按完那最后余音袅袅的一个音符后，我真是心潮难平啊。”每次读到这段文字，我也心潮难平，八旬李先生何尝不是他笔下那位与大马林鱼搏斗的老渔夫圣地亚哥呢？

晚年的先生对儿童文学起了浓厚的兴味，儿童文学的纯粹、天真与快乐，让他笑逐颜开。我邀请他翻译英国作家米尔恩的两部代表作，又请他译辛西娅・赖伦特的作品。先生欣然应允，字字句句，依旧认认真真。

译完米尔恩的《小熊维尼》，先生反复叮嘱我，维尼的名字，要叫“阿噗”，千万不能用“菩”字。他笑着解释，“噗”是小熊要吹掉鼻子上的蜜蜂的声音，读来生动有趣，效果也滑稽，贴合小熊的憨态；而“菩”字，既没什么好玩之处，南方人读来，还像是“阿婆”，实在不妥。他还特意强调：“总之，我不喜欢。千祈不用那个‘菩’字。”想起先生那认真又略带执拗的模样，忍不住想笑，浙文版的《小熊维尼》，自然是唤作“阿噗”的。这一个“噗”字，藏着先生的童趣，也藏着他对翻译的细致，藏着他对文字的那份较真。

与先生的交往，无论是面对面，还是信件交流或电话闲谈，都有许多趣事。他对自己的译作，既认真，又豁达。他曾来信说：“译文欢迎修改润色，我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但我的用了些心机之处，如‘蓝格莹莹的彩哟’‘鄙骡’等，万望保留，以示还有此种‘调侃、谐谑’式的译法。”字里行间，几分对自己译笔的小执着，让人倍觉亲切。他有时说“完成此书，暂时没有别的任务，总算可以休息一阵，听听音乐，玩玩古董了”，然后告知“最近买到明末清初张鸣岐制的特小铜手炉，才七百元，实为一大斩获”等，那份兴致，跃然纸上。如今定居美国的前同事舒建华，总笑称先生买的大部分是假古董，圈里不少人也都这么说过，可那又何妨呢？千金难买心头好，于先生而言，喜欢，便是最好的，便是真的。

先生搬去华威西里后，离潘家园古玩市场近了，更是如鱼得水。每次出门，他骑一辆自行车，车前兜里放个竹编篮子，在买面包、水果和蔬菜的路上，拐个弯，去潘家园淘一淘，入眼的就带回来，把宝贝一一摆弄出来，四方桌上老唱机里传出巴赫赋格曲的旋律。李文俊先生与张佩芬老师，两位老人坐在椅子上，就着一杯清茶，或是翻几页书，或是轻声交谈，或只是静静听着音乐。窗外是人间烟火气，室内岁月静好，神仙也不如他们快乐。

2023年1月27日，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世间少了一位优秀的翻译家，我们也少了一位可敬可爱的前辈。那年4月2日，《世界文学》主编高兴陪着九十高龄的张佩芬老师等人来到杭州，我们在西湖边宝石山的纯真年代书吧，做了一场纪念朗诵会，以此缅怀李文俊先生。

暮色渐浓，西湖慢慢染上了独特的“西湖蓝”，远山如墨，湖水如镜。头发花白、清瘦的张佩芬老师，在她翻译的黑塞名作《悉达多》的扉页上，提笔题签：“小乐小友，多少年过去了，我们还是‘小友’！”一笔一画，皆是温情，仿佛时光从未走远。

那天的西湖，天朗气清，伴随着舒缓的音乐，我们先后朗诵先生译著中的经典片段，《变形记》的荒诞，《我弥留之际》的厚重，《群星在紫光中旋转》的浪漫，一字一句，皆是先生的心血。在场的人，都深深沉醉其中，仿佛先生从未离开，只是化作了文字，活在那些经典里，活在我们的阅读中。

（作者系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