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身体”迈向“心灵”的诗歌叙事学 ——论刘春诗集《两种故乡》
倘若有人期待从当下的诗歌中，触摸到潜藏在故乡纹理之中的个体情感和精神图谱，窃以为刘春新近出版的诗集《两种故乡》是极为理想的文学样本。《两种故乡》是刘春继2023年的诗集《我写下的都是卑微的事物》后，推出的又一力作。整部诗集按照“心灵的故乡”和“身体的故乡”两个层面分为四辑，以描摹生命不同状态的《风吹大海》起势，至勾连起古典与现代的《杜甫草堂》结束，共收录了诗人2020年至2025年间创作和发表的两百余首诗歌。在经验碎片化的当下，刘春精准触及个体与故乡复杂的精神联结，以一种谦卑的姿态俯身于时间的罅隙，拾捡散落的故乡碎片，并以异于常人的敏锐感知和诗性语言反复打磨、淬炼故乡的种种细节，最终在《两种故乡》中完成了这次对故乡的情感召唤。
作为“70后”诗人群体的中坚力量，刘春对精神原乡的抒写始终保持着一份执着，这似乎已成为许多诗界同仁的共识。透过刘春三十五年的创作谱系，我们不难发现，乡土经验早已渗透到诗人的骨血和经脉当中，他钟情于故乡地理和乡土风物，常常从生养他的这片故土中提取叙事元素，并通过高超娴熟的语言驾驭能力将其转化为深邃的诗性表达，从而建构出具有浓郁、湿润和细腻的南方气质的诗歌版图。所以说，刘春的诗歌写作其实就是其与故乡进行的一场又一场的持续对话。《两种故乡》正是对这一创作路径的又一次延续，“故乡”也因此成为理解这部诗集的关键。《两种故乡》中，刘春在建构精神原乡的基础上，还对故乡的表达范围进行拓展和延伸，使故乡突破单一的地理概念，从而具有深远的精神向度。而这也正如刘春在《两种故乡》后记中所谈到的那样：“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似乎一直在做同一件事—— 用词语搭建桥梁，试图连接脚下的土地和心灵的远方。”所以说，《两种故乡》可以有两种读法，一种关乎身体，一种关乎心灵。
“歧路村”是《两种故乡》反复出现的地点，刘春诗歌里的种种故事都是扎根在这处再为寻常不过却又意义非凡的土地上的。比如，《往事》中那条没有名字却贯穿记忆的意义重大的“歧路村”小溪，《水井坪》中作为“歧路村”神秘地带的“水井坪”，或是《七块菜地》里位于“歧路村”的“像七个无家可归的孩子”的田畦。很显然“歧路村”之于刘春，就如同克鲁瓦塞之于福楼拜、嘉绒藏区之于阿来、上海里弄之于王安忆、江南水乡之于格非。不容置喙，“歧路村”已超越了封闭地理名词的范畴，其不仅是诗人诗歌写作素材的来源和文学想象的原点，更是一个能容纳诗人无限情感的流动容器。在《风吹歧路》里，沉睡在刘春体内的“歧路村”记忆再次苏醒，作为怀旧符号的村落转化成为具有温度的情感空间，所有关于故乡的记忆都显影在眼前：“四十年前，我和阿秋、阿中/赤脚奔跑在村屯之间，跟每一条溪流/呼朋唤友，和苦楝树称兄道弟”。在《两个老人》里，刘春以克制的书写触及生死，激起了远胜于宏大叙事的内心轰鸣。诗中，刘春完成了从观察他者到回溯记忆的转向：“二十年前，我的父亲母亲，也曾/每天出入乐群菜市，为我买菜”。而真正让我动容的是后半段。诗人的情绪发生陡转，诗歌也从平静的日常叙事一跃指向关乎生死的命题：“现在，我的母亲/八十六了，孤独地/守在家里；我的父亲/在天上”。诗人让我们明白，悲伤不必声嘶力竭，思念也无须刻意言说。在《亲人》中，刘春以日常经验打破了人与自然的边界，当发现乡村的精神根系逐渐被斩断，乡土文明逐渐式微，诗人并没有进行声嘶力竭的控诉，而是作出坚定的回应：“每一次想起，熄灭的篝火/就会重新燃烧起来”，以此在现代性语境之下重新连接起记忆与情感的脉络。
如果说对精神原乡的关注和书写，是刘春架起的连接他与故乡的浮桥，那么他故乡书写的另一方面——“心灵上的故乡”，则是以深邃的洞见力直抵自然与生命的真相后所发起的深切言说。一方面，刘春的自然书写兼具轻盈与厚重的审美特质，他的抒情范式不是田园牧歌式的赞美或愁绪的宣泄，而是赋予山川草木人的独立精神，以内敛和冷静的姿态与自然进行平等的对话。从而，诗人实现了观察者与思考者双重身份的内在统一，完成了自然与自我的圆融，更重构了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从《万物》里借助自然观照生命的诞生与消逝：“生命的源头暗流涌动，万物的终结寂静无声”，到《细雨里》中对清醒与自洽这一生命答案的确认：“在绚烂的烟花背后/微笑祝福，悄悄隐身”，再到《此时此刻》中以谦卑和感恩的态度感知生命的真相：“作为俗人，除了流泪和感恩/我们无法做得更多”，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通过向自然不断发起追问，诗人不仅构建了一个融自然与哲思于一体的诗性宇宙，更在诗歌中完成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思考和对自我的重新认知。另一方面，刘春对生命意义和人的生存状态也给予了充分关注和深切体察。比如，《风吹大海》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自我确认：“只有一种风从不停止跑动/倒下，又站起来，一生都在路上”。《一生》实现了生命个体与自我、世界的和解：“从中年返回青年、少年、幼年/直至成为一滴水，安静地/蛰伏于大地温暖的胎盘”。这种对生命的体验与感知，唤起的是更多人对于生命的思考与体认。在《微茫之光》中，我们可以通过刘春“寻菌”的日常经验叙事照见自身的精神困境，并感受到生命意义的永恒：“我一无所获，也一无所求/仿佛一生只为这微茫之光等待着”。而对自我价值的重新定义则是诗人在勘破生命本相后作出的冷静回应，刘春在《决绝书》中写道：“我独自合唱，单人成队，左手拥抱右手/迈出了第一步，就一条路走到天黑”，诗人向内转身，以决绝的姿态完成了生命独白和自证。其丰沛的生命体验与对自然的深沉思考，恰如两块质地坚实的拼图碎片，共同拼合出一个充满哲思的心灵世界。
新世纪以来，刘春以诗人、批评家和文学工作者的三重身份深度介入当代文学现场，从而形成开阔、深刻的诗歌精神和文学品格。于是，我们在《一个人的诗歌史》中看到一部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个体诗歌史，在《我写下的都是卑微的事物》中感受到那颗藏在诗人身体最深处的谦卑之心，更在新作《两种故乡》中聆听到这个时代真诚而可贵的文学声音。作为刘春迄今最为满意的一部诗集，《两种故乡》集中体现了诗人对故乡、自然与生命的深刻思索和体悟，既为我们解读诗歌写作中的“精神原乡”提供了一个关键切口和精妙注脚，也构筑了一门由“身体”迈向“心灵”的诗歌叙事学。而这也正如刘春所说：“诗人的一生，都在从‘这首诗’到‘那首诗’的路途中，如同从身体过渡到心灵。”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