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格独立到智性探索——宁肯长篇小说《蒙面之城》与《天·藏》的两个使命
一部好的小说应该是有使命的。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1]一个真正的作家也应该是有使命感的，他不会满足于对现有价值的重复、强化和阐释，让心智在已知领域内缴械，而是一个冒险者，时刻准备着从已被熟知和认可的现实中挣脱超越出来，向未知的被怀疑甚至被否定的世界探索前进，打破那些以各种名义束缚在人身上的不合理的枷锁，把人的主体意识从幽昧中唤醒。
在宁肯的《蒙面之城》与《天·藏》这两部作品中，主人公马格和王摩诘分别承担着两个重大使命——人格独立和智性探索，而这正是我们文化性格中最匮乏甚至陌生的两种意识。
以个人人格独立为重要特征的现代性观念，自清末从西方传入我国，并非土生土长。但即使在已成共识的西方，现代性观念也并非自古就有的自明概念，而是西方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性转变的一个结果。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的隐忧》中对这一现代性转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前现代的道德秩序“是围绕社会中的等级制概念展开的，这种等级制表达和对应着宇宙中的等级制”。在古代，人们甚至不用“自我”这个词，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理解个体，而是将个体理解为“嵌入”在与他人、群体、自然等各种有序的关系之中，个人根据在这种关系中占据的位置来获得自我价值和生活意义。这一点与我国何其相似。所不同的是，这种自我理解与社会想象在近代西方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个转变过程在多个层面彼此纠葛、交织互动，经历了大约五个世纪之久的“长征”，最终完成了泰勒所称的“大脱嵌”。这个“大脱嵌”同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向”，将人类作为整体从宇宙秩序中“脱嵌”出来，成为与自然世界相对的“人类主体”；另一方面是“个人主义的转向”，个人的“内在自我”被发现并被赋予独特的价值，使得个人从共同体中“脱嵌”出来，获得了具有个人主义取向的自我理解[2]。
这种强调个人主体性的现代性观念，以对人自身的完全异质性理解，给我们牢固的传统带来强烈冲击。鲁迅曾站在改造国民性的角度说：“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没有个人人格的独立，人就像一棵脆弱的芦苇，任何吹折都会匍匐在地。马格以清醒自觉的独立意识，摆脱了对家庭及社会的各种关系的依凭与束缚，以独立的个体生命行走于天地之间，从而使人格独立性得以确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格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现代性的标志性人物，是一个新人。然而，人格独立只是第一步，“脱嵌”之后怎么办？《天·藏》中的王摩诘正是在人格独立的基础上，进入到对生命的智性思索。从马格到王摩诘，是一个从成长到成熟的必然走向。
马格：人格独立性的确立
马格的独立意识从怀疑开始。也许是缘于对福尔摩斯和希区柯克的阅读，他练就了一双不寻常的怀疑的眼睛，认为“所有人都是值得怀疑的”[3]，尤其是对老师和家长这些少年时期的权威。首先是对老师，他认为他们都有“犯罪倾向”，甚至还“一度把所有任课老师都建立了秘密档案”。但是当他像福尔摩斯似的对这些老师进行了一番侦探后，却让他失望地发现“没一件看上去可以当作案子的事件或细节可供其施展才华。人人都按部就班过着同样的生活，人与人之间就像土豆与土豆之间，互相厌烦，难有区别”，最终他“不得不把怀疑的矛头指向父亲”，他甚至对他和父亲的亲子关系产生了怀疑。
马格家庭的设置有非常深刻的象征意义。父系家族，曾祖父是朝廷命官，祖父是旧式文人，父亲马啸风，北大副校长、中国历史学权威；母系家族，姥姥毕业于上海教会学校，天主教徒，母亲也是基督教徒。这显然是东西方文化的典型聚集。父亲作为一家之主，显然处于主导地位，他“治家一丝不苟，绝对权威”，“对晚餐的重视就像主持校务会议，有许多清规戒律”。而母亲则是“一袭黑衣，苍白，像过世之人”，长年患病，怕光，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房间总是挂着厚厚的幕布一样绛红色窗帘”，马格从小就被告知不许进入母亲房间。母亲偶然会在半夜弹钢琴，像舒曼、莫扎特等作的曲子。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到，在这个看似体面严肃的家庭中，并没有所谓的和睦温情，而是弥漫着一种虚伪、压抑、冷漠和对抗的不和谐气息。
马格正是这两种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父亲身材矮小，目光严峻，两个哥哥马林、马维和姐姐马洁，都与父亲“如出一辙，无一例外”，只有17岁的马格“高大……额上生着大红粉刺……使他看上去狂热、危险而混乱”。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马格显然是一个异类。
马格跟着母亲去过几次宣武门的天主教堂，尽管他似懂非懂，但在那里，他看到了母亲从未有过的耐心，看到了瘦小的姥姥在弹奏圣乐时那惊人的魅力，看到了唱诗班答唱时产生的那种超拔的力量，记住了“所有人都是有罪的”这句话。这是他对西方文化的初步印象，也构成了他的性格基因。
马格对父母的态度值得注意。对于谜一般的母亲（其实也是对其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他并不了解，但是充满了好奇和探寻的渴望，几次偷偷潜入母亲神秘的卧室，甚至不惜因此触怒父亲，挨了耳光。而对于父亲，马格却始终怀着一种明显的敌意。对与父亲亲子关系的怀疑，其实是他对某种传统及价值的怀疑和反叛。根植于群体意识、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通过对个体价值的压抑和否定，来维护一种集体的秩序和利益，并以其强大的约束力量，形成了中国长达数千年封建皇权的稳定格局。
然而，有着“马一样的身躯”和“动物般的咀嚼肌”的马格，对“所有集体的乱乱哄哄的运动都打骨子里反感，更不用说队列、团体操、组字，他都躲得远远的。”相反，他喜欢游泳，“喜欢一个人的项目，喜欢一个人面对水面，就像面对天空。”“他喜欢独来独往，沉溺于自己的世界。”
母亲割腕自杀后，家里其他成员用担架把母亲抬走时，马格甚至没有下楼去送母亲，而是独自躺在母亲刚刚离开的床上，想象那一整夜漫长的滴血过程，想象着一个生命的最后解脱。这不是中国人熟悉的亲人间的情感，他的麻木冷酷让人想起《局外人》中默尔索在母亲葬礼上的表现。但这种不近人情的背后，其实是一颗过于敏感的心灵，对生命虚妄荒谬的本质的体悟与反思。正是在这种体悟反思中，马格开始了他生命意识的觉醒，并走上自我选择的道路。
高考是马格自我选择的第一次正式实践。一向学习成绩不错的马格，高考287.5分，历史0分。这对于中国历史学权威的父亲来说，是一个天大的讽刺。很显然，这是马格故意为之，他不想和大家一样上大学，按部就班走同样的路。父亲调了他的卷子，发现了他的秘密，爆发了贾政对贾宝玉式的雷霆之怒，而他反而要求父亲给他留点尊严。
“你，你还有尊严？！”父亲怒喝，“你要有尊严就不会做这混账事！”
“混账也有尊严，我是混账，可能还要混账下去。”
在这个家庭里，有的只是天生的无法选择的血缘关系，却没有心灵的相通，反而是票贩子波罗成了他唯一的朋友。波罗有宽广迷人的男人气概，也是马格唯一留恋的人。但就是这个朋友，也“似乎对内心不感兴趣，他从不讲内心黑暗的东西，也不认真听，他总是冲淡，不碰它们。”在这里，他找不到“前世的兄弟”，甚至与何萍懵懂的初恋，也不足以对他形成羁绊。
从此，马格只身离开了他从未离开过的北京，开始了他“混账”而精彩的人生之旅。宁肯以他独特的想象力和文笔，为我们呈现了马格如高原上的云一样诡谲奇幻、惊心动魄的经历。
秦岭深处的还阳界小站是马格离开北京后的第一个重要站点。在这里，他发现了一种迥异的存在，对于马格来说，这是从大都市的人类文明向一种原始生命状态的回望。在还阳界，马格与那位目光阴鸷的队长结下了奇特的交情；与那个巫一样的女人林因因，在飞云谷仿佛半人半兽的史前人类般疯狂地生命交融，那是如山水相偎一般的原始天地之合。
来到青藏高原，阳光，白云，“海底发光的贝壳”一样的帐篷，口琴，歌声，土风舞，与桑尼一家如高原阳光般样热烈纯净的情谊，夜色中的酣醉，河流中的畅游，和藏青马的较量与飞奔……
一路走来，马格不仅经历着，感受着，而且探寻着，追问着。
“所有的永恒都不过是瞬间，无论肉体还是心灵。谁能真正超越时间，除了我们熟悉的死亡？”
“世间有多少读不懂的事物，我们谁又能真正读懂自己？”
“事物在白天生长，同样也在夜晚生长，夜晚生长的事物不需要阳光，甚至不能见到阳光。那么每个人的夜晚都在生长什么？”
这些是对生命本身的追问，也是关于人类的终极思考：我是谁？我来自哪里？要去向何方？
正是在这样的经历与追问中，马格的人格独立性得以确立。
成岩与马格：两种不同力量的对抗
《蒙面之城》中的另一个人物成岩，与马格形成一种对照，他身上也有两种不同力量的对抗的特质。
成岩是孤傲的，英雄的，岩石一般的，虽有缺陷，但他同样是一个强者。
“成岩十五岁独自走出乡村出来闯世界，干过各种苦力，扛包、临时工、打杂、受人欺侮。他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他与马格完全不同，他的颠沛流离是为了生存，为了一颗乡村苦难而骄傲的心。”苦难是刻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烙印。对贫穷愚昧的家乡，对造成这一切的势力，成岩充满仇恨，常常感到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可以说正是这种仇恨的力量塑造了他。
成岩是一个诗人，诗对于成岩来说，是他全部痛苦的结晶和唯一的骄傲。“诗在他心中始终是不变的，庄严的，不可侵犯的，诗人是人类的头颅！”可是，当他被冰川砸倒，危在旦夕之时，是果丹一个电话，让其父的战友派直升机把他送到军区医院救治的，若非如此，成岩连命都难保住，谈什么“人类的头颅”，谈什么骄傲和反抗？在坚硬的现实面前，你不得不承认生命是脆弱的。
所以，成岩与马格的对立并不是两个情敌之间的个人偶然恩怨，而是中国城乡之间、精英与草根之间长期对立的集中体现，是两个阶层的对立。诺朗冰川事件，也不单纯是成岩与一个情敌之间的较量，而是他向一个对立势力的挑衅和较劲，这种较量可以让他豁出一切，甚至生命。
可以说，马格和成岩是当今中国两种力量的象征，原有的传统和势力已无法压制他们，他们从不同的身份和出发点，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和姿态与某种传统和势力进行敌对反抗。成岩是向某种权势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公进行反抗，马格则是对某种传统所造成的人性的压抑进行反抗。而他们之间也仍然会有矛盾，这是之前巨大矛盾的后遗症，这种后遗症需要几代人的觉醒才能和解，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矛盾。
成岩是社会不公造成的底层苦难和仇恨以及反抗力量的代表，所以他是深刻的顽强的。成岩立足于个人的奋斗，即使成了成功的诗人和商人，拥有了文化和经济地位，也还是不能摆脱在巨大差距面前的自卑。农民的身份和贫穷，成了他自卑的重负，但对贫穷卑下所带来的痛苦的不甘和反抗，却没有变成他对这一切进行深刻反思的财富。成岩会思考一个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但只是认为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过于紧张。
马格是数千年压抑的人性的觉醒力量，他是自由的惊人的，但也是迷茫的，尚未形成一种自觉。“他只能是表面化的，不能向深处触及，他的深处是柔软的必须时刻加以保护的。他坚强、调笑，但这不是他的本质，不过是他的囚衣。”认真面对自己，“意味着抚摸自己，抚摸自己的心，一颗蒙面之心。揭开是要疼的，他不想向任何人揭示。”
放弃在深圳的成功，决定只身去往海南，可称为成岩的蝶变。这种到了极处不惜涅槃的生命激情，甚至让马格都感到震撼，正是此刻他对成岩和自己发出了严肃的拷问。
“马格什么时候有过这么严肃的状态？马格与成岩谁更接近‘人’？”
“有些地方他应该惭愧，比起成岩，他骨子里可能更多的是况味、潇洒、拿得起放得下，归去来，独自去还留，但他是否缺乏成岩血性的真实、勇气？他不像成岩那样执着，使死劲，他什么都能承受，无所谓，事实上也因此失去了某种原生的混乱与深度的一往无前的激越。成岩植根大地，而他超越大地，某种意义上，成岩更让人尊敬，虽然他有那么多缺陷！而你，真的用全部的生命无条件地拥抱过一次吗？你有过一次成岩那种大的超越吗？是的，你尝试了常人难以尝试的，经历了常人难以经历的，付出了常人难以付出的，但这一切是否真的来自你生命或血液本身？如果不是或不全是，那么他们来自何方？你为什么可以下探直至人生底部？你究竟有多大权力蔑视成岩？你承担了多少？在上升与下探的路上究竟谁更不容易，谁更值得尊敬，你，还是成岩？”
这里的每个问题都值得深思，即便有些很可能根本无解。
马格的哥哥马维是小说中理性思索的象征。马维对“人”的概念有全新的理解：“家族、血缘、亲子，这是宗法社会的特征，事实上它们构不成哲学上的概念，也就是人的概念。人就是他自己，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此外什么都不是，与血缘无关。一个人面对世界是可能的，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我们有多少人有独自面对世界的意识？我们的依存常常就是我们的桎梏。”显然，马维接触并接受了西方哲学对人的形而上的思考。
现代性的过程是人的个体意识和自由意识日渐觉醒的过程，现代人在打破桎梏的同时，也在打破依存，在日渐独立的同时也日渐冷漠，这是现代性的无奈和代价，却也是人取得独立性的必然，毕竟一个真正的人不能在一种似是而非的温情中成长。黑塞在《荒原狼》中曾说：“压根没有什么回头路。我们既不能回到豺狼，也不能回到孩子的样子。”[4]所以，人必须成长，独自面对世界，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马维在跟果丹谈到小说时说：“一部好的小说首先是一部心灵意义的小说。”宁肯的小说正是带有哲学追问的指向心灵的小说。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匹甘于孤独却又渴望被理解的荒原之狼，每个人心中也都潜伏着一个马格。小说中，果丹、马维、元福对马格的寻找，其实是每个人对自我内心的寻找，是对与旧传统迥然不同的新型人格的寻找。对这种被遗忘的寻找的提醒正是文学的责任。
王摩诘：对世界的智性探索
萨特在《福克纳的时间》中指出：“一种小说技巧总与小说家的哲学观点相关联。批评家的任务是在评价小说的技巧之前首先找出他的哲学观点。”[5]是的，没有哲学，就无法进入成人世界。没有哲学思维的小说，就像一幅画缺乏纵深，流于平面，只能停留在表象。只有拥有哲学思维的作品才能达到文学所应达到的高度和深度，才能被称为小说，否则只不过是讲了一个或高明或拙劣的故事而已。
宁肯在小说的第一个注释里即声明：“我的写作不是叙述了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叙述了一个人的存在。”[6]而存在与故事的区别，最简单却也是最根本的，正在于有没有哲学的审视。王摩诘则是在马格的人格独立之后，进一步于宗教、哲学以及审美层面上，探索生命存在的可能和意义。
《天·藏》有两条主线，一条是马丁格父子的对话，另一条是维格的家族史，而这两条线都来源于真实事件。马丁格父子的对话，完全取材于《和尚与哲学家》这本书，这是法兰西院士让-弗朗索瓦·勒维尔与其皈依佛教的儿子马蒂厄·里卡尔之间，于20世纪末展开的一场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对话录。而维格家族的故事也取材于真实的历史。维格外祖父苏穷·江村晋美的原型是西藏近代史上著名的改革家龙厦·多吉次杰，他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政时期领导了新政改革运动，十三世达赖圆寂后新政遭遇失败，龙厦被处以挖眼球的酷刑。维格舅父阿莫·次旺多吉的原型则是拉鲁·次旺多吉。
这样艰深的内容和宏大的历史事件，用小说以具象的形式呈现，并不容易把握。但宁肯凭借优秀小说家高超的统御能力，通过王摩诘和维格的关系，把这两条看似完全不相干的线索巧妙联结起来，在雪山、河流、寺庙与藏族人日常所构成的西藏独特而宏阔的背景中铺展开来，历史的真实因小说的虚构而得以激活，小说也因此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智性高度和历史纵深。
文学与宗教和哲学的对话
西方人对世界的起源这一问题有一种执拗的迷恋，正是在数千年对这一问题孜孜不倦的探索中，形成了深厚的宗教与哲学传统。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无论在形而上的意义上，还是在现实经验中都异常错综复杂。而正是在哲学和宗教的这种长期缠斗中，西方文化在自身内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张力，西方文学也正是在这种深厚的宗教和哲学背景下，开掘出更为丰富更为广阔的维度空间。
相比之下，我们缺乏深厚的宗教信仰与哲学思辨传统。佛教在中国盛行了一千多年，烧香拜佛者虽众，但真正理解佛教教义，把佛教当成一种信仰甚至认知方式的并不多。这导致我们的文学往往缺少围绕世界起源、灵魂信仰等问题展开的宗教维度，也缺乏对问题进行思辨性哲学审视的深度，更多仍停留在柴米油盐、爱恨情仇等日常琐碎、感性经验或所谓的“人生智慧”当中。由于对宗教和哲学缺乏深刻的理解，一些作家为了体现所谓的宗教悲悯情怀，便在作品中将主人公的救赎简单地推给宗教，这无疑是一种肤浅的处理方式。
《天·藏》带来了转变，宗教与哲学成了作品贯穿始终的直接主题，是文学与哲学和宗教的直接对话。在这里，宗教的玄奥、哲学的抽象和文学的具象并驾齐驱又相互审视。正如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所表达的主题——“在庸常的物质生活之上，还有更为迷人的精神世界”，《天·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日常书写之上的更为迷人的精神世界。
《和尚与哲学家》这本书无疑对《天·藏》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是法兰西院士、公开的怀疑论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勒维尔，一个是生物学博士却皈依佛教的马蒂厄·里卡尔，这对父子于20世纪末，从科学研究到精神探求话题出发，围绕佛教的宗教性和哲学性、宗教精神与世俗精神、信仰与迷信等重大话题进行了深度对话。这样两个人的对话注定有趣且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一场宗教和哲学的对话，而且是东西方这两个异质但同样强大的精神系统的碰撞。
宁肯居然异想天开地把这对父子从书中请出来，把这场世纪对话移植在了自己的小说中，并且让小说的两个主人公王摩诘和维格参与见证了这场对话，在与这对父子共同思考和探寻中，实现了自身的成长。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写道：‘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情都将是容许的。’这对存在主义来说，就是起点。”[7]也就是说，宗教停止的地方，就是哲学追问开始的地方。那么同样可以说，宗教停止的地方，也正是文学开始的地方。
佛法是解脱之道，但解脱不应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况且人类整体的解脱并不可能。佛教正因为对欲望的彻底否定，才使它的普遍实践性成为不可能。虽说人人可以成佛，但这样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基督、佛法所行两千年，今人之欲不异于昔也。欲望是痛苦和烦恼的根源，但同样也是创造奇迹的力量，更是生命存在的意义。欲望恰恰是文学表现的主题，“欲望的边界也是文学的边界”[8]。
就像矛盾丛生的哲学观点本身就是深刻的偏见一样，宗教自身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安慰和护佑只是宗教较为低级的作用，宗教在更高层次上其实是一种认知，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马丁格的佛陀与那些求财保命的善男信女的佛陀，肯定是不一样的。
边茨家溪水边原始的磨坊，祖母一样衰老的母亲那双白内障的眼睛，丹巴尼玛、桑尼等孩子们苦难的童年，裹挟在西藏复杂多舛历史中的每个人的命运，以及他们面对苦难的态度，这些都不能不引发有关宗教与世俗生活关系的深刻反思。
小说中，王摩诘在对马丁格所代表的虔修态度礼赞有加的同时，对宗教信仰保持了自己的清醒与思考，他“不认为现在的许多人随随便便皈依了基督或佛陀就算解决了信仰问题”，宗教“对许多人它只相当于有了一根支撑自己的拐杖”，“我知道皈依的人，或者说有拐杖的人内心大抵是幸福的，轻松的，因为他们在精神上有了归属感，但在我看来，他们仍是成群结队拄拐行走的人。他们浩浩荡荡，他们成群结队，他们似乎不再艰难，但却以丧失人的主体为前提。”
宗教的世界是要通过共同的信仰创造一种确定性，但任何一种确定性注定要掩盖生活本身应有的很多东西，所以尼采说：“人们内心必须混乱，方能诞生一颗舞蹈着的明星。”[9]文学正是要克服单一性和确定性。
宁肯没有把维格塑造成一个“苍白的教徒”。维格汉藏参半的血统以及中西教育背景，使她突破了历代维格的单一规定性，本身已经是一种新价值的象征——混乱。特别是她与佛法的初次结缘，缘于与年轻俊美的卡诺仁波钦妙不可言的灵犀相通。维格第一次来到如祥云般端坐在法座上的仁波钦面前，低着头，却“感到了某种顷刻的照耀、提升，心里好像升起一朵火焰”。之后，仁波钦教她习藏文，为她灌“文殊顶”，他们手指相连，如莲花般旋转，步步飘升，维格被仁波钦湖水般的眼波覆盖，那一时刻对于两个人来说，是“一种约定，一种永世的默契，一种印心，一种心心相印”。这种精神和肉体、信仰和情欲的交织缠绕是如此美妙丰饶，小说也因此把人带到了这样一个地方，那里有最深的伤痛，也有最高的喜乐，呈现出生命的全部丰富性与最高秘密。
宁肯不愿做一个直接的讲述者，但也不甘做一个“沉默的作者”，他在注释中反复强调“我不是王摩诘，王摩诘确有其人”，言外之意正是在提醒读者“我”的存在。“我”躲在暗处，以“转述”者出现，不仅是向《论语》“子曰”、佛经“如是我闻”这种古老的言说形式致敬，而且拓展了小说的空间维度，避免了平铺直白，使小说有了一种亦虚亦实亦真亦假的迷人色彩。
从简单的日常中发现深刻的审美意义，对一个作家是必须但却难得的能力。从小孩玩水中引申出对成长、生存、失去等命题的思考，从菜园事件引出的对暴力与非暴力、时间与遗忘等问题，显示了宁肯作为一名作家独特的审美视角和语言呈现能力。“我待在时间中，像待在湖心。湖心不会流失。我活得寂静而充实。”寥寥一笔却表达出了一种非常特异的感受。一般对于时间，总是流动的概念，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一个人要多么充实才能达到如此寂静的境界。这是西藏特有的寂静，只有在西藏，才可能进入这样一种非时间，或者说永恒。诸如此类的似乎是漫不经心的闲笔随处可见，语言处处显示出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的思”。
无限接近却无法抵达的神性
“我总是看到高到天外的观念和低到地下的行为之间奇怪的一致。”法国16世纪怀疑论者蒙田的这句话，仿佛就是针对王摩诘说的。
《天·藏》中对王摩诘怪异性癖好的描写，是最令人费解和争议的部分。对于“虐恋”，西方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萨德、马索克专门写虐恋题材的小说，SM这个“虐恋”的代名词就是他们两人名字的首字母。但在我国，这似乎还是一个偏僻隐晦的话题。我初读《天·藏》时，就对那些情节强烈不适甚至反感，不理解宁肯为什么要让理性、深刻甚至带有佛性慧根的王摩诘有那么怪异的癖好。直到读到维格对王摩诘说：“你身上有一种东西，非常强大，像黑洞一样。什么也不能战胜它，它比任何一种信仰任何一种宗教还强大。”是的，“黑洞”，我被这个词击中并顿悟，这是一个伟大而惊人的表述。
宁肯执着地呈现这种癖好，绝不是为了增加作品的猎奇性，而是有着深刻的寓意。宁肯正像鲁迅所言的“伟大的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在灵魂中揭发污秽”；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辉”，作品因此而“显示出灵魂的深。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10]
王摩诘的怪异癖好，既可以理解为一种现实的隐喻，历史的暴力，同时也是一种更辽远的象征。正如奥古斯丁所说：“人类真是一个无底深渊！”在权势面前，人的奴性和被奴役的状态比之小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每个人内心深处潜藏的暴力及奴性都根深蒂固。宁肯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我可以是汪汪，是犬科动物，这没错。我身上的确有狗一类的东西，狗一类的恐惧，狗一类的温驯，狗一类的乞怜，但我不会把它们交给上帝解决，我会一直自己背着它们，我知道我内心可以低贱到什么程度，而且还知道可能有生之年也不能摆脱这种低贱。”
“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11]，尼采的这句话表达了他深知深渊的可怕，所以“爱深渊者必须有翅膀”，不仅要有扑向深渊的智慧和勇气，还必须有能够跃出深渊的力量，所以大多数人的写作根本没有触及深渊。宁肯却是“艺高人胆大”，冒着“高处不胜寒”的危险，对人固有的缺陷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剖析，揭示出隐藏在人性最深处的充满原始生命力的本能欲望与只有人才拥有的理性之间的冲突和分裂所造成的巨大张力，从而在分裂和冲突中完成统一和提升。任何单纯对欲望的漠视和对理性的无知，都是对人之为人的否定。
如果说小说中王摩诘那些智性思考，是一种高到天上的行为，那么他那些不堪的癖好，就是向下，深入到深渊。“它愈想升向高处和明亮处，它的根愈要向下，向泥土，向黑暗处，向深处——向恶。”[12]小说正是通过深入黑暗的地底，达到了高处的阳光。
面对王摩诘的癖好，代表着规训与惩戒力量的警察妻子和法官于右燕，她们厌恶，鞭打，然而鞭打却只能激起更加变态的快感。而度母般的维格，目睹了王摩诘的变态需求，在震惊之余却表现出了更大气的理解，进而想通过自己来改变也就是拯救他。尽管，拯救并不可能。
人性的“黑洞”就像自然宇宙的黑洞，是本身不可克服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宇宙的某个空间坍塌，吞噬周围的一切。但亿万年来，整个宇宙还是会有恒星照耀，行星、卫星和星云等各种物质在茫茫宇宙中依然有序运行，各得其所，呈现着不可思议的神圣的理性和秩序。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永远携带着人性的“黑洞”，在对神性的不懈寻找中，成长，前行。
此时，小说已经不仅仅是对某种荒谬力量的批判，它超越了批判超越了现实，而进入到更高的对某种本质的认知层面，是一种本体论。
对于荷尔德林来说，神性就是人类的故乡，但是家乡的土地却是难以抵达的、锁闭的东西。人在通往神性的终极完善上，终究存在着一种难以抵达的、锁闭的东西。
维格的失败，是否寓示着宗教对人性固执的“黑洞”的无能为力，或只能是有限的改善？残缺的人性受到神性的感召，但只能无限接近，却永远无法抵达。
在对维格所代表的神性方面，小说同样采取了一种非常辩证的态度。维格一直希望有一个男性的智性的交流，这是信仰对理性思辨的需求。度母般的维格也需要“被度”，而在宁肯看来，诗人兼数学家不能，征服自然的登山教练不能，只有王摩诘哲学的智慧和理性才能达到宗教的高度并弥补信仰的不足。因为，一旦离开了理性的根基，信仰就成了迷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其貌不扬的王摩诘才对维格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所以，任何单一的力量，无论神性还是智性，都不是自足的，都要在与别的力量的抗衡中颉颃。
维格的结局也是一种深刻的隐喻。博物馆似乎是历史的象征，但其实并不是历史本身。博物馆更像一个标本馆，历史中的绝大部分已被拒绝和摒弃，只有极少数得以一种被脱水的形式陈列。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将接受博物馆的选择，大多数走向被博物馆遗忘的虚无之中，极少数成为标本。从这个意义上看，博物馆又有一种残酷性。或者，这并不是博物馆的残酷，而是历史及现实本身的残酷。当王摩诘建议维格以博物馆为归宿并因此而满意于自己的建议时，他显然对博物馆的这种残酷性尚未有清醒的认知。博物馆是铭记，但也是一种盖棺定论。戒掉烟酒穿着制服的维格，一遍遍地对某种话语规定的历史的重复性讲述，已经类似于诵经，迷人的混乱终究消失于确定性和统一之中。
小说以一个注释结尾，对王摩诘和维格的关系予以“悬置”，这无疑是高明的，避免了一切尘埃落定后的乏味，而保持了一种未知的诱惑。
《天·藏》是一个思想者的舞蹈，只展示给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如果说小说最终需要作者与读者共同来完成，那么《天·藏》就是试图用小说完成它不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要求读者具备同样敏锐深刻的大历史观和时代感。
读宁肯的小说，能鲜明地感受到一种巨大且不可知的力量。他的小说中的人物，不论何种地位、身份、境遇、个性，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来自生命本源的无法遏制的力量，没有玩世不恭，没有戾气调侃，没有猥琐苟且，没有悲观绝望，只有独立的人在天地间行走、奋斗、思考，承担生而为人的使命与宿命，感受人间的缺憾和美好。他的小说也没有愤世嫉俗的批判，没有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所谓悲悯，却有着朗吉努斯式的崇高气质，而正是这种崇高的风格具有“直接而严肃的摧毁奴性快感的功能”，并且阅读者也在不知不觉中被这种崇高净化、提升。
在当代文坛，宁肯从来不是一个走红的作家，而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的作品以其鲜明的异质性而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个偶在，从而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当然，走红未必意味着价值，历史反而一再告诉我们，往往正是那些不合时宜的“异端”写作才更珍贵。
《天·藏》就像一座兀自矗立的雪峰，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异质性令人惊讶，但细想来却有其逻辑的必然，倒是出现得如此之晚，才真正值得诧异。我愿意相信，宁肯的《蒙面之城》与《天·藏》这两部作品，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出现，预示着某种不仅仅属于他个人的长篇小说书写的新可能和新开端。
注释：
[1][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第6页。
[2]参见[加拿大]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程炼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3]宁肯：《蒙面之城》，作家出版社，2001。（本文中对该书内容的引用均出自此版本）
[4][德]赫尔曼・黑塞：《荒原狼》，赵登荣、倪诚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第239页。
[5][法]让-保罗・萨特：《福克纳的时间》，施康强译，载《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第25页。
[6]宁肯：《天·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本文中对该书内容的引用均出自此版本）
[7][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第8页。
[8][美]哈罗德·布鲁姆：《神圣真理的毁灭》，刘佳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24页。
[9][德]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黄明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第10页。
[10]参见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载《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70页。
[11]尼采：《善恶的彼岸》，赵千帆译，商务印书馆，2021，第109页。
[12]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黄明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第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