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伟
文学地理，映射出作家写作与地理空间之间的一种特殊联系，既展现出作家创作与所居之地的内在关联，也明确了作家赋予空间的主体性色彩。这样的联系在具体创作中体现为作家将自身最为熟悉的地域经验、生命经验融入到文本空间之中，而这些经验常常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凝聚为“故乡”或是某一久居之地的形象。
在中国文学百年来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多从乡土中凝聚而来的文学地理构建，如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边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等，无不成为中国文学中独特性与普遍性兼具的“地方性知识”存在。正如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所说的那样：“伟大的小说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世界。”这些文学地理空间既成为了作家创作的某种地标式存在，同时也代表着他们对于世界的深沉思考。
文学怀乡与纸上风景
自新世纪以来，随着以“80后”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作家逐渐登上文坛，一种新的青年经验以及文学书写也随之浮现。于是我们看到了在这些青年作家的笔下，借助于新的社会文化形态的汲取、新的社交媒介网络的生成，传统乡土经验在他们的文学世界中延续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多面向的表达。比如马金莲着力于西北而勾勒的“扇子湾”和“羊圈门”，在西南一隅专心熨帖“断裂带”的羌人六，还有在鲁中平原上构建起“辛留村”的魏思孝，以及用一个个故事讲述中原驻马店的郑在欢。这些青年作家首先完成了对自己故乡的怀旧书写，同时也在乡土文学的宏大脉络中通过一种专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建构形塑出了当下世代视野中特别的乡土风貌。或者可以进一步说，在这些青年作家的写作语境中，文学地理的建构不但在作家的地理坐标层面标识出这些书写其来有自，而且更是在作家的精神坐标层面折射出特别的审美意蕴。
正是基于空间经验与生命经验或者说是当下性与历史性的思考，我们可以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之上对这些青年作家笔下所建构的文学地理展开讨论。在时间一维，这个文学地理空间承载着的是源自于现代性冲击所激发的一种怀旧情绪，这展现为对故乡的观照与回望。而在空间之上，这是一种风景的叙事，它将一个“亲切的地方”（段义孚语）压缩、凝聚在了纸面之上，即原本宽泛的故土风景通过“取景框”——作品——进入了文学的语境，最终形成了作家创作世界中个体气质与地域特质相结合的文学地理空间。“风景”在这里是审美的对象，同时也是一面棱镜，折射出现代性照耀之下的多重思考。而不论是时间轴的怀旧书写，还是空间轴的风景叙事，最终都指向了风景的认同，我们看到这是青年作家们对那个“亲切的地方”的认同，既是“向下”的——书写故土，也是“向后”的——追溯历史。而不管是“向下”抑或是“向后”，在起点处关联起这些书写的始终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写有血有肉的人，触摸生活的温度
对于马金莲而言，她并没有被自己身居其中的“西海固”所定型，相反，她着眼于默默无闻的“亲爱的人们”，于一种贫瘠、清苦之上写出了编织于那些艰辛、苦涩日子中的韧性、温柔和明亮。在马金莲最早的文学地理“扇子湾”中，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在纸面上生长起来的“扇子湾”因为各式各样的人的存在，而让这些黄土地之上千篇一律、枯燥琐碎的日子充盈了起来，苦涩的生活背后是人们的倔强和尊严。马早早求学生涯的心酸和波折（《念书》），瘫痪在床多年的小刀一直默默地为村民做鞋（《蝴蝶瓦片》），还有《长河》中春、夏、秋、冬不同季节的四次葬礼牵引出的“我”的个人精神成长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浆水与酸菜，“扇子湾”在这里获得了人、物、事各个方面立体的呈现。而再到她的新作《亲爱的人们》中，时空的变迁与个体的成长有机地编织在了一起，“羊圈门”这个小村庄在新时代中发展的多维面相就在诸多个体的人特别是青年一代如祖祖、舍娃和碎女的身上获得了真正的实感。
再如雍措在写自己康定藏区的故土“凹村”时也是从“亲情”“乡情”和“凹村之外”这样三个别致视角中，细致、用情地记录下凹村的人与事。神性孕育其中，但更多的是人性。因此，作家在无序的记忆中找到的依然是山、水、路、人，凝聚在这丝丝缕缕之上的亲情和乡情的记录也分别代表作家“内”“外”两个维度之上与凹村千丝万缕的关联，人、情、事的表现也让凹村这一文学地理空间有了立体的展示。
羌人六的故乡在经历了那一场可怖地震后，内与外都悄然生变。地震在以“断裂带”的形式为故乡画下新的生活方式后迅速离去，而与此同时人心内的地震则一直在隐隐阵痛。他不停地写着将骨头车成纽扣，艰难度日的丹木吉、在亡人与现实之间纠结的女人、灾难之后丈夫离家打工，自己独自一人与生活的琐碎和苦闷对峙的柳珍……这些经历了“地震”的人们的故事，折射出的是一个个个体在心灵阵痛之下的各种挣扎与沉沦。地质上有“断裂带”，而如今人心之上也有了“断裂带”，这一内一外的两条“断裂带”在羌人六这里被他以一种对于丰满个体的思考接续了。
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些青年作家的笔下，这个自我专属的文学地理空间不是一个宽泛的地理区域，而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和一件件触手可及的物、事组合而成的，带着最真切的生活的温度。
在“变”与“不变”中为故乡立传
还有另外的作家则是在追求着以一种类似于人物志的方式来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之地立传。我们看到在完成了过去某种意义上的青春写作后，魏思孝将自己的目光移向了自己努力逃离但却最为熟悉的鲁中平原，也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空间：辛留村。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他的乡村关注化为文学文本后，实质上都是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辛留村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庄？”和所有书写乡村的作家一样，魏思孝同样面临着纠结和困惑，那就是如何在汹涌的变化大潮中去定位那个自己早已十分熟悉的故乡。从之前的“乡村三部曲”到新近的《土广寸木》，魏思孝所做的尝试便是试图抓住“变”与“不变”之间的拉扯来审视土地及村民，即“变”的是一种熟悉，而“不变”则是陌生。因此，我们就会发现，他在回答“辛留村”究竟什么样时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是在通过定位那些“辛留村”的村民，并试图从一个个如草芥的无名个体生命中抽取个体生活来描绘出这个村庄的真实面貌：“这块弹丸之地，四季交替，雨雪飘落，人如虫蚁疲于奔命。”“弹丸之地”承载着居于其上的所有村民的命运，而这些村民们同样又以各自不同的生命经验为所居之地赋形，让其在外在的地理特征之外有了更多可感的精神内涵。
魏思孝始终是在以对“人”的故事来讲述书写时空故事的，如《余事勿取》《王能好》均是从不同的视角来分镜讲述那些时代脱轨者的时空轨迹，时代的变迁也就暗含其中。而在《都是人民群众》里，他将“群众”拆解为一个个村庄里有名有姓的普通人，用人物拼图的方式重构了熟悉亦陌生的故乡。这样的拆解到了《土广寸木》中又有了更多的表达向度，村庄化为“土广寸木”的笔画组合，也化为了“馒头”“福利”“酒”这些俗事俗物以及在时间轴上月历更迭所映射的村野记录。一方面是文字的拆解，另一方面也是生活的拆解，同时再用人来串联起这些支离破碎的乡村之物、乡村之人与乡村之事。于是，在纸面的横竖撇捺与生活的点滴丝缕交汇下，人的生命经验、物的细节描写，都让“辛留村”从名词里走出，成为有血有肉的空间存在。
这样的人物志在另一位“90后”作家郑在欢那里得到了回应，就如他对自己故事的描述一样，“所有故事都是人活出来的”，不管故事惊心动魄或是平淡如水，核心都是人。代表了一种过去时代传奇的“八摊”、生活即是吵架打架构成的“吵架夫妻”、人渣式的三舅……这些看似不正常的人物组成了郑在欢对于故土的描摹，或许可以这样说，正是一个个“不正常”的人才拼接起了他所面对的“正常”乡村，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了与魏思孝相似的分解和组合。
将自我文学世界的文学地理空间“分解”为个体人的群体性编织，空泛成为了具体，这些作家们也正是在这一意义维度上完成了一种以生命叙事对大时代的书写。在现代世界的流动中，“一切坚固的东西”未必烟消云散，不论如何，站在这变动不居之中的始终是鲜活的人，他们或有名或无名，无一例外地都依然在这新的场域中关联并维系着源自乡土的网络。新的世代带着全新的经验重新审视着这一块厚土，既发现了“变”与“不变”的内在拉扯，也给出了他们崭新的凝思。
（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青年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