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是一个盆地。这么说的时候，就如同形容一个人外形矮小或者高大，简简单单一个词就把整体轮廓直接勾勒出来了。盆是被四周众山团团围出来的，山都不宏伟，海拔最高也仅800多米，却很连绵，西高东低，层状下降，像一群勾肩搭背凑到头向下俯视的靓丽女子，因为有挥霍不完的青春，就有着永远看不尽热闹的兴奋和好奇，斗转星移，容颜依旧。
山是屏障，硕大的躯体年复一年抵挡南下的寒流。盆地里其实也并不平坦，东一处西一处随意隆起，都是小山小丘，如同交错在音符里的高音与低音。如果仅有山，天地间充斥的只能是单调和寂寞，所以一条从山的缝隙中明晃晃冲出来的巨大水流就显得非常可贵。它是闽江，发源于福建省西面的武夷山脉，从高到低，从西向东，蜿蜒蛇行500多公里，然后汹涌汇入东海，而福州城是它入海前必经的，仿佛将嫁的女子，需要心怀忐忑面见家中最尊贵的长辈，行过礼谢过恩，接受过一番意味深长的叮嘱与祝福，然后才敢迈向不可知的未来。一座城有一条大江昂然穿过，立即就多出几分柔软与湿润，水流汩汩，日夜不息，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最初建城的时间是公元前202年，距今已两千两百多年，振臂一呼的人是勾践的后裔无诸。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越国祖辈虽有过头悬梁锥刺股的苦熬，励精了，图治了，最终仍抵不过自己的内耗和邻国乘虚而入的锋利刀剑。国被破，王孙贵族四下溃散。散入闽地的无诸，在走投无路的惶惶中，慌乱的脚步终于被丰沛的水流和江畔那片潮湿的沙洲所挽留。他的追随者们也倦了，不再有迁徙的念想，于是就驻足，以小丘冶山为中心，在今天华林寺至钱塘巷之间的土地上建起“闽越国”。就是从那时起，一座城徐徐展开，先被称为“冶城”，过了九百多年，也即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时，因城西北有座山名“福山”，于是改名为“福州”。这个词着重点落在“福”字上，“有福之州”便在这块土地上成为引以为傲的一种说法。
汉以前，冶城东南与南面是一大片水泽地。斗转星移，朝代更迭，随着泥沙不断淤积和东海水位的持续下降，水洼减少，陆地上浮，人口则随着因避中原战乱纷纷南迁的衣冠士族的加入不断递增，城市规模于是沿着江岸扇形次第拓展。而城墙的一次次外移，致使护城河壕被接连挖出，它们纵横交错，水流互通，形成一条条丰盈的内河，共有42条，河道总长达99.3公里，积水面积有159.77平方公里。因为外接闽江，而四周山上的溪水又源源不断往下灌注，整座城就终年漂浮在水面上，潮涨潮落，波光潋滟。水是灵秀之物，一座城市有了河有了水，便如姑娘脸上多了笑靥，顿时平添几分生动与秀丽。
旧时陆路交通不便，水路曾是福州全城货物的主要运输途径。安泰河毗邻从唐朝起就名人富人渐渐云集的三坊七巷，全长2.52公里，虽长度有限，但作为在唐末闽王王审知手中修建的护城河，在宋元明清城不断扩大后，河两岸街区尽被包入城中。一街水巷，巷坊交错，白墙灰瓦，曲线山墙，门排堵墙以及浓密种植的古榕树，都极富地方特色。而河的地位也不断提高，终成为城区内河交通的总枢纽。曾是外城“南大门”的安泰桥，最早名“利涉桥”。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后来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以度支员外郎、直龙图阁的身份，调任福州知州约一年零一个月。在一首题为《夜过利涉门》的诗中，他这样形容这一带景象：“红纱笼烛照斜桥，复观翚飞入斗杓。人在画船犹未睡，满堤明月一溪潮。”此时这里早已是重要码头，人们从这里下河登舟，东可以到达闽江，再沿江入海，西可以游西湖，饱览湖光山色，城区的许多进出口物资也多在此集散启运。安泰桥东边有一个石牌坊，上书“朱紫坊”三字清晰可见。它是因宋代通奉大夫朱敏功、儒林郎朱敏中、朝请大夫朱敏元、南安令朱敏修四兄弟皆由此高中登仕门，羡煞众人，觉得这里朱紫盈门而得名，至今坊内仍保留一块“朱紫达善境”的石碑。地灵，能福荫子弟后人，于是文化教育机构也在这个占地面积不足20公顷的街区次第云集。从宋太平兴国年间至清末，朱紫坊曾设有三个孔庙、两个县学、两个县衙，清代管理全省教育行政的机构——提督福建学院署也设于此。近代，这里则是海军将领的聚居地，福州海军飞潜学校的创办人陈兆锵、中国海军元老萨镇冰、中山舰舰长萨师俊等人也都曾在这里安家建宅，因此又有了“海军一条街”的名号。
从北至南贯穿而过的晋安河，是目前全城最长、流域最大的内河，长度7000余米，河面宽约34米，河水面积达69.7平方公里。最初它是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第一任福州郡太守严高在屏山东麓扩建冶城的子城时，为取土而挖出的一条小城壕。到了宋代，随着城区扩大，小城壕又被开挖为护城河。这期间有一个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就是后来被人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为“宋四家”的著名书法家蔡襄。莆田人蔡襄曾两次知福州，第一次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32岁的他在鼎力协助范仲淹进行“庆历新政”改革失败后，以右正言、直史馆出知福州两年多；第二次是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44岁时再知福州四年。主政福州的这些年，这个19岁就高中进士、满肚子都是锦绣文章与颜筋柳骨的大才子都做了什么呢？劝学兴善、普及医学、兴修水利、加强军备、减免赋税，再就是种植榕树、茉莉花和拓挖护城河。先将七百多年前严太守建子城时挖出的东西两湖清淤贯通，然后让所有河道彼此流注，沿途有7条河流也汇进，最后流入闽江。闽江潮汐通常为一天两个周期，涨潮平均历时5小时，落潮历时7小时25分，于是涨潮时大江向城内输入新鲜活水，退潮时则把污秽杂物一并带走，所谓“进以钟其美，退而流其恶”，既令两岸百姓饮上新鲜活水，又让岸边的田地植物得以及时浇灌。
一百多年后，赵汝愚和辛弃疾也先后两次知福州。几乎不约而同的，这两位大文人都对福州丰盛的水极感兴趣。“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这是赵汝愚第二次知福州即将离任时写下的。那年九月，他与友人赴鼓山游玩，意外见到理学家朱熹的题刻。他们是挚友，许久未见，思念之情油然涌起。鼓山脚下就是浩荡东流的闽江，抬眼眺望，清风徐来，群峰绚丽，汪洋江水明晃晃地扑进眼帘，他不由得心旌摇荡万千感慨。而辛弃疾在前后六年知福州期间，曾写下30多首词。“翠浪吞平野。挽天河、谁来照影，卧龙山下。烟雨偏宜晴更好，约略西施未嫁。待细把、江山图画。千顷光中堆滟滪，似扁舟、欲下瞿塘马。中有句，浩难写。”在这首《贺新郎》里，他赞美的是经前任赵汝愚致力疏浚后，重又水量丰沛、风光宜人的西湖。赵汝愚是宋太宗赵光义的八世孙，后来官至宰相。在最后一次离开福州后的第五年，他就暴病而亡，再没重返过，但这里的人一直感念着他，他的题诗至今仍醒目保留在鼓山观音阁东石门附近的崖壁上，与朱熹的题刻相邻而立。被朱熹誉为“闽山第一”的鼓山上，共有历代文人墨客630多幅摩崖题刻造像和汉、梵文字刻，行、楷、草、隶、篆俱全，如同一座天然书法绘画石刻博物馆。在它们中，朱熹和赵汝愚的友情唱和尤其为人称道。
茉莉是舶来品，早在西汉时就经海路而来，因气味幽香不俗而被冠以“天香”的别名。湿润的气候、充沛的雨量和发达的水系，使福州成为产花的最佳场所之一。蔡襄第一次知福州时，就特别喜爱此花，曾亲手种植，并为之写诗作赋。某日与友人同登遍种茉莉花的城南乌石山时，一时兴起还挥毫写下三个行书大字：“天香台”。作为题刻，这三字也至今犹存。而他钟情榕树，则因为它树冠如伞、四季皆绿，所以动员百姓种植。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他改任福建路转运使期间，也下令于福州大义至泉州、漳州700余里的驿道两旁栽种榕树。长亭外，古道边，一株株绿油油的榕树列队成行，摇曳在风中，抚慰了天涯沦落人的孤寂，也呼应了春风得意者的欣喜。如果从空中往下看，往南一路夹道绵延的榕树，如同饱蘸墨汁粗粗画出的一撇一捺，那是作为书法家的蔡襄在八闽大地上恣意龙飞凤舞出的一部大作品。
过了二十年， 闽北建瓯人张伯玉坐到福州太守的位置上了。也是个口无遮拦的犟书生，也得罪过高官强权。这样的人根本别指望宦海仕途能够走得平步青云，但不要紧，有酒喝有诗作，甚好，“张百杯”与“张百篇”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据说，范仲淹曾以其敢言清廉荐于朝廷任职；又据说曾巩也深为其文章精美叹服不已。一个放任不羁、无拘无束的书生，在安徽、浙江等地捧一顶小乌纱帽辛苦辗转，62岁，老了，乡音未改鬓毛衰，终于不再指望仕途的腾达辉煌。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从浙江绍兴“移知福州”。他在福州看到蔡襄命人种下的榕树，已是满枝幽深的绿，绿得像化不开的墨，竟能铺天盖地庇出一片透彻的清凉，于是上任没几天，他即下令编户浚沟七尺。干什么？继续种植榕树呀。治平年间福州府人口大约有30万，城内城外种下的榕树就有上万株，其中种在城北的一株至今犹存，树径已达10多米，树高20多米，冠幅1330多平方米，形似山峰，气宇轩昂，是当之无愧的“福州榕树王”。张伯玉活了65岁，也就是说在“移知福州”仅三年后，他的人生就走到了尽头。人去了，树却留下了，几年后“绿荫满城，暑不张盖”，文人们用诗句是这样形容的：“两岸酒市歌楼，笙歌从柳荫榕叶中出”“榕叶满川飞白鹭，醉吹横笛坐榕阴”。
1985年，福州市花确定为茉莉花；而市树，则定为榕树。
南门兜那一带是公元907年闽王王审知建“夹城”时扩过来的，把两座相距隔两百来米的小山也收进囊中，它们是于山和乌山。王审知为超度父母亡灵，在于山上建起一座砖木结构的高塔，因塔身外刷白灰，被称为“白塔”。与之相对的乌山也有座塔，青色花岗石砌成，高35米，建于五代。两山两塔，加上北面冶城旧址旁的屏山，如今都成了福州的地标。
一直到明朝，城墙仍巍峨立于山下，不知哪位守城将士寂寞难耐时随手在瓮城种下了一棵松树。从那时起，风沐雨浴，这棵树开始蓬勃了，根须曳地，枝叶日盛，终成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1927年城墙拆除，修建马路，这棵榕树于是傲然站到了路中央。第二年，“福建促进国货公会”一群热血青年在树下赫然立起一块刻着“请用国货”四个大字的著名石碑。
国货路向东进去几百米的新港河口，北宋时就已经是福州内河的重要港口。到了明初，在朝廷“寸板不许下海”的严格海禁中，福州却获得小小的例外，成为与居于海上的琉球国往来的唯一始发地。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凡琉球贡船及谢恩使、庆贺使、进香使和留学生等所乘船只，均须在福州登陆。而每逢琉球国王去世、新国王即位，朝廷派遣册封使出访琉球也只能从福州出发。明朝廷允许琉球每两年一贡，但实际上进贡频率既频又密，据统计，明清两朝派遣使团来华的共有884次。琉球商人在福州出售的货物种类繁多，包括珍珠、海参、鱼翅等海产品，而他们从福州带走的货物则主要是陶瓷、宝石、茶叶、漆器、丝绸、药材、纺织品以及中国的书籍、文化艺术品等。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与琉球国的联系，赐“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闽人三十六姓过琉球”。“三十六姓”是个虚指，具体多少人已无翔实资料记载，除了部分人来自漳州、泉州等地外，大部分是包括河口在内的善于造船、驾船的福州人。他们正是从河口扬帆东去，在琉球临海处建起一个叫“久米”的村落，不仅给琉球带去了航海技术，还负责外交文书的编写、翻译和对华贸易等事务。以至于琉球的官方文书、外交条约以及正史等，也都采用中文书写。从那时至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的近五百年间，闽人三十六姓把中国习俗和儒家文化带去，其后裔在久米村兴建孔庙，大兴教育，多人在琉球王府出任要职，成为当地要人。而琉球每年派出被称为“官生”和“勤学人”的年轻学生前来，除进京入国子监读书外，大部分都留在福州读习儒学、天文、历法、地理、医学、音乐、书法、绘画以及冶炼、造船、铸钱、烧瓷、制茶、烹饪等各种技艺，学习地点就在柔远驿内。这些人返回琉球后，大大推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使曾经“缚竹为筏，不驾舟楫”的琉球日渐富足起来。可以想象，那时福州城的大街小巷是多么喧哗，人来车往，口音迥异，服饰参差，却又是一派平和安详。
明成化年间，作为宋元时期对外贸易港的泉州湾逐渐淤塞，外国货运船舶便转往福州河港，主管对外贸易的福建市舶司也从泉州移设福州。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一座具相当规模的建筑物在河口建起，其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左右，最初称为“怀远驿”，后更名“进贡厂柔远驿”，取自《尚书·舜典》中“柔远能迩”，意为优待远方来客，显示朝廷怀柔，其功能就是为了接待琉球国使者、商人下榻，也储放货物，以便让外来的贡品择期北上京城。过了二十六年，即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一位姓邓的督舶太监在河口尾又开凿了一条人工河道，曰“直渎新港”，新港由此得名并沿用至今。有了这条宽阔的水道，海舶巨轮就可以从闽江口经闽安镇择日驶进新港，在河口处登岸。据记载，水部、新港一带因此曾“华夷杂处，商贾云集”。清初柔远驿在兵乱中被严重毁坏，琉球国王上奏清朝廷请求恢复柔远驿，于是康熙下旨重建。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从事中琉贸易的商人联合在柔远驿馆旁又建起琉球商会馆，随贡的琉球商人把带来的商品在此卖出，再把购得的福州土特产和各种工艺品运回琉球。海路迢迢，因病或海难事故身亡的琉球人据查前后有578人，他们大多数由亲友契买山地，安葬在福州仓前山、吉祥山、金鸡山等处，福州郊外的连江、平潭等地至今仍完好保留了几座琉球墓。
鸦片战争后，清廷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惨烈轰开，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接连签下，其中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准许了包括福州在内的五口通商。许多有识之士开始痛心反省，并积极寻求救国图强之道。福州人林则徐提出的“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观点得到很多人共鸣，一场持续三十年的洋务运动终于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朝廷同意闽浙总督左宗棠兴办船政的提议。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又由林则徐二女婿沈葆桢接任主持船政之事。速度很快，在朝廷准奏三个月后，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的船政求是堂艺局就开学了，招进105个10余岁的孩子，聘请法、英两国教师以法语和英语教船舶的制造与驾驶知识，校舍暂寄在市区内的于山上。一年后，求是堂艺局改名船政学堂，搬到离福州城区十几公里外的马尾。此时，不仅校舍已耸立于闽江边，以造船为中心的大型机器制造厂、船坞也陆续在岸边拔地而起，总占地面积达600多亩。从1866年到1911年，船政学堂培养出548名毕业生，派出107名学生赴英法美留学，他们中包括思想家严复、外交官陈季同、铁路专家詹天佑。学成之后，这些人成为中坚力量，活跃在中国近代军事、文化、科技、外交、经济、交通等领域，光照长空。
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船政局已建造出15艘船舰，又从国外购得3艘军舰。在此基础上，福建水师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规模和实力均为全国之首，成为中国海军的摇篮。水师炮船出入闽江口，镇守东南一方，还曾驶往台湾，对虎视眈眈的异国形成威慑力量。闲暇时，不时也有炮船驶进新港，停泊于河口。西岸桥头至今仍葱茏茂盛的那棵参天大榕树，据说就是当年水师的一位士兵亲手种下的。
与闽江北岸内河纵横不同，南岸的仓山却是由丘陵、平原和沙洲滩地组成。五口通商后，英国首先在临江的烟台山开设领事馆，之后法、美、德、俄、日、荷等17个国家也陆续在此设立领事馆或代办处，并建起教会学校、教堂、医院、银行和50多家洋行。目前这些西洋老建筑还残存不少，它们伫立山上，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从烟台山往北看，江正对面紧挨着大桥头有一幢红砖楼房非常显眼，它前楼3层，后楼4层，共有8100多平方米，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1910年接任福州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的华侨领袖黄乃裳捐资45000银元，为青年会购下一块地皮，又四处筹钱建固定的活动场所，得到很多来自海外的捐助。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将自己几年前因调停日俄战争而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12万美元的奖金捐出。九年后，紧邻的桥上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1919年11月16日，日本“敢死队”六七十人在台江大桥和坞尾一带用刀棍砍杀青年学生及上前劝阻的市民，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台江事件”。很快学生罢课、商店罢市先在福州展开，接着波及全国。当时还是天津学生会领袖的周恩来也带头游行，后被逮捕。天津学联于是请福州人刘崇佑为律师进行营救。周恩来出狱后，被推荐赴欧留学，刘崇佑又赠予500元作为路费。
青年会大楼于1912年动工，四年后建成，设有游泳池、健身房、电影院和当时全市唯一的室内灯光篮、排球两用场等，成为福州近代最早、最大的一座综合大楼和标志性建筑。严复、林纾、陈宝琛、林徽因、谢冰心等文化名流都曾在此出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郁达夫先后三次来福州，其中有两次都在青年会楼上临江的房间里住上半年左右，他后来这样写每天推开窗就能看到的闽江：“水色的清，水流的急，以及湾处江面的宽，总之江上的景色，一切都可以做一种江水的秀逸的代表；扬子江没有她的绿，富春江不及她的曲，珠江比不上她的静。人家在把她譬作中国的莱茵，我想这譬喻总只有过之，决不会得不及。”
有意思的是在前后共六篇的系列游记《游闽滴沥》中，郁达夫还写了在这一带见到的福州女子：“不但一般皮肤细白，瞳神黑大，鼻梁高整，面部轮廓明晰，个个都够得上美人的资格，就从身体的健康，精神的活泼两点来讲，也当然可以超过苏杭一带的林黛玉式的肺病美女。我所以说，福州的健康少女，是雕塑式的，希腊式的；你即使不以整个人的相貌丰度来讲，切去了她的头部，只将胴体与手足等捏成一个模型，也足够与罗丹的Torso媲美了。这原因，是在福州的女子，早就素足挺胸，并没有受过裹脚布的遗毒的缘故。”显然夸张了，他写这些文字时，我母亲已两岁，正生活在离他住的青年会两百多米外的下杭路18号家中，动不动就会被长辈抱到江边桥头玩耍。外祖母那时才20岁出头，一年多后就因病早逝，竟一张照片都没留下。作为一家制售藤编家具的商行女主人，她从容颜到服饰应该都过得去，至少算中上，不知道哪天某次从青年会外走过时，是否也被郁达夫瞥进眼帘。
与闽南女人相比，福州女人性情更豪气硬朗，“好吃”几乎是她们最大特性，所以鱼丸、肉燕、芋泥、白丸子、肉馅咸元宵之类需要精工细作的小吃才能得以普及与传承。但也有人以多种食材混炖一起的“佛跳墙”为例，推断福州女人也有“懒做”的一面。多少也有吧，毕竟任何人的精力体力都有限，能精准抓住要害，省时省力优化一切，这所谓的“懒”，是不是也可以与“聪明”画上等号？谢冰心对巧克力情有独钟，林徽因对楼下传来的煎牛排香气念念不忘，这两个福州女人都又美又飒，在“吃”这事上不含糊，事业上更是勤勉彪悍，一辈子都闪闪发光。
男人似乎因此黯淡了，看上去敦厚绵柔无棱无角，一副得过且过的老好人模样。真的吗？当然不是。敢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生死存亡前夜深情写《与妻书》的林觉民、把24岁年轻生命交付戊戌变法的林旭以及那些一茬茬渡海蹈涛过台湾，乃至下南洋、赴海外谋生的福州男人，他们哪个不是在稳重内敛的谦和外表下，仍一腔血性、勇气如虹？
从当年无诸在冶山举剑立盟起，两千两百多年过去，这座城一直在东南一隅温润向前。四周青山依旧，城中水流舒缓，春秋平静更替，晨夕柔媚起伏。很幸运，远方的剧烈战火很少波及于此，山珍海味又一应俱全，于是乐山的智者与乐水的仁者便获得安身立命，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