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摘要：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一份出自杭州23岁汽轮机工人之手的“总理遗言”曾以油印、手抄的方式传遍全国并引发牵涉数千人的政治大案。作为此事当事人之一，《江南》杂志主编、出版人袁敏所著详述“总理遗言”案来龙去脉的《重返1976》前不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蛐蛐儿：遗言制造者。其时23岁，杭州汽轮机厂学徒工。1976年5月5日在杭州被抓，后押送北京。1977年11月出狱，两年后平反。先后出任杭州汽轮机厂团委书记、浙江日报文艺部主任、《东方青年》总编。1989年生病吐血，脑颅开刀，手术不成功，之后又多次手术，均未达到预期效果，从此基本失语，卧床至今。
瓜子：总理遗言案重要当事人，其时23岁，杭州半山发电厂工人。曾被公安部门认定：“总理遗言”是“瓜子的脑袋，蛐蛐儿的笔”。1976年5月9日在上海被抓，后与蛐蛐儿同车押送北京，并与蛐蛐儿一起在1977年11月出狱，两年后平反。1989年与蛐蛐儿几乎同时得病，肝肾综合症，几度病危抢救，前后住院六年，九死一生。1994年终于战胜病魔，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班至今。
阿斗：总理遗言案主要当事人，和蛐蛐儿、瓜子系中学同学。1976年5月13日在浙江江山717军工厂被抓，与蛐蛐儿、瓜子等七人同车押送北京。1977年春节前被先期释放。现为浙江省发改委干部。
晨光：总理遗言案主要当事人，被公安部门定性为“总理遗言反革命预谋会议”的“狗肉聚会”参加者中年龄最小的成员。1976年5月7日在其当工人的浙江省机科所实验工厂被抓。粉碎“四人帮”后被释放。现为浙江省某局的干部。大耳朵：总理遗言案主要当事人，“狗肉聚会”的始作俑者。1976年在浙江萧山某电力安装公司任管理员。先被两次传讯，5月7日在浙江临安新溪坑被抓，与晨光、毛宁一起先关在杭州市公安局，后关押在天目山留椿屋。粉碎“四人帮”后释放，现为杭州某公司技术人员。
毛宁：总理遗言主要当事人，其时31岁，杭州江城中学体育老师。1976年5月26日在抱着两岁的女儿去医院看望父亲回家的路上被抓。后关押在留椿屋。粉碎“四人帮”后释放。现已退休。
蛐蛐儿爸爸：杭州市第一医院院长，因此案牵连被抓，关押北京。现已去世。
阿斗爸爸：老干部，因此案牵连被抓，关押北京，现已去世。
瓜子爸爸：老干部，因此案牵连被抓，关押北京，现88岁高龄，离休在家。
非常感谢和欢迎大家冒着严寒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重返1976》新书座谈会。我们选择在这个会议室，也没有找酒店，不搞那些排场，就想实实在在的，大家有一个深入的交流。
刚才社长已经对这本书做了特别重要的评价，我还是谈一点感受吧。“总理遗言”这个事发生时，我们还很年轻，当时在杭州简直就是一个惊天大案，特别大的事。
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还不到16岁，在我们那个年纪的还不大谈论这样的话题。我知道这事是在很多年以后，通过香港一个作家写了《邓小平传》，看到有关这一段的叙述。
我第一次看到袁敏的《重返1976》，是我们开了一个关于文革的专栏，它是我们那个专栏里非常有分量的东西。之前我们听说过袁敏一家人被牵扯进“总理遗言案”的事情
看了旭烽的写给袁敏的信，我觉得已经讲得非常透彻了。在我看来这部书里有三个“史”：第一，是后文革的时代史，1970年以后是后文革，我们都记得前文革，
我跟李君旭共事了八年，我们两个同一天从杭州汽轮机厂调出去的，但是他比我早进厂。本来都忘了很多事，看了袁敏的书就都想起来了。
面对袁敏的《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我犹豫着不知道从何落笔。从2006年第一次读到它的开篇《我所经历的1976》——那种好奇
历史是一条长河，有些年份因其发生的重要事件而被赋予了历史意义，成为了这条长河上的航标。1976年，对于中国现代史来说，就是一座非常重要的航标。
在这时读《重返1976》，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是我还是读了进去。不是因为我天性喜欢沉重，而是我需要一些与生命更贴近的真切的东西
关于这本书我想讲的前言、后记当中都已经说了，大家看完书，我想说的东西都在里面了。刚才潘社长也介绍了，我自己也是一个出版人，这本书我是一个作者，
看完全书，感觉挺震撼的。我觉得这种震撼，与其说来自你讲述的“总理遗言案”本身，倒不如说来自于你藉由这一事件引发开去的对时代、人性和命运等深层命题的感悟和反思；与其说是你完成了对这一事件的追溯，倒不如说你追踪记录了那一重要时刻，及其在当事人心灵和命运中投下的光和影。
前天晚上我看到社里给我发过来的资料，我也很高兴。因为天安门事件，我当时也是热血沸腾的时候，刚刚工作。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我跟我的孩子讲当年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