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尿毒症21年的林晓辉，曾一度将自己关在家里，拒绝与外界交流，对未来充满迷茫和恐惧。他从未想过，自己写的诗有一天会印成铅字，被收进诗集。和他一样，很多“透友”也不曾想过自己会变成“诗人”。如今，梦想成真：一本崭新的诗集放在他们面前，让他们激动不已。
这群特殊的“诗人”来自深圳市龙岗区宝兴医院，他们每周与透析机、针管、瘘管等打交道。转机发生在他们加入医院肾友互助关爱中心胡杨林艺术团的那一刻，在周末的体育文娱活动中，他们重新拾回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2020年起，在志愿者的教学辅导下，胡杨林艺术团的“透友”们开始学习写诗。《我的余生》便是他们5年来的创作精华，包括27位“透友”的100余首诗作，以及医护人员、志愿者的诗作，“透友”诗歌创作群聊天记录节选，志愿者、摄影家的手记。该诗集近期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并于深圳图书馆举办了一场特别的首发式暨鉴赏会。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一群普通但不平凡的诗人们的诗集问世，需要一场敬畏的首发式，创作出这部诗集的诗人们，应该被世人认识。”首发式前一天，作家邓一光写下的这段话，准确地概括了此次活动的意义——胡杨林艺术团的“透友”们并非文学界的“专业选手”，但他们和专业作家一样，用真挚的情感书写了生命的坚韧与希望。
邓一光与胡杨林艺术团的缘分始于2023年底。在第六届红棉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一群特殊的获奖者登上舞台，领取了“优秀诗歌奖”。他们正是深圳市龙岗区宝兴肾友互助关爱中心胡杨林艺术团的“透友”们，获奖作品是他们集体创作的诗集《我们》。同在现场领奖的邓一光主动提出，愿意为胡杨林艺术团提供志愿服务。
这是《我的余生》的缘起。据《特区文学》副总编辑、《红棉》主编，同时也是《我的余生》主编的阮雪芳介绍，当时在颁奖现场，胡杨林艺术团诗歌指导马睿诗代表“透友”们向广大文学名家发出呼吁，希望得到专业的写作指导。作家邓一光、诗人姚风等获奖者当场响应。半年时间里，他们从“透友”们创作的400多首诗中精选出100余首，集结成《我的余生》。
“我们把诗歌当成倾诉内心情感的平台，诗歌让我们慢慢转变，解放思想，接受正规治疗，积极勇敢地面对生活。”《我的余生》作者之一林晓辉在诗作《编制生命的透析机》中写道：“我用蓝色的床单画一个泳圈，剪下一条有翅膀的鱼，游出透析机”，充满着对生命的渴望。
出生在河南农村的邓芷仪，于2016年冬天加入胡杨林艺术团。在她笔下，透析机像“喝了红酒一样全身红彤彤”，“全身滚烫，为了患者延续生命，它一直沸腾自己”，这些质朴而真挚的诗句背后，是她的乐观与幽默。她说：“文字的力量太强大了，我们用文字书写命运，把透析写成‘美容院’、写成“上班”，文字记录了我们透析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了我们的疼与痛……”
更多的“透友”写下了他们在疾病中的挣扎、对亲情的眷恋、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的期盼。透析快16年的石丹彤动情地说：“曾经，我也和许多人一样，认为透析就意味着生活的终结，意味着梦想的破灭。”然而，接触到诗歌后，她被诗歌描绘的意境和表达的情感深深打动，仿佛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和美好的世界，“在诗歌的世界里，我找到了宣泄情感的出口，找到了与病魔抗争的勇气，也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热爱”。
“在‘透友’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坚强不屈、生生不息的高贵品质。”阮雪芳表示，诗集中的每一位作者都在用诗歌重新审视生命，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正是爱的互动与凝聚，让他们在困境中找到了希望。“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文学的精神，以及文学最纯朴的本质，帮助人们实现对生命的观照。这种观照让我们的生命更加阳光、快乐、有尊严。”
在《我的余生》创作过程中，志愿者们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书中还收录医护人员、志愿者和摄影家的手记，多视角展现了“透友”们的立体生活。马睿在“志愿者手记”中提到，诗歌创作不仅让“透友”们找到了生活的寄托，更让他们找到了与世界对话的方式：“诗歌是他们内心最温柔的存在，他们用文字留下自己的脚印，写出了文学最本质的‘真善美’，这是文学创作最质朴的原理——生活。”
“展现真实的生命力度”
近年来，素人写作强势兴起和蓬勃发展，为“新大众文艺”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新元素。这些由非专业写作者以真实的生活体验为基础创作的作品，因质朴和真情打动了无数读者。《我的余生》正是“新大众文艺”的生动体现，如深圳市作协副主席谢湘南所言，诗集中的作者们并非专业诗人，但他们的诗歌却展现了真实的生命力量。
“AI也能写诗，但没有具体生命场景的诗是没有意义的。”谢湘南认为，诗歌的意义在于个体的生命体验，《我的余生》正是这样一本充满痛感与生命力的诗集，诗集中的很多诗作拓宽了诗歌的表现力，“诗歌找到了你们，你们也找到了诗歌”。
“比书写生命更有力量的是生命书写。”《书都》杂志总策划李晓锋在读完《我的余生》后谈到，这些诗人的作品虽然源于病痛，却充满了爱与希望：“病友们的笔下，漫长的透析年份成为了新的生命尺度。余生也就由苦挨变成‘乐享’。”
“每个人、每个生命都是弱小的，我们就像小雨点一样从天空落下来，我们也不知道大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邓一光认为，正是这些“小雨点”通过写作，滋润了自己，也影响了他人。他举例说，一位在烟台的读者因为读了这些诗，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老师，我还是要坚持喝药。”这种文学的力量，正是《我的余生》想要传达的核心。
《我的余生》只是一个开始。如花城出版社社长、《花城》杂志主编张懿所说，写作者通过日常的生命变化，走入新的个体体验，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成长为诗人，他们身上永远有不断努力的力量。